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

　　蛇躲进了洞里睡觉。苍蝇、蚊子和蟑螂也不知了去向。街道两旁的梧桐，抖落了叶子，陷入静谧的思绪之中。寒冷总是用十分招摇的姿势，把灰蒙蒙的色调，笼罩在它走来的路上，让原本还在秋天里张扬的树叶和花朵，失去了喧哗与热烈的元素。生命在蛰伏。沟渠里流淌的水在凝固。没有事情的人，都不愿意离开家中燃得红彤彤的木炭火盆。围坐在木炭火旁取暖闲谈，身体再没有了赤裸裸的寒冷感，闲谈的话语也变成了火的颜色，就连我们思绪里静静趴在牛日河、安宁河、龙川江和金沙江边上冰凉的成昆铁路的钢轨，也有了七月流火的温度。火是这个冬天里不多的活跃景象，是夏天枯萎后，留在冬天里的一个痕迹。

　　像火一样热烈的成昆铁路修建场面，已经成了历史。那些筑路英雄气壮山河的惨烈，也在静谧萧瑟的冬天，褪尽了火红的颜色。昔日里许多鲜活的人物，也因了这个冬天的到来，像刮掉了几个鳞片的大鱼，顺着寒冷的气流漂走了。寒冷让我萎缩，无论是记忆，思念和感官里的景象，都在萎缩，抽缩成了一根枕木，一截钢轨，或者是铺垫铁路的一颗石头。冬天的傍晚，裹上一件厚厚的棉衣，沿了成昆铁路走上一程，凡是落在我眼帘里的线条，立即就有了苏醒的意思，铁轨、荒草、石块和无声的空气，都呈现出了呼吸的姿势。脚下的铁路，就是三线建设的历史痕迹，也是汉族与彝族的人文痕迹。在这样的痕迹上我每走一步，就是翻开了历史书籍的一页纸张。走进这样的书籍里，符号化了的人和事物细节，让我震撼和惊喜，同时也让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感情的影子。

　　冬天与夏天，是两个极端的自然现象。夏天的山洪爆发，冬天的寒冷侵袭，总是在我的人生中纠缠，都凸显出欲把我带走的那种具有消失性质的特写意味，又都张扬出抵御消失而凝固成永恒的张力。无论成昆铁路怎样坚守，我都感觉有人从夏天与冬天交织的张力里，随了时间漫溢出来，像秋天沉甸甸的麦穗，一伸手就可以摸到。1966年的李井泉，就是我在成昆铁路的历史痕迹里，无法摆脱，注定要遇到的一个人。


　　1966年最先沉沦在我感官里的印象就是寒冷。风像一把刀子割在我的脸上，先是疼痛，然后是麻木。即便穿了母亲给我做的棉鞋，潜伏在泥泞中的寒冷，依旧像无数的针，刺透鞋底，把我的脚冻得和石头一样僵硬。想节约一点钱，坐汽车回成都的想法看来是不行了。许多山路都结了冰。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只好忍痛放血般掏出大把的钱去买了飞机票。从西昌回到成都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了。母亲不能回家过年，继续留在西昌监管“右派”，这对于只会摇笔杆子、不会做饭的父亲来说，安排一顿饭就成了很具体很无奈的一件事情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刚刚到了上学的年龄，自然就无忧无虑，跑到西南局的机关大院里玩耍，向小伙伴们炫耀自己坐飞机的荣耀。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驶入住宅区，停在我家门口，我立即风一样追了过去。轿车是高贵和舒服的痕迹，这样的印象，时常让我在睡梦里吵着闹着要坐轿车，而没有一次能够真正坐上轿车。于是，轿车就成了我童年里，非常想认识的一个神秘世界。


　　进了家。我看见父亲紧紧握着一个大爷的手。瞧见我回来，父亲让我过去，叫李大爷。李大爷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头，笑呵呵说我是个“费头子”（四川话调皮的意思），然后又问我父亲年饭是怎么安排的。只见我父亲尴尬地搓着自己的双手，嘿嘿地裂开嘴笑，之后才很不好意思说，刚把晒在阳台上不知道是哪一年剩下的一块都被风吹干了的肉皮炖在了锅里。李大爷听后，用手把我拉入他的怀中，又接着伸出另一只手指着我父亲说，老敬，我不是说你，再忙再累，也不能苦了孩子，听到没有？！不容父亲答话，李大爷就让随他一起来我家的那个解放军，立即去街上买点熟菜什么的，并说他自己也留下来和我们吃年饭。吃年饭的时候，他得知我刚刚被父亲从西昌接回来，就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西昌的故事。邛海，泸山，蒋介石在西昌的“特宅”，都在他的讲述中，变得伸手可触，栩栩如生。特别是彝人毕摩与盐的故事，让我至今难忘。我在西昌也看见过邛海，泸山和蒋介石的“特宅”，无论我走得多么近，它们都像是没有看见我，更不会和我说话，原来它们只和李大爷一个人说话。

　　李大爷离开后我问父亲，这个大爷是谁呀，装了一肚子的故事，要是能够天天听他讲故事，该有多好呀。父亲说，傻小子，李大爷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你在西昌天天看见的成昆铁路修建，就是由他指挥的。父亲还告戒我说，李大爷可是个大官哦，你以后要是再见到他，不许调皮捣蛋没礼貌哈。告戒，许多时候，就是痕迹的作用产物。父亲这样告戒我，是因为在送我去西昌前，我曾经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欲用铅笔去戳肖光（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的老婆）的眼睛，父亲大惊失色，一面替我向她赔罪，一面重重给了我几个大耳巴子。那时我就模糊地感到，父亲从小就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太调皮，在那个敏感的政治年代，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极有可能就会葬送掉他扮演的“泥水匠”角色。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正如一场风是时间的一次预先埋伏一样，昨天，是今天的痕迹，而今天，一定就是留给明天的一个痕迹。李井泉在年三十和我一起吃年饭，当时我只知道那顿饭太好吃了，是我在西昌很久都没有机会吃到过的饭。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顿饭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在寒冷的冬天，我从李井泉的身上，触摸到了夏天热烈的痕迹。难怪成昆铁路修建期间，开在大凉山上的杜鹃花，特别茂盛，特别鲜艳，虽然转眼即逝。

　　李井泉身上传递出来的温暖，让我在冬天里，又一次感受到了夏天的热烈，当然，这是在冬天冷静的映衬下才体现出来的。但是，当1966年的夏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在冬天里体会到的温暖痕迹，变成了令人窒息的闷热。被裸露的电线杆、树枝、标语、大字报和高音喇叭编织出来的惨白的喧嚣，把大街小巷里所有的酷热，全部驱赶到了西南局。炮轰西南局和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仿佛决堤的洪水，淹没了十里蓉城，也淹没了我趴在父亲办公室窗口四下张望的眼睛，直到我看见李井泉在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保护下，从西南局的侧门离开，转移到了成都金牛坝招待所的十一号楼里。十一号楼对外称为高干楼，掩隐在高垒的围墙后面的绿树丛中，一时还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当天晚上，我和父亲也在这幢楼里。父亲给他念一份电报——西南局办公厅并转井泉书记：沙木拉打隧道北端涌水昼夜达两万吨，造成坑道大塌方，实为成昆铁路施工中罕见，目前，施工受阻，正组织力量全力抢救，西南铁路工地建设指挥部郭维城。李井泉握着电报在室内焦虑地来回走动，单调的步履声，敲打着他沉重的内心，使消瘦的面孔愈发憔悴。口授完回电文稿后，父亲带我和另外一个秘书，轻轻从他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裹着一件厚厚的棉衣，我继续在铁路边行走。一列货车在我背后鸣笛，从身边呼啸而过带起的风，让我感觉到了热的气息，很有力度。所有的痕迹，都在我的回忆里，像流水一样在冬季的斜坡上飞奔。

　　成都人民南路广场。人头攒动，口号如雷，手臂如林。李井泉等人被红卫兵们反扭了胳臂，揪到了台上，要他们跪下请罪。李井泉不跪，说自己没有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响过，几个红卫兵跳上台来，拳打脚踢，并用皮带抽李井泉。血从他的嘴角和身上流了出来。许多农民看不下去了，冲上前台揪住打人者大声教训，然后吆喝着“一、二、三”掀翻桌子和椅子，又将红卫兵用竹杆搭成的偌大一个台子推倒，护送李井泉离开了批斗现场。冬天在夏天的面前凋谢了，就连一丝冷静的痕迹，也被阶级斗争的热浪，掩盖了。我随父亲从李井泉在的那幢十一号楼离开后，自然就没有看见这种可怕的场面，也不知道那些农民，是不是从成昆铁路附近来的。这些留在我视线之外的痕迹，是父亲再次把我送到西昌母亲身边时，对我母亲述说时，用语言刻画下来的。

　　那个时候的父亲，像墙头草一样动荡不安。工作的需要让他必须同李井泉走得很近，而生命的安全，还有憧憬仕途的奢望，又让他在心里很想离李井泉远一点。被重重矛盾心理纠缠，我在他的身边，自然就成了他的累赘。而母亲身边就安全多了，母亲是解放前的童工，参加革命早，可谓是当时最正宗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了，又肩负着监管右派的重任，自然无造反派敢来找她的麻烦。我整天在西昌的邛海边吹口琴，捉蚂蚱，享受夏天邛海吹来的凉风，还有邛海的涟漪掷在我身上的太阳光斑的抚摸。所有关于冬天的痕迹，都被母爱和邛海阻挡在了我的身体之外，无忧无虑，当然就不可能知道那些不断送来的“走资派”，对冬天冷静痕迹的向往与期待的心情了，也不可能知道，李井泉正在朝西昌赶来。

　　夏天让天空充满了欲望，热与身体纠缠，细菌和病毒在招摇，苍蝇和蚊子让人成了案板上的肉，鼓噪的蝉子，使人在麻木中丧失了神经。肉与钢轨，这一硬一软的物质，在夏天对比鲜明。细菌、病毒、苍蝇和蚊子，竟然在热的怂恿下，让钢轨也成了冬天的痕迹。迷茫和不甘，是修建中的成昆铁路剩下来的全部核质，也是李井泉此刻重返成昆铁路的全部核质所在。由于在成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李井泉的病情日益加重，心脏病和下肢动脉硬化症，使他心力交瘁，按照周恩来的秘密指示，陶铸吩咐成都军区秘密将李井泉送上海治疗。由于派性武斗，明走是不行的，只有沿成昆线先到昆明，然后再辗转上海。

　　这是李井泉第五次路过成昆铁路的沙木拉打隧道工地，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见成昆铁路了。风惨惨，雾蒙蒙，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见了，人都跑去造反了。几年前的火把节之夜，围着熊熊篝火唱歌跳达体舞时，马黑木呷向他敬米酒的情形，被此刻汽车的颠簸声给掩埋了。通往西昌的大小路口，都被全副武装的造反派控制了，一辆辆载满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汽车，在路上巡逻，车后扬起阵阵黄色的尘埃。8815部队的尚志功师长带领警卫连一直全程负责李井泉的安全。此刻，他们全都困在了49团团部。尚志功师长眉头都拧在了一起，如何将李井泉安全转移又不与造反派发生流血冲突，使他伤透了脑筋。最后，他们终于商定出了跨过邛海边的庐山，从后面绕过西昌城的计划。


　　实施计划的那天中午，我恰巧又在邛海边玩耍，突然看见有十几个人从邛海边走来，扛着板尺、花杆和测量仪器。这一行人越走越近，与正在劳动的“右派”仅一箭之隔。即便穿了铁道兵的服装，我还是认出了李井泉。刚要张了嘴巴大喊李爷爷，忽然有一个“右派”迅速用手捂了我的嘴，悄悄对我说小祖宗，你千万喊不得呀！接着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捉的大蚂蚱递给我，并大声说，你看这蚂蚱好不好看？一个造反派看见“右派”捂我的嘴，立即用枪指着他喊道：你想对这个孩子干什么？不老实小心老子枪毙你！“右派”看见那一行人走远了，才对造反派说，这孩子说他想吃蚂蚱，我阻止了他。李井泉就这样走出了我的视线。此后，我再没有见到过他，只留下他身后的影子，在我的记忆里，摇曳，风一样摇曳。

　　有冷风袭来，我用手立起了棉衣的领子。傍晚的群山，与伸向远方的铁路，一起模糊在了风中。夜色开始像墨汁那样一滴一滴浸到泥土和钢轨中。昔日的辉煌，夏天的火热，灿烂的杜鹃和历史的精血与灵肉，同眼前沉默的钢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风，夜色，我的思念和情感，还有时不时从云朵背后露出脸庞的月亮，都在搓揉铁路。搓揉一次，铁路就生出了岁岁结果的传说，多了生命的气息。再搓揉一次，铁路就成了一条灵性的痕迹，袒露出大山那样宽阔负重的脊梁，从历史中走来，又走向历史之中。面对成昆铁路这条历史的痕迹，我总是会想起李井泉，还有他的痕迹。他的痕迹，就是成昆铁路的痕迹。只要是望望这条铁路，正在驮着我的思念和情感，伸向远方，如是的印象，就会越来越坚决。


[ 本帖最后由 敬一兵 于 2008-12-12 08: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