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曾识干戈？

　　学词以来一直钟情后主李煜，他的词流畅清丽，似花中君子，淡然而天生高贵。正如纳兰评后主：：“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这与后主天皇贵胄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皇子王孙都可以如后主，其天生的词人风骨也很重要。
??后主天生是词人，成为帝王只是历史的巧合和玩笑。959年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也死了。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钟谟的话很有道理，可惜中主没有听进去。中主本身也是一位词人，他更注重的是后主身上的词人品性。却忘记了一个帝王该有的“果敢凝重”，他把一个“德轻志懦”的词人推到了帝王的座位上，不是爱他，是害他。结果遇到北宋强敌压境，后主选择的妥协和“江南国主”。北宋大将曹彬兵临城下，后主选择的还是不抵抗的苟安政策和“肉袒出降”。这样的国君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国君，做到他这样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但是他天生就不是做国君的材料，只是错生在帝王家，错误的坐在了帝王的宝座上。说他“玩物丧志、奢靡生活、崇尚神佛”，说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只能说明他生错了地方，生在帝王之家，想不生活奢靡都难，想不骄侈都难。一个风流词人，不爱声色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原本对政事就不感兴趣，要是唐太宗一流的人物，他就不是李煜了。
??一个人可能会生错人家，品性却是无法改变的。就算国难当头，他也不可能象一个政治家一样去面对。李煜就是李煜，他只会选择妥协，选择苟安。他生性如次，后人太多的抱怨和诋毁只能说明不了解他这个人。他的志向是什么？是诗词歌赋，是文学和艺术。他没有政治抱负，没有想过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他只愿意做他的学问，写他的诗词，搞他的艺术。他只能是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代明君。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艺术不等同于现实事物，艺术家有天生的禀赋，强求不得。诗词艺术更是如此，不管你才学如何，不管你文字有多大的雕琢性。天生的品性决定了艺术的感染力，所谓“文章憎命达”，不是说生活不好的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是说生活颠沛的人感受更深沉一些。温飞卿等花间词人生活优越，没有生活中的实在感受，所针对的只能是眼前的奢靡生活状态。一个不愁温饱的孩子会知道农村的孩子很小就去农田干活吗？会知道一件很简陋的玩具可以让农村的孩子开心好久吗？
??生活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文章内容的不同，后主亦是如此。前期为皇子，为君王，只能是“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亡国之初感觉顿变“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亡国之后“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样的变化与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某一步他的词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某一步。他还没有成为亡国之君，他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亡国后的悲伤和绝望，不会有无限的悔恨和自责。
??正如现在很多的朋友一味追求豪放，但是国家政局稳定，人民生活闲适，豪放到那里去找寻？在酒桌上豪放吗？再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苏轼般豁达的襟怀，都有辛稼轩的任意纵横。就算是宋词大家之中，豪放派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每个人的生活状况，生活经历，生活态度不一样，决定了文字风格的异同。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还叫世界吗？成流水线了，大家全部是克隆人了。
??李煜词作最大的特点是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亡国之后，后主深刻的反省自身的问题所在，所以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样的刻骨追悔完全表达在词中，在以前的花间词是完全看不到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从这样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主不是没有想过反抗，只是天性如此，勉强不来。
??后主词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往往通过具体感人的个体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意义的某种思想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借用东风追忆故国，而故国却在无限烟水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如此的感叹，具体而深刻的表现出后主内心的悔恨和绝望。“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再多的追悔也没有任何作用，根本无法挽回现实的状态。“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离恨如春草，怎么样也摆脱不了。这些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不可能不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后主的词句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诗歌不应该也文字的精美取胜，也不应该也一味的讲大道理取胜。诗歌就是实实在在的情感表述，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只有实实在在的情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人本身就是情感动物。不管是喜怒哀乐，只要感情真挚，就一定可以引起读者共鸣。讲再多的大道理，表现出再多的宏图壮志，不切实际还是没有用。
??后主词在就是在风格上的独创性，不同于花间词家的委婉密丽。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中“凤箫吹断水云闲”，“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样的字句，这样的情感寄托不是身处花间可以感受到的。需要有更多的人生经历，谁又能说这样的字句太过消极呢？没有足够的胸怀，写不出这样的句子。但是这样的胸怀和政治抱负无关，只是一个人本身的品性。
??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是生活造就的，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历史没有打造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没有让南唐成为一个强国，却无意中造就了词家宗主。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的用成败得失来衡量，每个人心中的成败得失不一样。 [ 本帖最后由 布衣子建 于 2009-2-27 21:3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