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那年代的抗疫与现实思考

苏轼那年代的抗疫与现实思考
文/匡建华
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瘟疫又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发现中国近千年来每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像文豪苏轼的那个年代的也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宋朝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爆发瘟疫，而每次爆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无论贫富，“死者十有五六”。《宋史·孝义列传》记载了许多具体事例，如杭州百姓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只剩下范法先一个人。但他也被感染了，并且进入危重状态，无力掩埋亲人的尸体。幸亏同族亲属相助，送来药物和食物，并将死去亲人安葬。看到这样的案例，联想到西方有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惨景，让人感到疫情中的死亡并非是单纯数字和图表，而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
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不知道瘟疫是病菌，还是病毒，但他们发现瘟疫具有传染性，以致亲戚和邻居不敢探望病人，人死了没人敢去安葬。在疫区，老百姓为了避免感染，就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可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感染了，结果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北宋大臣富弼发现，有的官府在疫区定点施粥，难民大量聚集，结果导致瘟疫扩散，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后来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遇黄河决口，引发一场瘟疫。富弼可能是吸取了前者的教训，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十万余间，让难民分散居住，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还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后来抗疫的指南。
范仲淹的表弟滕元发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测将有大量逃疫者来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就是先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个晚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砌上灶台，备用家具。逃疫者就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
苏东坡到杭州当官时正赶上杭州闹瘟疫，他就准备了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苏东坡又自掏腰包，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有明显症状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散文家曾巩系“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文章写得好，抗疫也是成效显著。江西爆发瘟疫时，曾巩命令县、乡、村和官道上的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
田昼（枢密副使田况的侄子）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时淮阳爆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可田昼没跑，始终坚守岗位，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用现在的话来说，田昼知县就是最美的逆行者。
在古代中国，虽然发展出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但是当瘟疫降临，也是没有能力通过医药来治愈多数患者。甭说古代，就算到了今天，现代医学突飞猛进，面对变异的病菌和病毒我们也是感到有心无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对付瘟疫最可靠的方法，仍然是尽可能将感染者与没有被感染的民众隔离开来，断开传播链条，再用现代医学手段帮助感染者自愈。
可在九百多年前的宋朝，社会经济不发达，就是皇帝再仁德，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恐怕最简单的隔离也无法全面展开，官方最后要做的工作，往往是收尸。据南宋《夷坚志》记载，江南民间当时就流行火葬，特别是瘟疫流行期间，有人病死了，不换衣，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火葬。不过现代人已有这个常识：火葬可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随着死者的躯体化为灰烬，不仅卫生，还有助于抗疫。
由于宋朝时期瘟疫频繁，程度严重，其抗疫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大幅发展：宋朝已经基本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官方医疗体系，在瘟疫期间能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而便利的交通与相对较小的领土，也能让医疗救助能够达到帝国的边疆。官方还设置了平价药房，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兴建了一批慈善机构，如救治贫病的安济坊、居养院以及公共墓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安济坊的由来，与苏轼有关。元祐四年疫病时苏轼为解疫情，“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年间，朝廷将其制度化，统一命名为“安济坊”并推广至各路府州。
我们再回到近代，发现瘟疫爆发的频率并没有下降，只是受损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像我国近十七年来就先后就爆发了SARS、新冠肺炎，中间还夹杂各种流感，这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并不是阶段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我们必须做好思想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从历史上来看，瘟疫爆发点往往人口密集地方，如果公共卫生应急的专业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储备不充分，就会给救灾救治带来困难。如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如果没有中央英明决策，国家的经济实力雄厚，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疫情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扑灭。这次疫情与SARS比较，SARS是四个月才发现病因，而这次仅仅只用了二十多天，封城隔离、检测、治疗，井然有序，使新冠肺炎的病死率降低到最低程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科技进步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另外也提醒我们大城市也要限制其规模，盲目追求建设大城市、大家一起涌向大城市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城市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公共卫生应急服务体系，补齐人员、设施不足的短板，不断提升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总结防疫的经验教训，并得到了传承、创新、发展。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许多策略和方法都可以见到前人经验的影子，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另外就是宋朝不少地方官员如苏轼等还懂得一些防病治病知识，增加了决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值得我们借鉴。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分工更加精细，我们不可能像苏轼一样，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文学家，平时还为百姓防病治病，但掌握一些公共卫生知识还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