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条街的回忆
2020-09-27叙事散文木祥
木祥我还没有二十岁的时候,就常在金官古镇上做生意。我常去联系生意的一家人姓范,人们都叫他老范。老范是一个老马帮,他的儿子曾和我一起怒江修公路。老范家住在古镇的中街,门口有一口老井。也不知这井是什么时候修的了,井口是四方的,不象别处的井,井
木祥
我还没有二十岁的时候,就常在金官古镇上做生意。我常去联系生意的一家人姓范,人们都叫他老范。老范是一个老马帮,他的儿子曾和我一起怒江修公路。老范家住在古镇的中街,门口有一口老井。也不知这井是什么时候修的了,井口是四方的,不象别处的井,井口是圆形的。整个三川坝的人,还有街上的人都叫这井为“四方井”。四方井边上有一棵大榕树,一年四季枝繁叶茂。井水很旺盛,整条街上的人,都吃这井里的水。
老范是四川人,赶马的时候在金官古镇安家了。老范有一只眼睛瞎了,他说是赶马的时候被牲口踢瞎了的。老范眼睛不好,但算账很清楚,我和他每做一次生意,他都没有吃过一次亏,当然,我觉得他也没有让我吃过亏。我和老范家做生意,都是由我到山上去趸山货,由老范家在街上零卖。我也知道把货拿给老范去销,在价格上要便宜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去街头上卖,却还卖不到老范给我的价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感谢老范,是他教会我了生意,教会我了生活。我在老范家做生意的时候,四方井里曾淹死过一个人,听说是一个马帮,因为神经失常跳了井的。那时候,我有时也因生意不顺心而烦恼。我对老范和他的儿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过的时候谁个没有,但我们怎么就是不会神经?老范和他的儿子听了都觉得我说话好笑,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好朋友。
在四方井旁边,有一个开小店的老人,人们都知道他姓万,叫他万老板。我到老范家的时候,常到他的铺子里去买一盒烟,一包火柴什么的。万老板旧社会也是马帮,听口音好象是大理人。我问老范,万老板是哪里人,老范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老范只说万老板从年轻时候赶马,一直赶到解放前夕。万老板解放前是帮人家赶马,整年都在路上,无田无地。解放后土地改革,万老板成了小商贩阶层,属于供销合作社管理,于是就到街上来开店。一条街上的人都叫他“社干”,“社干”的意思是:合作社的干部。合作社的干部,那几年是十分吃香的人物。那时候,买茶叶,买肥皂都得凭证供应,可想而知,“社干”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万老板开店的那几年,也和赶马的时候一样风光。
万老板赶马的时候就常在街上做生意,知道街上的行情,也和街上的生意人熟悉,到街上做生意,也就得心应手。万老板赶马时候娶不到媳妇,到了开小店时,却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女人。一条街头上的人,都说万老板有艳福,他赶牲口的时候,在赶马路上就有相好,到了老了,却又娶到了年轻漂亮的女人。这真让人羡慕而又妒忌。可惜老板万比媳妇死得早,万老板死的时候,媳妇才五十来岁。万老板怕媳妇难渡他死后的寂寞的日子,就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一部份,为媳妇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街上有自行车的人相当少)。媳妇学了半年才把自行车学会,整天骑着在三川坝子里乱跑,在金官街上走来走去,打发着寂寞的时光。老板万的媳妇会骑自行车,但不会摇车铃(可能是骑车不熟悉,来不及摇),车行在路上,老远喊着过路人:“妹妹——让车让车”或者喊:“哥哥——让车”。前些日子我到金官古镇去采访,整个三川的人,整条金官街上的人,都还记得有老万这个老马帮,有一个骑自行车喊人让车的老太太......
四方井下面,还有一个小食馆。食馆也是供销社开的,想不到,做厨师的,也是一个老马帮,叫杨德贵。老杨人瘦瘦的,嘴里经常刁着一只白烟,系着一条蓝布长衫,胸口上用白广告颜料写着“供销社006”几个字。那时候,到食馆里吃得起饭的人不多,整条街一个食馆,却还清清淡淡的。金官街上的人,有了点钱,偶尔也吃食馆,但饭自己家做,肉到食馆里端。老杨的肉,都是一次炒好,放在一个大瓷盆里。买肉的人,可以买一盘,也可以买半盘。我记得,一盘是四毛钱,半盘只收两毛,相当适惠。 我小时候到街上去,喜欢到小食馆门口去东瞄瞄西瞄瞄。那时候在村子里玩得没有意思了,就到金官街上去,街上的每一个门市部里的东西都被看过无数遍。到街上去,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到街上去只是去看热闹。到小食馆去瞄,也是上街的一个内容,没有想到那时候看到的小食馆,也能进入我的文章。我想起,那时候吃食馆的,多数是一些赶马人,赶马车的人。赶马人,把牲口吊在食馆门口的一棵电杆上,再把饲料口袋套在牲口的头上,一匹牲口一个小口袋,让它们慢慢地吃,自己就放心地进了食馆。赶马车的人,把车赶到食馆门口,停好车,喂好牲口,也坐进了食馆里边。我很羡慕那些赶马车的,头戴一顶大理产的细白草帽,草帽顶上还缀着花,草帽下面,拴着蓝色的,白色的好几条带子。老杨和马帮们熟悉,声音很大地招呼着马帮们,他嘴上的那支烟,和人打招呼时也不取下来,在嘴边上一抖一抖的。很多时候,马帮们要老杨也来喝一杯酒,生意闲下来,老杨也赔着喝一杯。马帮们喝了酒,话比较多,小食馆里象吵架一样,非常有意思。 在金官古镇上,老的赶马人,我大多不认识,年轻的赶马人中,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王国贵,街上人都叫他“老贵”。老贵家父亲也是赶马人,所以,老贵从小就帮父亲喂马,放马。久而久之,老贵就一心只想着赶马,书也不想读。他家里的人说,是老贵的父亲把老贵给害了,从小就让他喂马放马,就和马感情深厚起来了。老贵成绩不好,考学考不上,补习没有心思,没有办法,家时就只好遂了老贵的心愿,让老贵赶起了牲口。当时是帮生产队赶马,苦工分。可是,赶马没几年,到了1981年,包产到户了,老贵就买下了他赶的那两匹牲口,自己经营起来了。靠山吃山,靠街吃街。老贵赶马,不再只苦工分,驮菜卖,驮米卖,什么找钱驮什么,天天都有钱进。积蓄了一点钱,老贵就又卖了马,换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那时候,政策才开放,好些人都还没有转过弯来,连我都对他买拖拉机的事有一些怀疑,怀疑他干的事是否符合政策。老贵却把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白天出去拉货,一到晚上就在打扮他的拖拉机。他的拖拉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车身车头擦得干干净净,扶手上还常拴着一条花毛巾。我的印象里,他的拖拉机上还焊了一个小铁笼子,里面装有一个喝开水用的玻璃瓶子,瓶子外面还有一个塑料线织的套子。自从开起了拖拉机,老贵的衣服也穿得整洁起来,把赶马穿的那身对襟衣换了,穿上了茄克衫了,这和他和赶马的时候大不一样。老贵把手扶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政策也不见变,而且越变越好。很多人这才跟着老贵买拖拉机,街上手扶拖拉机多了起来。手扶拖拉机找钱又比较难了,老贵马上把拖拉机换成了大汽车。老贵的大汽车是“昆明”牌,是金官街上个体户的第一辆大汽车。第一辆大汽车,当然又最能找钱,老贵又是街头上让人羡慕的人。我这才觉得老贵读书不行,总不如我。但他赶马,开车都比我强,思维也敏捷。改革开放这几年,他干的事总是对的,他总是能走到人前面。 这次到金官街采访马帮,我特地去找了小食馆的杨德贵,杨德贵已经死了。又去找老贵。老贵也没有开大汽车了,买了一辆中巴车跑昆明,专门拉金官的生意人到昆明去出货。这天,老贵出车上昆明了,我问了一问街上的人,他们说,老贵很会拉拢人心,客源总是比别的车多。坐他的车的人,常客都有优惠,旺季淡季都是一个价,客人上货下货,他都帮忙人家,舍得吃苦。我想,老贵过去只是一个赶马人,文化也不高,但怎么总是能适应社会这个大市场呢?听人说,他的家里,弟弟,妹妹,妹夫,全家人都是驾驶员,都靠开车过日子。街上人都还说,要是不解放,他们全家可能都是赶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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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井下面,还有一个小食馆。食馆也是供销社开的,想不到,做厨师的,也是一个老马帮,叫杨德贵。老杨人瘦瘦的,嘴里经常刁着一只白烟,系着一条蓝布长衫,胸口上用白广告颜料写着“供销社006”几个字。那时候,到食馆里吃得起饭的人不多,整条街一个食馆,却还清清淡淡的。金官街上的人,有了点钱,偶尔也吃食馆,但饭自己家做,肉到食馆里端。老杨的肉,都是一次炒好,放在一个大瓷盆里。买肉的人,可以买一盘,也可以买半盘。我记得,一盘是四毛钱,半盘只收两毛,相当适惠。 我小时候到街上去,喜欢到小食馆门口去东瞄瞄西瞄瞄。那时候在村子里玩得没有意思了,就到金官街上去,街上的每一个门市部里的东西都被看过无数遍。到街上去,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到街上去只是去看热闹。到小食馆去瞄,也是上街的一个内容,没有想到那时候看到的小食馆,也能进入我的文章。我想起,那时候吃食馆的,多数是一些赶马人,赶马车的人。赶马人,把牲口吊在食馆门口的一棵电杆上,再把饲料口袋套在牲口的头上,一匹牲口一个小口袋,让它们慢慢地吃,自己就放心地进了食馆。赶马车的人,把车赶到食馆门口,停好车,喂好牲口,也坐进了食馆里边。我很羡慕那些赶马车的,头戴一顶大理产的细白草帽,草帽顶上还缀着花,草帽下面,拴着蓝色的,白色的好几条带子。老杨和马帮们熟悉,声音很大地招呼着马帮们,他嘴上的那支烟,和人打招呼时也不取下来,在嘴边上一抖一抖的。很多时候,马帮们要老杨也来喝一杯酒,生意闲下来,老杨也赔着喝一杯。马帮们喝了酒,话比较多,小食馆里象吵架一样,非常有意思。 在金官古镇上,老的赶马人,我大多不认识,年轻的赶马人中,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王国贵,街上人都叫他“老贵”。老贵家父亲也是赶马人,所以,老贵从小就帮父亲喂马,放马。久而久之,老贵就一心只想着赶马,书也不想读。他家里的人说,是老贵的父亲把老贵给害了,从小就让他喂马放马,就和马感情深厚起来了。老贵成绩不好,考学考不上,补习没有心思,没有办法,家时就只好遂了老贵的心愿,让老贵赶起了牲口。当时是帮生产队赶马,苦工分。可是,赶马没几年,到了1981年,包产到户了,老贵就买下了他赶的那两匹牲口,自己经营起来了。靠山吃山,靠街吃街。老贵赶马,不再只苦工分,驮菜卖,驮米卖,什么找钱驮什么,天天都有钱进。积蓄了一点钱,老贵就又卖了马,换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那时候,政策才开放,好些人都还没有转过弯来,连我都对他买拖拉机的事有一些怀疑,怀疑他干的事是否符合政策。老贵却把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白天出去拉货,一到晚上就在打扮他的拖拉机。他的拖拉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车身车头擦得干干净净,扶手上还常拴着一条花毛巾。我的印象里,他的拖拉机上还焊了一个小铁笼子,里面装有一个喝开水用的玻璃瓶子,瓶子外面还有一个塑料线织的套子。自从开起了拖拉机,老贵的衣服也穿得整洁起来,把赶马穿的那身对襟衣换了,穿上了茄克衫了,这和他和赶马的时候大不一样。老贵把手扶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政策也不见变,而且越变越好。很多人这才跟着老贵买拖拉机,街上手扶拖拉机多了起来。手扶拖拉机找钱又比较难了,老贵马上把拖拉机换成了大汽车。老贵的大汽车是“昆明”牌,是金官街上个体户的第一辆大汽车。第一辆大汽车,当然又最能找钱,老贵又是街头上让人羡慕的人。我这才觉得老贵读书不行,总不如我。但他赶马,开车都比我强,思维也敏捷。改革开放这几年,他干的事总是对的,他总是能走到人前面。 这次到金官街采访马帮,我特地去找了小食馆的杨德贵,杨德贵已经死了。又去找老贵。老贵也没有开大汽车了,买了一辆中巴车跑昆明,专门拉金官的生意人到昆明去出货。这天,老贵出车上昆明了,我问了一问街上的人,他们说,老贵很会拉拢人心,客源总是比别的车多。坐他的车的人,常客都有优惠,旺季淡季都是一个价,客人上货下货,他都帮忙人家,舍得吃苦。我想,老贵过去只是一个赶马人,文化也不高,但怎么总是能适应社会这个大市场呢?听人说,他的家里,弟弟,妹妹,妹夫,全家人都是驾驶员,都靠开车过日子。街上人都还说,要是不解放,他们全家可能都是赶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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