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体

隶 书 体
　　　　　　　　　　·浇 洁
一

　　我永远也想象不出，假如生活中没有他，我的日子会怎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极力支撑的高塔，他就是我磐实的塔礅。我是个不善安排生活的人，如果房中有两道门可以出去的话，我不知该走左边那道门还是右边那道门。

　　　　　　　　　　　　　　　　　　　　二

　　我从家里出来，横穿一条马路，拐两个弯，就到了县委大院。上九九八十一个台阶，喘着粗气爬上六楼，就到了他宿舍门前，迎接我的是他一副妩媚雅正的隶书体对联：“座上清茶交友，家庭简朴立身。横批——乐在其中”。他家木门常虚掩着，一般不用敲，我轻轻推开，换上门边拖鞋，像自家人似的，进厅堂。正厅堂一幅他儿子画的松鹤延年寿星画，画边悬着一副室联——“静观世事明耳目，广交益友逸情怀”，身后挂着一幅同样是他儿子画的气势恢宏的山水画，画下安放了一套陈旧的藤茶椅，来客坐在长藤椅上，抬头就能看见左上方一幅同样出自他之手点画圆转、妩媚清整的隶书，内容是德国塞缪尔·乌尔曼一篇名为《青春》的精美散文：“青春不是年华，而是一种心态；不是玫瑰般的脸庞，红润的嘴唇和敏捷的双腿，而是坚韧的意志，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无穷的激情……”这套近一百平方米三室二厅的右边右侧就是他的卧室兼书房。旋开房门，他十有八九背对着我正伏案疾书。与他码放得整齐有序的书刊资料相比，他穿着散淡随意，夏天在家常一条内裤，一件有许多破洞点缀着斑驳汗迹的白背心，露出大面积略有色斑的肌肉。而一头浓黑乌亮的细密软发（好得如同昂贵的假发），和转过脸正对你的一双漆黑如夜的眸子，微笑、机敏、活跃的眼神，明显背叛了他年过花甲的风霜岁月，坦露出一颗青春激荡的心，一颗妇孺童叟、鸿儒白丁都能沟通交融的心，就像他不到四岁的外孙女喜欢粘他，一来就爬到他身上一样，外孙女用笔随意涂上点和线，他都能依着那点和线，画出她喜欢的白兔花猫、红花人头。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只有这颗博大宽容的心，才是我绕不过的停靠码头，并从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品尝人情的美好。

　　道南路（崇仁小城，唯一以明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吴道南冠名的街道）99号，县委大院六栋5—01室，是有着十来万城镇人口的县城，我忧喜痴憎时唯一能去唯一想去的地方。

　　　　　　　　　　　　　　　　　　　三

　　他，就是我的老师——段文华先生。凡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人物”。“若生逢乱世，必是一方英雄，如今只落得帮人写写材料，出出主意，做个幕后军师”。小城人为他感喟不已。可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的老师，一位如父如兄令我尊敬爱戴的长辈。

　　认识他，还是在1986年暑假。爱好文学的我在老家写了一封信，寄了两首散文诗到县里一份名为《宝水》的刊物。不久，就接到段老师一封字体工整妩媚、语意诚恳的回信。至于信里写什么，我已大部分忘却，只记得有这样一段话：“在我想象中，礼陂乡沧源村，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不知我这封信，你能收悉否？”信中约我有空到县文化馆找他，并详细告之我线路方位。

　　在我的臆想里，他该是位慈祥的老妪，因为只有温存的老妪才有这么一手工整妩媚的字，才有这样一颗细腻诚挚的心。不久，我便怀揣文学的梦，按图索骥朝圣般来到了文化馆。在老文化馆陈旧灰暗、嘎吱作响的木板房二楼一间办公室，我见到了令我惊愕、眼前一亮的段文华先生。嘿！原来他是位身高足有一米七五，着白衫黑裤，挺拔英俊，不满四十的男性！对他的这份惊愕，多年后，我在周国平的文章里找到了依据：“从本原上说，两性特质并存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大自然仿佛要通过他们来显示自己的最高目的——阴与阳的统一。”

　　当时找他的还有另外一名文学爱好者。中午，我们便被他强留着吃了一餐饭。柴火炉子上烧的是那年代奢侈的豆腐氽肉。他还和我们说：“搞文字用脑的人，再怎么也要半个月吃一次豆腐氽肉。”以后，达几年之久，我们没少挤在他仅八九平方米的阴暗小房间吃豆腐氽肉，直到师母进城。那时县里以段老师为首，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每隔一星期，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便聚在一起谈诗论文，还编办了《山茶》《巴山》等文学刊物。担任辅导，帮我们修辞润色，做事最多的便是段文华老师。

　　初次见他，不能忘怀的还有他那顶挂在床上不知有多少年月的青黑色蚊帐，蚊帐上打满了黑色或白旧成灰的补丁，非常扎眼。我吃着滚热香甜的豆腐氽肉，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板，看着满目疮痍的蚊帐，叹了一口气，记得当时另一位文友也看着叹了一口气。

　　那时，他家还远在离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农村，种了几亩地。每到星期六，他便放下手中的笔，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回去种田犁地。有一年双抢，二十多个文学青年还自发到他家帮割稻子。

　　如今，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文友们聚在一起闲聊，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段老师长得真是帅气，属于特别有气质的文人雅士：“要是把他年轻时的相片登出去做征婚广告，那美女们的情书准会挤破屋！”

　　不知怎么，当年我却一直不敢端详他。也许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他都有个“敬”字耸在心头，有好几年，我都没正视过他的眼睛。在他面前，我就像透明的薄纸小人儿，似乎只要他万千目光中一缕小小的余光，就能透射出我竭力藏掖的寸肚尺肠。自从认识他那天起，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敬畏他。这浩荡空茫的世间，能让我如此敬畏的人，也就只有他了。只要他，面红耳赤地从那褐黑的旧藤椅上跳起，毫不留情地责斥我，再怎么暴躁失控的我，都会立即低头不敢吱声。

　　这个昂首挺胸、踱着方步、走路永远不紧不慢的男人，这个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与我母亲同龄的男人，肯为我暴跳如雷，让我非常地信服、感动。

　　　　　　　　　　　　　　　　　　　　　四

　　段老师在我面前总是温文儒雅、循循善诱的，我难得听他高声责躁如斯。当我本性毕露，忘乎所以地自吹自擂时，他常教导我：在公众场合，切忌只谈自己，要学会安静地倾听他人说话，不要随意打断人家。就是这样一个圆熟明智、张弛有则的人，四十来岁时，一次却为了维护正义，不惜奋勇出面，言辞激烈地和社会上的混混论理，结果被那伙人打得住院近一个月。奇的是，这伙打他的人后来竟和他称兄道弟，愿为他两胁插刀。

　　聪明能干的人，难免会招惹是非。有人讥笑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他是县里说得上话的人，原告找他写状子，被告也找他想法子。结果在法院解决不了的纠纷，三下五除二，在他微笑的嘴边迎刃而解。他说：这便是中庸，它犹如投枪原理，一支投枪，握在枪尖或枪尾是投不远的，只有握在中间，才最有力，也才能掷得最远。我想，中庸便是段老师为人处事的原则，当这种原则在内成为一种情感，在外变为一种规律时，它便构成了一个人的灵魂。

　　段老师是我所见最聪明的人。他就像一个首尾永远呼应的“圆”，似乎能永远把自己立于不败方。他是位多面手，会书法、摄影、绘画、写小说、编剧本、帮领导写材料，甚至还能用硬纸制作傩舞面具。他是县里出名的笔杆子。大大小小的人都尊他“段老师”“段博士”，仿佛世间没有他不晓不会的事。很多人以认识他为荣。他带点外八字，横排似地走在街上，有许多人和他打招呼，他常停下来点头握手。他似乎每天都有赶不完的材料，写不完的小说，忙不完的琐事。领导要发言找他，单位要上报典型找他，夫妻闹矛盾找他，谁家搞装修也找他。他是万金油，他是一架不知疲乏的电脑。他练就了在电视吵闹声中写作的能耐，他甚至能边和人说话边写材料。别人要花上十天半月写的材料，他只要一天便能一蹴而就。别人讨要秘诀，他一笑而答：“写材料很简单，就好比热水瓶换外壳。素材是热水瓶的内胆，其功能是不变的。如果装上不同的外壳，价值就不一样。写材料的功夫就是不断把外壳做美，这个外壳便是大小标题创新。”

　　我常觉得，他的体质、精力是超人的。三伏天住在楼房最高层，又没盖顶，热如蒸笼，他照样能挥泪如雨地创作长篇小说，午休时还要躺在棉被上。冬天，他从不烤火，再冷的天也是一件毛线衣。有时为赶写应急材料，整个晚上不睡觉，累得脸色发青，眼窝抠陷，眼疲成了一条缝，睡一觉，就恢复了原貌，仿若阳台上他自栽的“死不了”太阳花。他说：有天大的事情，我倒在床上能不到十分钟就睡去。再怎么，我也能吃一大瓷碗米饭，我的胃就是吞下块石头也能消化。他深沉乐观的性格在我心中所唤起的力与美，不亚于一陈列馆的雕像对我的影响。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他：“你没有想不开的时候么？你没有一个人诘问过生命的意义吗？”

　　他淡然一笑：我从来没有对人生失望过。在文化大革命被人批斗、最没有尊严的时候，我想着，总有一天生活会反过来惩罚他们。我的一切好运，都得益于我的好人缘，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冤家。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也没吃过太多的苦。劳改时，常有漂亮的女人给我送好吃的。

　　在他的笑语里（我从没听他哈哈大笑过），我越发好奇起来：“你没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吗？”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要学会在任何时候都吃得饱睡得香。我们每一人都要经受许多磨难，才能明白最简单的道理，才明晓吃得饱睡得香，是世间最为伟大的事情。人在困苦迷惑时一定要多想一想美好的事，把自己放低一点再低一点。”

　　可有一个谜团，我怎么也解不开：一个人再睿智再聪慧，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啊！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一回，他批评我时，感叹道：你以为人活得容易吗？比如对吴澄理学思想研究，本来我懂得不多，却有领导请了省里的专家来与我探讨。专家就像一条稔熟的道已走到深巷底，边边角角哪有没去过的地方，而我才走到边缘路口。这时候怎么办？我只能在路口处另分一条道，抛出一个新观点，把专家从深巷里诱出跟着你走。这样你便赢得了学习思考的时间，让他们摸不清你的深浅。

　　无疑，段老师是个有独特思想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哲学体系。我姑且不说他多次出席全国学术研讨会和科学年会，借聘到中国未来研究会进行“宏微——脑能”命题研究，并持书参加了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受到李鹏总理接见。他的哲思光芒渗入到日常生活，洋溢在言谈举止之间。

　　他的幸福观：有三朋四友聚在一起小酌畅谈，有意无意间擦撞出串串心领神会的思想火花。俨然孔子《论语》中所云：沐春风，着春服，与三五好友畅游咏唱而归。

　　他的爱情观：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港湾，就像一条船，白天出航，黄昏停泊。年轻时可为情生为情死，到老了，相依相守的伴侣才是最终的归宿。当然，从某个角度看，古代男人是幸福的。大文豪欧阳修都娶了五个老婆哩！苏东坡的红颜知己也有三四个。一个艺术家对女人，部分是生理上的需求，更多的是心灵上的需要。女人能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宁静，能撩起他们的激情，放飞他们的梦想。

　　他的人生观：自然，平静，宽容。相信“天能抱地不知大，水可在山长自清”“人忆快时花自笑，无意插柳柳成荫”。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我们不要去探究他人的内心，不要去管他人的自留地里种了些什么。他在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万物在平静中恢复了它原有的秩序和规律。人类在躁动中迷失的灵魂在平静中得到喘息。只有在平静中，人才来得及思考一些本质的问题，体味生命本身的深意，获得人性的自由，这是一切伟业的根蒂。”

　　他的看人观：世界上只有聪明人和愚蠢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所谓的坏人，大都是不善于隐藏自己缺点的人；而世俗眼里的好人，也无非是善于夸大自己优点和赞扬别人缺点的阴谋家。人在个性伪装上是相同的，任何人都不希望他人一览无余地看到真实的自己。在大会上喜欢抢先发言、照相爱站在中央的人决不是智者……

　　他还有自己特有的喜好观，理想观……我用休斯的一句话来收尾：他的灵魂已经变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五


　　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个痛苦疯狂的日子，段老师给我的帮助与抚慰。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就像少了根梁柱风蚀虫蛀的旧茅屋，不知道哪一股飓风会把我吹向哪里。

　　2000年前后，我爱人在外打工变了心，没有留下电话地址，整个人像突然从人间蒸发。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寻觅一切可能的线索，哭着哀求可能和爱人接触的对象。好不容易在一年后，他的一个远方同学怜悯我，给了我他的电话。他回来又想方设法折磨我。我茶饭不思失魂落魄到无心在一个地方呆上半小时的地步。我像一头发疯的困兽，在大街小巷迷惘地彷徨，日夜想着死的事，思考着哪一种死法来得体面来得彻底。家里备好了随时可死的毒药。走在大街上，睁着眼睛会撞上前面的车子、旁边的围墙。一听电话铃响就兴奋地惊跳，以至撞上自家的玻璃窗，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那时，我除了找瞎子算命，到庙里求菩萨，唯一可去之处就是不管白天黑夜地踅进道南路99号找段老师，乃至许多人都以为那是我的家。我颠三倒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他哭诉，要他帮我出主意想法子。我把同样一件事重复唠叨到几百遍之多，而段老师把同样几句话变着花样诚恳地向我说上几十遍几百遍。我至今无法想象，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面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妇人如此反反复复地诉说同一件事？这样慷慨的耐心除了不说话的泥佛，世上只有他了。我可耻地依赖他，常达到晚上不打他两三个电话就睡不下的地步。白天只有打了他电话，他劝导我几句，我才能为了孩子去厨房做饭，待端起碗吃不下又打他电话，他骂我两句，我才能重新扒下几口饭。我稍微正常的言行都是在他不厌其烦的督导下进行的。我家人对我可恶的言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对我说：拿一个录音机去，把段老师的话录下来，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放出来听听，别再烦扰他了！我有好几次想付诸行动，终因懒惰无心而没有这样做。不知有多少次，我凌晨四五点、中午一点多、深夜十一点以后打电话去骚扰正在休息的段老师。而他不管天冷天热，都立马从床上爬起来接我的电话，每次都圣人似的，不愠不躁。我这样的自私无礼长达一年之久。

　　如今细想来，当年他对我说的话无非是这几句：“男人，你不在乎他，他就在乎你。”“平静下来，一切都会好的。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带好孩子。”“要相信时间，相信自己。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子，有空看看书，写写东西。”

　　如果爱人即将回来，或回来了，那就更糟。没回家，我就害怕得几天睡不着。我要问段老师，我该怎么和爱人相处，该烧什么菜，该穿什么衣服，睡觉是分开还是一起，最主要的是该怎么说话。段老师要一条条细细相告。爱人前脚进了门，我后脚就要抓紧一切机会，偷偷和段老师通电话，汇报他的一言一行，询问段老师，遇到新情况，我该怎么处理。

　　后来，这个家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爱人是一块生铁，用再热的炉火、再纯熟的技艺（当然这些都是段老师给我的），也敲不出一把粘合婚姻的宝剑。继尔爱人在一次打我后，拽起高木凳欲劈我，见我痛哭了去，段老师铁青着脸，断然说道：“去！把你母亲从乡下叫来。”我知道他是要我离婚的了。

　　那几年，我没有脑子，我的脑子被失恋的怪鸟叼了去。我成了无脑人。我临时的脑袋长在段老师头上。

　　至今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完全是出于仁慈爱心出于人道主义。以他的睿智洞察他定是明了的，如果他不救我，我就会成为大街上那逢头垢面，穿内裤吃垃圾，一路咿呀唱歌的疯子。

　　有两个情景，是我一辈子不该忘怀的。

　　2005年初冬的一天，我遇到一件急事不知如何处置，晚上十点多去找他。他正想休息，见了我细细教我该怎么做。我怕太打扰他，“噌噌噌”从八十一级台阶上下来，刚离开宿舍楼不到二十米，段老师突然从六楼窗户里探出头，急急喊住我：“丽珍，待会儿打电话，别忘了向人家说一声‘谢谢！’”他怕我涵养不够，说话不周到，临了还这么交待，我感激涕零。

　　还有一事。今年春天，我因再婚，为处理复杂微妙的家庭关系，焦头烂额到绝望的地步。我不知怎么又来到他楼下，但不好意思爬上去诉说。段老师在六楼上看到了我，一眼就瞄出我不对劲。当时，我正和丈夫在手机里吵得一塌糊涂。他喊我，我没听到。和丈夫吵了四五十分钟，从原路返回时，没想段老师和师母正在楼下等我，问我出了什么事？在他面前，在爱护我的人面前，我恬不知耻“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段老师待我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了的。

　　　　　　　　　　　　　　　　　　　　　　六

　　可以说，在文学生涯中，我每一步都离不开段老师的栽培扶持。他就像童年时，乡村寒冬里邻家熊熊的灶火，我每餐烧饭前，都提两块干竹片，去他那点火。

　　记得1986年秋，我发表的处女作《诗屑集》，就是他帮取的文名。2002年，是我人生的转戾点。离婚后，不曾想，我的创作却意外得到省文联的错爱，我被邀参加全省的散文研讨会。在自感愧疚的情况下，我下决心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但由于知识浅陋，见识鄙薄，再加上技艺上的不成熟，我在创作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是要把握篇幅长一点的散文，我更感到举步维艰，自信不足。这时候，我自然而然就想到在文学道路上远远走在我前头的段老师。

　　我写得相对好一点的散文，都得过他画龙点睛般的指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指点，就没有我散文创作的今天。

　　我拿去的稿子，一般要在他那放上一二天。段老师会静下心来细细揣摸，帮我提出可行性建议。他看稿非常仔细，连字词标点都不放过，常帮我增删一些内容，使文章更有容量，语句更有张力。他提出修改意见后，有时还会要我改后再让他过目，如不满意，一篇千多字的散文，他勒定我修改三五遍，倘若看我实在不行，就会叫我把稿子放一放，待静下心开悟后再拿出来修改。

　　记得创作《飞鱼》时，我怎么也把握不了“神秘”与“迷信”的尺度。他帮我出点子：写神秘事件时，让“我”不在现场，通过他人来叙述。我一试果然不错。写《映照》时，第一稿我怎么也进不了角色，段老师看后跟我说：把你平常和我闲聊你母亲的事，如实记述下来，文章不怕长，生动紧凑，一点都不要紧。

　　我写作上有个缺点，怎么都无法把一件事情丝丝入扣地描绘出来，缺少女性的细腻，缺少精确的功底。故我非常欣赏格致的散文《转身》，她有把一件小事拉长又拉长，并让读者跟着她在自己牵出的钢丝上险踩的功夫。创作《夜翅》时，我无法把内心复杂的矛盾、两人情意的纠葛反映出来。我把修改稿给段老师看后，他仍不满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显克微奇的小说集，要我好好学学。我把那本书细读后，重新创作了《夜翅》。有朋友说，此文如有神助。

　　就在2004年深秋，当我登上八十一级台阶，想把一篇文章的初稿给段老师看时，他却突发脑溢血病倒了！他脸黑得吓人，如落在地上躺了十天半月的枯叶。他头抬不起，吃饭要人喂，连话都说得异常轻微了。怎么办？段老师是要走了吗？他要是不在了，我可怎么活？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看着他，泪盈满面。

　　原来他是饮酒过量引发脑溢血的。这个烧酒能喝一斤二、啤酒能喝十二瓶、喝酒后还能吃下一大碗面的男人，这个为了朋友义气舍命陪酒、不甘认输的男人，真的要离我而去了么？

　　那晚，我软着脚，不知自己是怎样走下八十一级台阶的。

　　我站在楼下，回头仰望着六楼上的灯光，再一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那段日子，我一天两三次地在他楼下转悠，焦急无奈地祈祷他平安痊愈。

　　天不绝人命。还好，那天他上卫生间发脑溢血时，凭着优良的体质，用一只手死命抓住了水管没让自己倒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休养一个月后，他以坚强的意志，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连医生都说是个奇迹。如今他照常写作赶材料，帮我看稿教我做人，和好友聊天，陪家人打扑克，每天黄昏和师母一起散步，只是不再喝酒。

　　阿弥陀佛！


　　　　　　　　　　　　　　　　　　　　　　七

　　对生活乐观豁达的段老师，有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也许，正是这些苦难的经历才造就了睿智、达观、温厚的他。坚毅的他平常极少和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我只是在别人写他的报告文学《心灵的守望者》一文中，才触摸了他人世的艰辛。

　　段文华，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懂点中医的父亲却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大姐小小年纪出嫁，二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三姐一场大病成了半痴呆人，接着，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父亲是个从外地逃荒到村里的外来户，单家独姓，长期受到村里宗族势力的排斥与打击。段文华十五岁那年，父亲在饥饿中倒下，抛下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小小的他从此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劳力，他像大人一样，被队里摊派去担水库、修河堤。天没亮起床，摸黑才回到潮湿的地铺，一天忙到晚，三餐在工地上吃。严冬酷暑，更是苦不堪言。因担水库修河堤异常辛苦，劳工们大都一个星期或半月替换一次，唯有他从开工到竣工整整一年多呆在工地上。即便如此，他仍没放弃心中的梦想，利用工作三班倒的间隙画画写生。

　　队里见他能吃苦耐劳，又有文化，便让他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教书勤快灵活，全班学生从第一册跳级到第四册，期末考试，学生成绩名列全公社第一。他成了公社的优秀教师。接着，被调到文化站工作。为活跃山村文化生活，他创造性地发明了“文化袋”，成了全区全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省地报纸介绍了他的事迹。正在他一帆风顺，决心将自己所学献给农村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却把他的生命之船冲到了另一条航道上，年纪轻轻的他成了小城的红卫兵首领。

　　在文化大革命中，段文华与大部分同时代青年一样，从充满激情到困惑苦闷。他先后下放到农场、砖瓦厂、酱油厂、养猪场和鞭炮厂劳动。连衣食穿着都难以维持，但他仍没放弃写作。为逃避寒冷，他常窝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写。他颇负影响的《宏微论》就是这时候完成的。接着，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儿子先后死去，悲痛欲绝的母亲又从楼上摔下来。就在母亲卧床那年，一场大火又烧毁了他的家，包括凝聚他无数心血的文稿。

　　除了世事的蜕变，段文华还经历过爱情的磨难，经历过彻夜的挣扎与不眠。曾有一位与他相爱的女同学后来去了美国，此后，他与一位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完整的家，他们一直平静地生活着。

　　但这些都没能击倒他，他站了起来，就像一条匍匐的幼虫蜕去稚嫩懵懂，终于羽化成蝶。他靠坚强的信念和爱的责任，更高地站了起来。

　　这些苦难，将化成他创作的源泉，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成了他自爱乃至爱人的催动力。

　　　　　　　　　　　　　　　　　　　　　八

　　我和段老师相识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一个婴儿长成俊朗青年的岁月。在这荆棘丛生的二十多年里，给我扶持指引、帮我抚平伤痛的是他一颗仁慈智慧的心。我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的督促，我每一次脆弱都离不开他的拯救，我每一点自信都离不开他的喂养。当我夜半醒来，辗转难眠或自卑难支时，耳边总能响起他的声音：“你行！我相信你行！再说，还有我呢，我会帮你。”“多想想美好的事”。

　　他是我茫茫冬夜里，一簇煦暖的篝火。靠着这簇篝火，我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并将带着为人的责任和美好的愿望，继续走下去。

　　可我了解段老师，知他懂他吗？我家养了一株文殊兰，它在我阳台上生活了十三年，可我却一直没能了解它。直到今年去外地，丈夫知我爱花，采了一枝文殊兰花苞回住宿。没想它晚上九点左右，竟在我眼皮底下，在我盛了水的茶杯里一点点绽放。先是孩童似地慢慢鼓起身子，再“嘣”地一下舒展花瓣。那洁白洇渗着淡绿的花瓣上，居然含着晶莹的露珠！我被这脱俗之美惊得发愣。却见六片花瓣的花心处生出一团白绢，又徐徐紧凑相拼成一个图案。在图案形成过程中，一根碧绿、蕊头高低不等错落有致的雄蕊，与七根雌蕊又重新组合成一个绝美花形。此乃花中有花。

　　以段老师的深博，是我所不能轻易解悟的，就像这株夜晚盛开的文殊兰。文殊兰玉婉凝云素耀青娥的风韵，让我想到段老师中庸有则、工整妩媚的隶书体，“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飘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字若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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