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站

广播站

　　很久以后，我仍然能够十分清晰准确无误地回忆起我的小姑娘，回忆她那样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凝神着我的眼睛的样子。我的小姑娘说过，“看我，看我，再这样看我就把你的眼睛藏起来！”我的小姑娘学凶狠的模样，怪声怪调，借以掩饰她的尴尬和窘态。说起来，也许是天生喜欢甚至崇拜那些天性优雅的女人——尽管那时候这种女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而且我的小姑娘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标准的女人。我想，某种优雅若和美貌结合起来，尤其是把外在的优雅和内在的优雅结合起来，那更是一种天造地设、天衣无缝的完美。很久以后我当我的文字有些起色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优”又可以用“悠”、“幽”代替，只是当时并没有办法和心情把这么多美好的词汇有效地在内心世界联结在一起。这样，在我离开塔河农场，又离开西南岔农场之后的那一段日子里，我脑子里就呈现出一种女人，她就像我的小姑娘——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软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王国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给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致。在我眼里，我的小姑娘就是这种女人，而我的母亲也是这种女人。

　　在大山的出口，就是那个桦树镇。

　　这个如今想起来仍然感觉十分遥远和亲切的小山镇，距离我原来的农场有二百里地，距离我后来的农场有四十多里地。桦树镇需要一个广播员，这是一个让农场所有男女青年想都不敢想的美差。农场归庞大而具有根深蒂固能量的国有森工局管辖，而小镇广播站则归地方政府管辖，行政上森工局应该理所当然听命于政府，但由于政府太小，平常只是开会时摆摆样子给它一个面子，事务与管理上并没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系统和序列。所以当大哥把摇把子电话打到农场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就是再富有想象——比如说想象几十年后搂个女孩子跳个贴面舞什么的，也不会想到大哥的电话是让我火速赶回桦树镇去，参加广播站唯一一个广播员的应聘竞争考试。

　　说实话我喜欢这个工作，尽管这个工作是临时工。我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小姑娘读书的中学就在这个山镇，就在这个小镇广播站后面不足五百米的山坡上。如果说我能够竞争成功，走进广播站就可能从此以后永远抹去了我和我的小姑娘之间相互没有尽头的相思之苦。哪怕仅仅是为这个，我也要火速下山沿着大哥好不容易给我争取到的这个天赐良机比试一下。

　　有一些年龄的人如今还应该都记得那时候的广播站对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千家万户，每天早、中、晚三次都会定时听到从广播站放送的中央和国家的一些关已或不关已的事情。而连接这一切的就是盘山绕岭开辟出的那一根接一根由细细广播线连通的电线杆。那条广播线路一直联通到各家各户山墙角的小喇叭碗儿里，一家一个，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农村大喇叭也响了。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叛逃就是通过这些小喇叭碗儿震惊中外的同时也震惊了山里人朴素忠诚的心。消息传到西南岔农场的时候，我记得农场支书老曹连忙奔回场委会，打开广播室把嘴巴对准了麦克风。“噗噗，喂！喂！知识青年同志们，大家伙儿都听着，北京那边发生了叛逃案，跑了几个人，跑得都是谁现在还不知道，可能里头有个……没抓到……”如今想来，也许是老曹实在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怎样报告听到的这一消息，尽管这消息是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组织正式而神秘传达下来的，然而看上去还是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传达上也就存在畏首畏尾和不知怎样称呼那些人的空虚与无力。一天前广播里好像还叫他们是林副统帅的啊。怎么说跑就跑了，跑得无影无踪，主席要不要紧呀？这些个国家大事那时候一定是相当严重地困惑着老曹的脑袋瓜子。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姑娘正在亲密无间地躲藏在一片茂密的阔叶林中无休无止地享受我们的爱情。我的小姑娘听说我大哥为我争取到了去广播站工作的机会，激动的那颗少女之心好像比我胸腔里的那一颗跳动得更加激荡和振奋人心。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农村有线广播大喇叭——当然也包括我即将要去竞争的桦树镇广播站，成为中国东北广大农村有力的宣传工具，尤其文化大革命更将这一工具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最新最高指示，上级精神，一打三反，领导讲话，打击流氓反革命，计划生育，诸如此类的国家和小镇新闻杂事每天早中晚三次都通过它对人们进行“发布”，它在长白山民的心目中具有某种权威性。

　　一般女孩子那时候在偷偷摸摸遭遇自己的初次爱情时，幸福也好痛苦也罢总喜欢遮掩起来，内心世界既无限渴望似乎又总是隐隐约约感到那是一种罪过。要表现也表现得比较含蓄朦胧，平常就我和我的小姑娘目光大概都是那样吧。唯独我们，我和我的小姑娘却表现得无遮无拦，外露放肆。记得那是我们从漫江我的小姑娘家通过亲情验证和几乎难以逾越的爱情考试，正式拿到老军人的合格证后，我的小姑娘继续缠绵而坚决地逃课跟我一起回到了我的农场。当时我的小姑娘正在我的怀里撒娇，“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广播站，还要不要我呀？你说，嗯？还要不要我呀？”她不住手地捏提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后来有些坚挺突出和英俊漂亮，我想应该是与这只不住捏弄它逼问一些爱情誓言的小手不无关系的。一听说林副统帅跑了还伤了军队里的人，并说他们乘着三叉戟（也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叫这么个名字，有点儿像古代冷兵器的名）拿着枪，跑了，知识青年们炸了窝。我和我的小姑娘也给一下子惊在了附近的树林子里。手上动作和嘴上动作——一切动作都在瞬间完全停止了。

　　 大喇叭里，老曹号召全体知青拿起手边能找到的“武器”，协助中央也就是协助政府抓住这几个混蛋，以免有人再受到伤害。老曹以身作则，离开麦克风后顺手操起一把三齿粪叉，率先冲出门去。赤手空拳的场委会成员和知青、村民们纷纷去抓起锄头、镰刀、扁担、钉耙和看山守护庄稼的猎枪，一切可以保卫绝色政权永不变色的工具此时正好都派上了用场，人手一样应手或者不应手的武器，尽管如此，人们包括我和我的小姑娘在内，仍然好象三几年打小鬼子时一样，成群结队离开农场门去迎敌，乱哄哄向林子外涌去……

　　如果那几个凶残可恶的反革命逃犯这时候让我们碰上，说不定会被砸成肉泥烂酱。

　　 当然，也可能留下几具尸体。

　　乱纷纷的人群中我一直护着我的小姑娘，心理上我是抗拒和害怕的这么干的，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事中国人可能下辈子都不会想到。我担心一旦那些人乘坐的飞机真的跑到我们这个深山老林里来了，怎么办？他们手里有枪，更何况林副统帅毕竟已经令人敬仰崇拜万岁之后也跟着“健康”了许多年。还有，心里总是没有弄明白放着好好的北京不呆，跑什么呢，还带着一家人跑？在伟大领袖的俯视下他们又能往哪跑呢？那些年，山里发家致富的人们渐渐不大把国家的事当回事儿了，过去那些曾经使他们激动也使他们难忘的事也忘得差不多了，没有人再关心上边的人事更迭或谁谁谁搂了多少钱玩了多少女人当上了什么干部，是不是已被选上几大“代表”或被公安局“逮捕”，是不是受到了法律严惩等等。心都有点儿麻木不仁，他们知道他们管不了，管不了就不管，省得生气。然而，一听说有持枪逃犯——林副统帅反革命集团，人们却不敢有半点松懈，又把别人的事当回事了……

　　可惜，林副统帅一家人硬是没在西南岔农场露头。

　　记得那件事尘埃落定不久的那年春节回家过年前，大年初一那天，我和我的小姑娘大概想去看看我们老家附近住的她的亲戚，跟他们拜年，唠唠嗑，大哥突然袭击一般又把摇把子电话从遥远的大山里打到了我的家乡。我家的那两个土砖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镇的后院，因此后来离开农场与外界杂志社通讯时地址写的一直是“吉林省ＸＸ县ＸＸ镇政府后院”。其实不然，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没人承认的，因为镇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镇后院”。只是，那时候的人负责，邮差左找右找，最后终于把手里掐着的一份加急电报送交到我和我的小姑娘手里，让我签字接收。摇把子电话打不通，好不容易费了几个小时时间打通了人家镇政府又不给找人，没办法，大哥只好拍发了这封电报。电报说，“广播站事已成，速回。”

　　那时候我的小姑娘帮助母亲忙活完年货的准备工作后正懒在我家小屋的小火炕上嗑瓜子，不肯下地，我喜不自禁地回来催促她几遍也不睬，只好弯下身子把她抱起来，说一声：“猜，成没成？”就真的把她抱起来了，不等回答，我又情不自禁地骄傲告诉她“成喽！”我的小姑娘一下子就把我反身扑倒在火炕上，那个亲呀。

　　我的小姑娘上次跟我说，她心里很清楚谁是我的真正对手，她认为，谁也不是我的竞争对手，虽然那些人她并没有见过一个，也不认识，可是她信心满满，她说，你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喝，那些男的女的哪个能行？再说，你还会写大标语块呀！对不对？你广播完了，自己写广播稿，再自己办节目播出去，再给镇上画宣传画写大字块什么的，谁比得上你能啊？别看他们都是镇上领导的儿子或妇联主任外甥女什么的，白费。接到电报的一瞬间，我才真正相信了我的小姑娘曾经预言似地说过的这番话。看来，她的判断和超常预感是对的。我也是对的，因为我在前面说过，也许我天生就喜欢甚至崇拜这个天性优雅的女人——尽管那时候这种女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而且我的小姑娘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标准的女人。但是事实证明，这种优雅和美貌结合起来的女人，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王国里的国王。在我眼里，我的小姑娘就是这种女人，而我的母亲也是这种女人。

　　　　　　　　　　　　　　　　　　　　　　　　　　　　　　　　　　　　　08-12-4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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