大学生活琐忆：1989年的夏季

　　1989年的夏天炎热而难熬。高考之后，填完志愿，便是盼望公布分数。每天吃过饭，闲起来，就看墙上的挂钟，看挂在家里脸盆架上方的日历。月份牌画着“嫦娥奔月”的背景，天空的底子是深蓝色的，很凝重，嫦娥举着一个花篮，面容安祥，我倒想起来观音。她身后黄白色的月亮很大。近的像个月亮门，一点都不神秘。妈妈在挂月份牌的钉儿上拴个绳儿，吊上个卡子，每过一天，就翻过一页日历卡上。
　　等我关注起了月份牌。早晨就把前一页日历，狠狠地撕掉，留下一个毛糙的的碴儿，用奶奶的话说，叫“疤瘌狗啃”的。他们说起来的时候，我就踩着凳子，翘着脚把月份牌摘下来，手往里探，把余下的碴儿扯干净。近似无聊，时间是用来浪费的。
　　妈妈在院子里搭个小炉子，给我熬着汤药。什么滋阴补气的功效，我都不关心。看见她烧着玉米茬子，烟气大，看着火候还不能离人。药罐里的水泡着草药，冒着均匀的小泡儿。熬一副药，几乎要花费一个上午。专心于一件事，时间会过的更快。于是，我自告奋勇，掌握了熬药的大致要领，就让妈妈离开。我一点点地往炉子里塞茬子。等身边的筐空了，我懒着去拿柴禾，就干了一件到现在还懊悔的事儿。我进屋把自己从初一写到高三的日记本，搬了出来，一次撕个三五页，从纸张断裂的清脆声中，我竟然有种满足。看见他们在火中化成了灰儿，我竟然有重生的感觉。鬼使神差地边撕边烧，22本日记都烧了，药也熬好了。
　　分数终于公布了。89年的学潮，各高校缩减了招生计划。我的分数接近本科段，但是我的专科志愿报的偏低。要是能找找人，改下志愿就好。如愿以偿的话，这是一辈子的事啊！父亲也着急了。托单位的领导打听，终于得知附近村里有个乡亲，在省里的招生部门工作。父亲花了一百多元（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买了两条好烟送去，请乡亲帮助通融。
　　我心里更没底了，原来是盼望，现在又加了一层焦急。以前本省的录取工作，在县城的一家宾馆进行。门口有军队战士站岗，围墙是铁筋焊成的扎枪头儿，并排立着。外面站的都是焦急的家长、学生，像探监一般。今年的录取地却改在大庆市。有劲儿使不上，连着急都没个抓手。只能盼着父亲早点回家，看能不能带来啥消息。我自然是失望的。
　　过了几日，父亲单位的领导，去大庆市办事，帮我打听到消息，通知书已经从邮局发出，是专科的第一志愿。看起来，烟是白送了，志愿没改了。令我沮丧的是，某师院的录取分数比我的高考分数低了20分。在半分都能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20分是啥概念？况且，去这个学校，我去年的分数就够了，放弃只为更好，谁知道辛苦一年，还是回到了原地。
　　我的理想是当个会计。只要能当会计，管它啥学历？倒不如去个中专。这个认知当时觉不出得失。可就在前几年，我在市油米厂门口，遇见了同学。人生的阴差阳错，真是难以设想与预料，当年她考入省粮食学校（中专）会计专业，毕业后到油米厂当会计。现在则在大气候下，在单位买断了工龄，等着领取几千元的遣散费……
　　当年教师的地位不高，挣的也不多。不喜欢当老师的人不少。可是没办法，都录取了，总不能还去复习吧？父母小心翼翼地跟我商量：先去念书吧，毕业再想办法改行。我不置可否。倒是一位高中同学的话我听进去了，她顶替当教师的父亲进了学校，正在某师范大学进修。记得她说，教师的职级，相当于干部。咱们先弄个干部籍，以后的事情，就事在人为。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跟她正坐在汽车上颠簸着。土路，两旁的小杨树已经婷婷玉立、郁郁葱葱，树间的杂草茂盛，绿的生机盎然。树边沟的土被雨冲刷后，被日光晒成了硬壳，像微缩的高原，这样的景色在窗外起伏着。“顿悟”是一瞬间的事儿。我找不到理由与途径，激烈的思想斗争，就化干戈为玉帛了。上车时候的沮丧心情一跑而光，下车之后，竟然为了“干部籍”，有想翘起下巴的小得意。
　　家里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准备行李，领我买衣服。我去学校取档案的时候，遇见麻烦，我档案竟然丢了。学校说，招生办退回来的档案就没有。去市招生办找也没有。没档案如何去报道？招生办主任跟父亲认识，他边劝父亲，边给他找了几份空白的学籍表，让我们抓紧回去补。父亲只能开车拉着我，从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一站一站地跑，找校领导盖章。他边开车边抱怨学生档案管理的混乱，情绪激动，是心情原因还是路况不好？我颠的难受，又担心又害怕，还不敢出言提醒。
　　毕业上班之后，遇见过一类人，他们有本名、曾用名，既成事实已经多年，也不必隐瞒。他们中有的津津有味讲起来，当年冒用旁人名字或者分数档案上学的往事。我才明白，我丢失档案的去向，面对明日黄花，只有一笑了之，明白社会的公平，只是相对的。
　　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该准备的几乎都齐备了。我当时梳着短发，标准的学生头，即将是大学生，烫个头不碍事吧？以前，我卷个刘海儿，她都要说我“摆浪子”、“臭美”，现在，她任我去村里十字街的一家理发店去烫头发。
　　理发店在十字街路北，是“一面红”的连挤平房。女理发师有30多岁，穿着白大褂，热情地招呼我。村子小，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她也知道了。她说要给我烫最流行的发型，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把我两侧的头发剪短，抹冷烫精，吹风、发蜡，忙活了好一阵儿。之后，她后退几步端详着，直夸我漂亮，我照照镜子，一见小卷扣了满头，显得脸更圆了，说不出的别扭。也许是没看惯？我安慰着自己。
　　回来的路上，我溜着道边走，仿佛行人都瞅我的新发型似的。一阵风地进了家，妈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烫个“小媳妇头”。妹妹也随声附和。我不到20岁，怎能像“小媳妇”呢？我觉得又羞又恼，追悔莫及，却又毫无办法。剪短是不能了，只能把卷熨直，看能否补救。可怎能拉得直呢？妈妈看我失魂落魄，又想法收回评论，连作客的姑姑都来劝我，直夸我的发型好看。可她们无论怎么自圆其说，我对自己的“小媳妇头“还是耿耿于怀。
　　终于，我梳着很怪异的卷发，心情复杂地盼到开学的日子。当我拿着户口，粮食关系走出家门，有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跃跃欲试，更像从树上落下的叶子，把自己交给了命运的风。从此，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