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雕虫（朝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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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文，跟如何做人一样，会体现出一种德行。这个是隐藏不了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是在一遍遍描绘他们感觉中的作者的精神面貌，而作者就是那个赤条条的模特。
我住在北京西单某个胡同（现在已拆）时，隔壁是两位考美院的学生，他们时常一人拿一画板到我这边来，一边聊天，一边画我。其中一位画了几张素描后，开始从我的聊天精神中找到了突破点，他的画笔开始重视我头部的一些部位和器官，并结合我的精神追求合理地夸大了它们。这张画我至今保留着，它不算太像我，只是相对来说更贴近于我，类似于一种关怀。
不懂绘画。我想，绘画的最高理想肯定不是为了把人和物描绘得栩栩如生；把人和物弄得跟现实一模一样，照相机和摄像机似乎更简捷和可靠。如何艺术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作品的基本道德就显现出来了。
散文要提倡的，大概就是子贡所提的“性与天道”，置于现代语境之下，就是“人性和德行”。这是我这个庸人的理解，专家们对此说尚未达成一致。人性，是个疲倦的词和疲倦的指向，它已经被各行各业摧残得不成样子了；计较人的生存环境，茫视人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这个词也变得世俗了）。人，首先有“性”，才有其“道”，有其“格”。人家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人家怎么写，你也这么写——这是最没有道德的东西。德行，就是道德和品行；道德是技术上的体现，品行是文质的光芒，两者相当于一个人的处世行为和精神面貌。散文有了德行，似乎才配谈人性。
散文的德行，没有统一的规则或说法，因人而异。包括个体的经验，个体的感知，个体的思想和假设……这些主观因素决定了写作者的散文德行；还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散文这种文体的历史影响。外部因素也包括科技。科技的日益强大，人类的秘密就越少。科技可以倾向于人类的理想意志，但其本身不具有人性。就艺术道德方面来说，科技是人类的敌人。
另一种德行的体现是，尊重但不迷信古人和前辈，也不轻信和放纵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能力，保持一种怀疑（包括新奇）的写作姿态。你可以相信黑夜里占卜者的那份虔诚和灵光，但不要轻信光天化日之下口大无腔者的滔滔雄论。在艺术中，个人的梦想往往比大众的梦想更亲近于人类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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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最古老的文体。在世界各地日渐发掘出来的最早碑文、铭文中，无论楔形或象形，都以散文的形式出现。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有点像一个家庭中的老大的个性：平易、宽厚、保守、耐心、坚毅……也最有可能忠实于“人文主义”这个不朽的基因──只是可能。庄子、杜枚、韩愈，他们发明了众多形象生动的词语，也不同程度倡导过文体的先进性，是散文文体的道德榜样，也是他们所在时代散文语体的杰出人物。尤其是庄子，他以哲学家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成为一位洞悉现实主义奥秘的人，他的身体远离我们已两千多年，他的精神形象和艺术信仰，会在思想散文者中一直传承下去。
语言和文本道德是与时俱进的。譬如战国时期的散文大多注重理性，汉朝注重叙事，南北朝注重虚设和想像。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便是一种文体建设的道德倾向。每一位卓有成果的参与建设者，不同程度地存在语言和像想之类的出众能力；在这种能力的基础上，所有人又不可能实现各自散文写作的预期性──这是推动这种文体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晚明清初的“公安派”和“桐城派”，两者时间距离较近，文本的道德差异却很明显，类似于两个精神面貌大异其趣的人。公安派重品，张扬个体性灵和精神自由；桐城派重德，注重作者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主张的东西，代表了他们所处时期的文化的先进性，也是他们各自为之奔赴的目标。
不同时期的散文，会有不同的主张和倡导，那些被反复提到的口号，往往是这一时期的先进性的东西或欠缺的东西。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代表所有人的精神利益，但不一定具有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否则只是众口一响的娱乐，是最没有文化道德的方式，那是任何艺术门类走向玩乐、低俗和败落的最佳路径。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在大力提倡什么，口号什么，那肯定是这方面做得太不够了。“百花齐放”代表了所提时期的先进文艺发展方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环境条件，可是经历半个多世纪了，文学期刊上还是写实主义一枝独“秀”。不知后人会如何评说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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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作品的精神背景之类，对于读者来说差不多是一种天机。作者的写作形式和文句品德并不能体现这种背景，我猜想，殊为贵重的是独立的价值观和一对具有迟暮境况的内视“眼睛”。
散文的背景是随着人类道德的出现而显影出来的，祖先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抒情造艺，感慨成文。散文的最初样子，无从考稽，可以肯定的是，最初记下来的文字是不规范的，极有可能带着个人的意气和创造；创造或意气，或许正是建设一种文体的重要生产力。古人种蕉代纸，刻竹留题，文字的原始承载体，决定了书写者的道德背景的相对纯粹和虔诚。
考古发现，在汉武帝和汉宣帝之间，已有植物纤维纸和黄麻纸。把纸的发明权集中归属于随后一个叫蔡伦的人，相对于《诗经》的出现而遮住了此前所有韵文的光芒。《诗经》以韵文为主，并无平仄限制；战国晚期荀子的《赋篇》采用了问答式的韵散相间的新形式，后人刘勰称其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在楚辞和先秦叙事散文《左传》和情理散文《庄子》《孟子》等文风的影响下，汉代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大赋；发展到魏晋的骈赋散文，俨然是一个唯美文学时期。那个时期，文章严格的体律和声形限止，反而涌现出一大批充斥着奇异力量和神秘想像的散文作品，文字间那类古朴的灵性和神性，后代没法比量。我猜想，这当中有着深重的楚文化影响。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相当于古希腊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上古神话渊源之下，南方的楚文化具有其诡异的浪漫倾向，后来楚政权消亡了，但是浪漫的楚文化征服了汉文化。周文化是典雅的，尚右；楚文化是浪漫的，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转折点就是在汉代。
礼仪上的尚左，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文化上的尚左，代代都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存在着命运上的机会主义胜负。胜负是少数人的事，极大多数人会消失在浩大的文史中，或者在通往散文圣殿的台阶上留下一行字：某某到此一游。尤其是当代，我不确定我们的文化“尚”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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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这个词，最初不是这样的。东汉时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到过，仅指文章本身；南朝宋齐时期的颜延之也谈到过文笔一词，他继承了王充的说法，把典籍类与文笔区别了开来，反映出文学的自觉意识。后来的刘勰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南北朝是个空前绝后的美文时期，散文的地位也随之突显，有着“诗”和“笔”对举的用法，如萧纲《与湘东王书》中所说的“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到了唐朝，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唐朝以后，诗文清晰地分门别户了。
现代所谓的散文“文笔”，是个关于语言综合效果的说法，没有特别清楚的定义，在以政治觉悟为前提的今天，也没有谁特别在乎；从词典上的解释来看，可能表现为智性的相对成熟和写作的磨练后，作者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气象。现在是个理论饥荒时期，多的是解释分析和文学阶级意义上的概念派和学院里培养出来的教条派；尤其是后者，满纸的“因为”“所以”“虽然”“但是”，毫无文气可言，一副初中生的表达方式，要不就是弄得枯燥乏味，成心不让人读“懂”。这种局面之下，有“文笔”的人，无暇于论理；无暇，是好听点的说法。这种局面谁都清楚。
现在，散文写作中对于众多词义和形式的反应，大多是群体的意识。散文的文笔，个人以为跟语言上的纯粹因素关系并不大，它的存在方式大多寄存于作者为人为文的独特性。每位虔诚的写作者都热爱自己的独特性，和有尊严地表达他的独特性的衷肠。散文是包容性最大的文体（原谅我这么说）。这个包容,肯定概括了内容和形式。形式且不管，内容似乎比形式更贴近表达者的愿望。思想无定，文字有形，要将两者艺术地融洽起来，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综合性的考量。在无法圆满表达脑子里既有的东西时，也就是语言的能力有所不逮时，作者会去发现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才应该是文笔的精华所在。另外，对于神灵和自然的想像性捕捉和摹仿，也是走出精神困境的有效努力。
现在很少有人提文笔了。不是这个概念老了，是它的活力太难驾驭了。人们习惯于事物被一套既定理论或俗成模式来定性或圈养；另一个可能就是传统文化的严重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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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句子，是两个概念。
句子的“干净”和“简洁”，也有差别。不论句式的长短，没有多余的字，就是干净；简洁，是指干净和简短的句式。干净、简洁与否不是目标，句子是为了体现语言效果的，就像一个人的着装，要考虑个身的效果，有的地方要掩饰或收紧，有的地方要突显或宽松。你可以说某人的句子干净或简洁；说语言干净或简洁，是不正确的。语言是整体效果，语言的价值决定了文章的品行和价值。
谈散文创作，大多谈的是主题、结构、语言之类，那是形式上的经验主义，是害人的。讲究主题，涌现了一大批就事写事的信息量极为单一的散文，写亲情就是写亲情，写农事就是写农事。这相当于小说“毛驴派”的直线叙事，只是为了写故事和人物。
谈主题、结构、语法，那是学校里的事。
散文是宽容的文体。写作者对于这个文体的主观态度是否宽容和尊重，这跟一个作为怀揣精神度牒的人的素质有关，也跟一个社会时期的文化导向有关。
长期的散文写作者，会有其独存的经验和习惯。估计那不是风格，风格可能是一种姿态，也可能是一种艺术化的套路，是僵化。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和说法，也难以避免误解的风险；个人的局部精神发育状况不同，也是导致看法上差异性的要素之一。创作也没有规律可言；没有规律，才具有实现才能的最大化发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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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过程是思想上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不管如何解放，写作者的所思所为都会受到自己价值观的局限。如何运用自己的价值观，是一种本能。例如，记忆里的东西本身就是碎零的，记着这些碎零，是因为它们在那里发亮，再现它们时，我习惯于让它自然散着；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使它们失散。这肯定是一种本能。
基于事物的想像，也是凌乱的，同时也相互关联着，关键点在于运用时的道德和价值自律。写作者处于精神极度“自私”的状态下，通常会出现一种超常的道德自省，以及表达上不可阻挡的猛兽一般的冲动，甚至有可能窥视到领异标新的精神出路。写作处于兽类感觉时，就是在远离人境，那个时候，作者很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敢就这种状态给出一个合适的定义和解释，可能跟酒喝高的人说话时表现出来的意外立场和声色一样，或许也是一种本能吧。
本能对于个体性来说，非常管用，它会使作者与同一本期刊上的名字保持尊严的距离。创作环境不是本能的组成部分，但它会影响创作。大多数时候，物质的环境是不受影响的，主要是精神环境。一个创作环境不如意的写作者，会一再地激发出全新的表达上的本能反应，尽管这中间存在着不断挣扎的过程。这是灵与肉之间的事，外人远远不足以解释其中的乐趣和苦难，除非动用神灵。神意，极可能是身体内部的那个灵的意志在发作；这种发作甚至跟荷尔蒙、内啡肽有关。单纯的热情，只是写作过程的一部分，这不属于本能。
我不相信生理决定论，对于心理的重视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份重视，是一种罪孽，一边重视，一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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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活生生的，有情欲和生理之间的微妙反应，有道德和行为之间的先天差别和教育差别；最主要的还是信仰上的分岔。要把这类问题说清楚，肯定不容易。项羽在彭城围攻刘邦时，项羽的将领丁固听信了刘邦“两贤岂相厄”的说法，私自放走了刘邦，结果等刘邦统定天下后，却将前来进见的丁固给杀头示众了。说刘邦对或错，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一位不同价值观的世人谈论事物价值，无疑于自讨没趣，甚至自取其辱。
同样，一个处于说理和解释中的人是毫无体面可言的，譬如现在的我。
这个世上，没有一件事是我擅长或称心如意的；写字，仅仅是爱好，其实我最不擅长和最难以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写作。我不懂写作，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是遗憾。它们和我一样，在时光的长河里遗憾地一闪而过，尽管它们和我一样似乎每一次都像刚刚开始。
写作带走了一部分存在的秘密，从而使一个写作者的平常日子显得宽容和平静；而作为头脑中的秘密，有增无减。所有的说法，仅仅是个人的理解。我在写字时，左边是现实的伤痛、精神的苦难、孤独、绝望等，右边就是生存的淡定、意志的关怀、信仰、热爱。这些词汇不论是否具有宗教意义，它们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都是一种真切的存在。平时不会记得这些词汇的存在，它们一直在，对于我来说，它们是不断的消耗和补充。维护它们的尊严，也使我保有仅存的一点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