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的出殡

文/堂珂

　　1、给大姑出殡
　　大姑去世了。
　　大老远的，还给信干吗？姐姐撇撇嘴，翻翻眼皮，满脸的不高兴。
　　就是，这么多年不来往了，见了面说不定都不认识了，何况处得也不好——那年我和咱娘在十三里割麦子，眼看就要下雨了，还剩下一大片没割，大抓、小抓帮大爷、二爷、四叔三家子割完了，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回了家，连个忙都不帮，你说这算什么亲戚？现在人没了，想要面子了，倒想起这些亲戚来了，去什么去！妹妹一肚子的怨气好像山洪滚滚。
　　大抓、小抓是大姑的两个儿子。因为大姑的村子地少，一到农忙季节，她的两个儿子就会来帮叔伯们的忙，而对我家的困难，不知是他们自己视而不见，还是受了大姑、叔伯们的挑唆，总是不问不帮，好像根本就没有我们家这个亲戚一样——我家跟大姑家由此有了隔阂。可是他们一遇到棘手的事，就跑到县城里找父亲帮忙。比如找父亲托熟人买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要凭票供应，一般人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比如结婚不够条件，让父亲到民政上找熟人疏通关系——父亲脾气好，不用说亲戚，就是交情一般的人，只要自己力所能及的，总是有求必应。他们去时大多空着手，所以父亲是既出力，又出钱，但从无怨言。母亲听说了，就气得肚子鼓鼓的，好长时间不给父亲好脸子看。后来父亲就关紧了嘴巴，再也不在母亲面前提及这些事，还千嘱咐万叮咛，要他们说，事是找别人办的。
　　其实母亲对大姑有怨恨在先——母亲刚结婚那阵子，大姑还没有出嫁，奶奶也不知是哪根筋出了问题，看母亲哪里都不顺眼，总是鸡蛋里挑骨头，想方设法找母亲的碴儿。而大姑呢，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在一旁指手画脚，添油加醋，甚至落井下石，这才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结。至于大姑的两个儿子不帮我们，我猜可能是受了大姑暗示的影响吧。
　　妹妹说得很有道理，什么叫亲朋好友？除了逢年过节时礼节性的走动外，更重要的是有难同当，在对方困难时伸出手拉一把，这才叫好兄弟。有一句俗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是说再亲的亲戚多年不来往，不走动，也就生疏了，还不如邻居和同事——谁家老公不在家，水管突然漏水了，电猛然间断了；谁家两口子碰巧都有事，孩子没人管了；做饭时才发现葱花姜没了——说一声，小小的麻烦总能化解，正所谓“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天长日久，交情胜过手足之情。
　　不过，怨归怨，说归说，对于迎亲出嫁生老病死这档子事，大凡知道了，极少有不去的。就算之前有些所谓的恩恩怨怨，人死了，也就一笔勾销了——和死人计较，没肚量，让人笑话。
　　过去这么多年了，想必母亲心中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了吧？
　　说真的，我不想去。不是因为记恨。临近年关，忙得要命。更主要的，是去大姑父家的路不好走——如果坐公共汽车去，到我的老家老峒峪村下了车，还要步行八里山路；如果找辆车，山路崎岖难行，司机一般都不愿去，怕磨坏了车胎，怕山上突然滚下的石头。当我小声嘟囔着表达出这两层意思时，母亲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这个忙那个忙，都没空，我不忙，我有空，我自己走着去。
　　父亲见母亲生气了，赶紧站出来做和事佬：我跟小红说说，让她的车送你去吧，实在抽不出身，就不住下吃午饭了，付了人情钱就回来——小红是妹妹的小名。
　　我知道父母在意的，是人情簿上的那个名字，那张脸。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老人尤其重视这个。
　　罢罢罢，为了父母的脸面，我只好厚着脸皮跟领导请假。
　　大姑父一家人见我来了，显得很高兴，这个问父母的身体好不好，那个问孩子多大了，学习怎么样，对象在哪个单位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听着肃穆氛围中的这一句句简单的问候，一股久违了的亲切和温暖涌上心头，料峭春寒和心底些许的芥蒂一并化作轻烟悄悄溜走了。也许他们曾经为当年的事后悔过，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年的所作所为，给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现在这些都已不重要。当我跪在大姑的灵前，当纸钱燃起，哭声响起，我只是感到了对死的敬畏——活着的，要好好珍惜——生命，友谊，亲情。

　　3、那天母亲打来电话，说你大爷老（去世）了，你去不去？
　　我家跟两个大爷和四叔一直处得不好。一开始是分家弄得母亲起了怨恨——当时大爷二爷都已成家，有了各自的房子，爷爷奶奶四叔大姑二姑连同父母住在三间低矮的土房里。奶奶说，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不方便，要分家。可是没有现成的房子，母亲住哪里呢？奶奶说，前河沿咱家不是有块菜地么，分给你们了，老大老二每人拿八十块钱，帮着把房子盖起来。让人气愤的是，两位前辈不但一分钱没掏，还跟父亲讲条件，要每人给买一双解放牌球鞋，才肯帮着去西山推石头，帮着出工盖房子。父亲沉着脸买回来三双球鞋。母亲那个气呀——三间屋的地方因为钱不凑手，只盖了两间，院墙都没垒，用玉米秸草草扎了一圈篱笆了事。（此事在我的另一篇散文《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里有详细的描述）
　　父亲一直在县城里工作，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兄妹四个，日子过得又紧巴又辛苦。因为劳力少，当年挣工分的时候，要往生产队里交钱，才能吃到平均数，分到应得的口粮，否则只能挨饿。母亲说有次队里分粮食，姐姐听见喇叭叫就拿着袋子往场里跑，挨着号了却被告知我家不但分不到粮食，还要倒找。母亲红着眼圈拽着姐姐往回走，姐姐一边扭头瞅着麦场中间小山一样的谷子堆——阳光下，黄澄澄的谷堆犹如一个巨大的金元宝，发射出诱人的金光，一边哭哭啼啼——母亲说，一想起那个场景就心酸。后来土地承包，推小车送粪，犁地，刨地瓜，切地瓜干，割谷子、割小麦，这些大大小小的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操劳，真的是苦不堪言——母亲现在一身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实在忙不过来了，母亲就捎信让舅舅们来帮忙。可是我的两个亲大爷，一个亲叔叔，这些身强力壮的男爷们，干完了自己地里的活，不但不帮忙，还在一旁指手画脚，看笑话，叫谁谁不生气呢。
　　当母亲眼泪汪汪地说起这些，我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呢？都是亲兄弟，一家人呀。”
　　还不是嫉妒我们，嫌我们家过得比他们好。你爸在城里，别人过年买不到猪头，你爸能分到半个；别人搞不到布票，你爸能搞到一点；别人买不到煤，你爸每年都能分几麻包，单位的大汽车免费送到家；别人吃不到点心，你爸每次回家都能捎点来让你们解解馋虫。可是这些他们的孩子也沾了光的。
　　再后来是为了养爷爷奶奶，吵了几次架，此后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
　　那天，跟同事陆老师谈起这件事，他说：跟我家情况差不多。只是略有不同的是，后来我大娘信了佛教，可能是良心发现吧，也可能是她两个儿子很争气，一个在国税局当了科长，一个在政府当了公务员，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了，自觉脸面有光，比我家强了，这几年才像亲戚一样正常走动了。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观念的转变，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会越来越淡的吧。
　　大娘不能生育，直到五十多岁了，才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前几年女孩想到城里干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大爷大娘不好意思来找父亲，就让孩子自己找上门来。母亲跟妹妹商量，想让她在妹妹的饭店里当收银员。一开始妹妹接受不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看咱的笑话，一点忙都不帮，现在倒求上门来了，怎么好意思呢？母亲耐心地做妹妹的思想工作，说都是大人的事，不管人家孩子的事。妹妹才勉强答应。
　　四叔的儿子上海，前几年工厂效益不好，歇长假，找不到活干，哭丧着脸来找父亲。父亲跟妹妹商量，让他到妹妹的手机店里干，别人工资都是一个月六百，给他八百。
　　尽管说起早些年那些伤心事来，母亲有时恨得牙跟痒痒，有时禁不住满眼泪花，但在心里，还是原谅了他们——冤冤相报何时了？何况并没有什么化不开的深仇大恨，只是一些鸡毛蒜皮摆不到桌面上的糗事。
　　想起四叔，从前几年搬到城里他儿子家里来住以后，不是每年都来看望他的哥哥——我的爸爸嘛。千帆过尽，经历过人世间的种种，人心底里沉睡的那份亲情，终究是会复苏的。人终究是讲感情的动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变换，这几年对大爷、二爷、四叔的记恨也越来越淡了，偶尔谈起，也只是发些轻微的感叹而已。尽管口头上已经宽恕了他们，现在一下子扯到这事，心里头还是有一丝丝的不情愿。世间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去做的事很多。有的是因为权力的压迫。有的是碍于情面。而姐姐妹妹心中的不情愿，则是对叔伯们的记恨——忌恨当年他们的幸灾乐祸，忌恨他们的无情无义。可是，忌恨又管什么用呢？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计较徒劳无益，只能徒增悲伤。何况现在人都已经死了，还计较什么呢？一切都应该冰释前嫌，烟消云散了！
整个出殡的过程，我的神情镇静，行动自然，滑落的眼泪是真实的，流露出的悲伤也是真实的。一个跟死人计较的人，没劲透顶。
　　出殡时，这种真诚的神态同样出现在父亲脸上。他今年七十多岁了，过不了十年二十年，他也会到天国去报到，跟他的大哥见面的。相信在天国他们一定能冰释前嫌，和睦相处的。只是母亲的心里还是有些疙疙瘩瘩，这从她的语言和神情上都可以看出来——我很理解母亲，一个深深的疤痕是很难了无痕迹的，何况还是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呢。
　　在西山南山坡的墓地里，在稀疏的树林里，我看到了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坟头。里边埋葬着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于死亡，我一直有种感觉——总觉得他们并没有死，只是从一个村子迁徙到另外一个村子而已。我们只是看不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魂魄依旧在这个向阳的山坡上活动，沐浴着阳光，享受着雨露，感受着绿荫，谛听着悦耳的鸟叫和潺潺的流水。
　　希望他们在阴间能够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copyright] [ 本帖最后由 堂珂 于 2009-3-19 19: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