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兄弟四人，1962年大哥出生，1964年二哥，1966年三哥，1969年是我，兄弟四人“排着队”出生，使得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贫穷。从记事一直到今天，母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能一个个活下来真不容易啊。”1962年到1965年是我家最为艰难的时期，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我完全能想象那是何等困苦的日子，因为在我10岁之前，我家没有一年的粮食够吃，除了逢年过节，平常日子几乎没有“开怀畅吃”的时候，对于饥饿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母亲一说这话，我就想到过去。为了不让我们饿死，母亲和父亲商量，白天上工（就是帮生产队干活，那时还没实行包产到户），晚上出去想办法找吃的，这个“找吃的”说白了就是偷，偷地里的山芋、玉米，可地里都有生产队派的人看护，不容易“得手”，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被逮到还会挨批斗。母亲对父亲说，你不能去，让我去，我是女人，逮到他们不会打我。母亲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前村有一个男人，偷地里的玉米被抓到后打的浑身是伤。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却是一个令人心颤的事实。尽管母亲常常空手而归，但只要弄到什么回来，母亲都会和水煮一大锅，当时我不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长大后才明白，不加水怎能填满我们的肚皮，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连吃带喝，瘦弱的母亲默默站在一旁，脸上写满慈祥和怜爱。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育我们，做错事一定要主动承认，并道歉，上学后，更是常常这样教育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同学洗澡时，将他们的衣服全部收了起来，结果，光着屁股的他们爬上来找不到衣服遂又一个个扑通扑通跳到塘里，上课时老师见少了七八个学生，忙问我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同学们说不知道，然而，我心里清楚的很，他们没有衣服穿怎敢来上学。老师慌了，课也不上了，派我们分头去找，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事情闹大了，慌忙偷偷跑去将衣服还给他们，他们自然饶不过我，在老师那儿告了我的状，我被老师罚站在操场上，他们也一样，因为学校明文规定不准学生在上学期间到河塘里洗澡。老师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父亲抬手就打我，母亲则拉着我，挨个到被我拿走衣服的同学家道歉，以取得他们的谅解。父亲的打，是皮肉痛，痛过以后便忘记了，而母亲在带我认错道歉时向人陪的笑脸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她不打我，可比打我让我痛千万倍。母亲说，不成才没关系，但一定要成人。 　　母亲待人诚恳，从不和人争吵，但母亲性格内向，话语不多，有些时候容易被人误解，母亲也不解释，她常说，是好是坏，时间一长就知道了。记得那年生产队挑塘（现在是推土机推，那时全靠人手挖肩挑），母亲上泥，由于动作慢，和她配对的人说母亲，你怎搞的，干不动就叫你家男人来（父亲那时被村里抽调去看山），这都分了任务，干不了你晚上一人来干！母亲不吭声，咬牙加快速度，可由于身体过度虚弱，没坚持多会，便晕倒在地。那人慌了，和人将母亲抬回家，叫来医生，队长派人去山里喊父亲回来。医生很快来了，搭脉、听诊、打针、挂水，母亲醒了，脸色苍白，满头是汗。这时父亲已赶回来，问母亲，仕珍，怎么了？母亲声音低弱，说，前两天受凉发烧，本想抗抗过去，没成想生产队突然通知挑塘，只好撑着去，结果还是没能抗住。听了这话，和母亲配对的人不好意思了，他说，嫂子，身体有病你怎么不早说，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母亲说，你不知道，哪能怪你呢。母亲的宽容让那个叔叔深感内疚，也在我们心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 本帖最后由 杜永生 于 2008-11-12 08: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