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八十年代之三：炼狱高考（修改稿）

　　昨夜又梦到高考了，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依然是还有许多题没有做，并且书也找不到了。下了课翻纸箱子，找到了物理书，还有一本英语。但一看书，发现物理好象都没有学过似的，心想这可怎么办呀？同学们都在悄无声息地做题，我自己却是一塌糊涂。看看数学题没做完，物理又不会。翻开哪本书，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心里熬煎得要死。 　　高考给我留下终生的阴影。每当夜里做梦，总是梦见考试。物理题不会，数学题不会。别人都做完走了，我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再不就是时间快到了，还有很多题没有做。心里很着急。一急，忽然就醒来。醒来后，还心有余悸。摇摇头，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每次的梦，地方不同，情景不同，但梦中暗示的心理总是一致的，那就是忧愁，自卑，焦虑。二十多年了，这些梦经常伴随着我。无意中闲谈，许多朋友都有过这种阴影，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也做过这样的恶梦。 　　但我还是要感谢高考，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年七月，我高中毕业。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回家种地。上大学或者招工，那是少数人的事。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没有想法的人生是快乐的。
　　回到生产队，我如鱼得水。白天下地挣分，晚上学打毛衣。什么鱼鳞带水浪，什么富贵不断头儿。10月份，我在苇园地拔豆子，在前河旁掰玉米，在老坟边子摘棉花，在后村崖畔上摘柿子。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02分。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8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是五分。而摘棉花、掰玉米、摘柿子是论斤。干这些论斤的活，我不吃亏，因为我身手利索。我会上树。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工回家，父亲对我说，今天城里一个老亲戚，到后岭上给他女儿借书。他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他想让女儿复习考试。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后来搬到乡下了，课本可能还保存着，就赶快去借。两天后，我们村在公社高中教书的老余，也证实了恢复高考的说法。老余是“右派”，下放到我们这里教书，他和父亲关系很好。老余说，这次不论成份了，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参加。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还给我找了一份文革前高考的卷子。
　
　　平地一声春雷，我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渏。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说过考大学的事。有时学习用功了，别人还讽刺说，“学那有啥用？你还想考大学吗？”现在，真的时兴考大学了。这不是做梦么？ 　　但怎么考，考什么，都一无所知。
　　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父亲说，学文科危险，过去反右，还有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凡是写文章的人都被打倒了。还是学理科保险。但我的理科知识等于零，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没有课本。我在公社戴帽高中上学的课本，自然是不能用了。我们学的《物理》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化学》是《农业基础知识》，数学课学的是丈量操场，丈量猪，然后算出操场面积和猪的重量。语文唯一能让我记得的，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上面的几句：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物理，还有数学。表姐是1973年的高中毕业生，赶上教育“复辟回潮”，还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她不相信“不论成份”这一说法，并且笑话我是“照眼出气”。 　　表姐的课本很薄，但我啃起来还是很吃力。
　　所谓复习，其实是从头学起。匀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质量和重量，牛顿定律，万有引力，电与磁。我在小本本上恭恭正正抄写着，一个个公式，一条条定理。数学里的因式分解，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三角函数，对数，sin,cos,tg ,ctg ,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离高考还剩10多天了，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灵宝复习。三舅在灵宝一高教数学，三舅是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87公里路，上坡下坡。那时汽车很少，一天只放一趟班车，车票很难买。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遇到下坡父亲带我走，遇到上坡我下来帮忙推车。早上天蒙蒙亮上路，下午4点才到。 　　在三舅那里待了10多天，他们上课，我去旁听，但我听不懂。下课问老师题，也没法问。若是某些方面不会，或某个题不会，可以问。全部都不会怎么问？这次好象只弄懂了安培是电流，欧姆是电阻。 　　12月的某一天，我坐在县一高的某个教室的考场上，浑然不知地做题。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庆，孙保庆30岁了，文革前的高中生。他似乎做得很轻松，不长时间就搞定了。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人都蠢蠢欲动，有几个还真抄上了。但我离得远，根本没有可能。浑然中，时间就到了。题做的一塌糊涂。 　　语文题有“给下面一句话注音：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下来后查了字典，心里很懊恼，声调错了几个。作文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之前也看了一些报纸，报纸上说全国各地怎样把本地最好的物产运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但写作文时怎么就没有用上呢？ 　　这一年物理老师孙保庆考上了师范大学，全县一共有5个人考上本科，他是其中一位。那位抄上的同学也考上了一所大专。剩下的全是陪衬。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当副局长的何粉考上了医专。她后来成为本县有名的妇科医生。何粉知道消息早，复习的也早。这一年我们班有10多人参加高考，但没有考上一个。全县里考上大学（中专以上）的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县委门口。百分之四，是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教育落后的小县，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 　　第一次没有考上，完全在意料之中。进进场，试一试，感受一下。随后开始正儿八经复习。新年过后，我又回到原学校上课。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也没有熟人介绍，只能回母校复习。我们学校的老师，原来都是教初中的，后来升格到公社高中了。比如老余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杨小梅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但母校办起了复习班，还算不错。 　　我要回学校复习。但生产队不同意。母亲给队长说好话，答应她一晌不拉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换取我去参加复习。队长才勉强同意了，但时间上还有限制。村里一齐毕业的春红、腊梅都参加了复习班。她们不用给队长求情，大概因为她们是贫下中农成份。 　　学校没有住处，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我们几个没有住校，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晚上回去。自带干粮，玉米面馍馍。中午在学校伙上接点开水，凑合一顿，晚上回家吃饭。15里路，天天在路上耗去不少时间。 　　临近高考了，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寑室里跳蚤很多，好象都是几年没吸过人血了，穷凶极恶地。进寑室前，我们都把裤腿挽得老高，但跳蚤“嘭嘭嘭”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 　　半年后，我又坐到了一高的考场上。语文、政治感觉考的还可以，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后来据老余说，我考了240分，距中专分数线差5分。 　　回到村里，大队支书的女儿把我笑话死了。在地里摘棉花，她嘴一闭，眼一挤，高声说道：“哼，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她说的“咱村”，就我一个人参加高考呀，经过第一次高考的冲刷，村里的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考。她说的“咱村”不是说我是说谁？我忍受着村人的讽刺，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心里很不服气。 　　正当我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妹妹却以全大队唯一的身份考上了县一高。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父母没有埋怨我一句，父亲鼓励我说，“从头开始，你年令还小着哩。不要听她们胡说。她恁能，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咱们还敢进考场，还敢复习，她们条件恁好，咋不考试呢？” 　　随后，我到县一高复习。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学校就在操场上上大课，乱哄哄的，黑板上写的字看不见，老师讲的也听不清。更重要的，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有点理缺。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他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气气势势地去找“张老师”“李老师”，问难题，受点拨，得到一些内幕或消息。而我则不行，我和他们不熟悉。
　
　　我的理科基础不行，上课老师都是讲重点，别人一听就会了，而我则刚刚入门。正想继续钻研，却下课了。另一节课，又换成其它内容了。我总是赶不上。老师讲完后，大量时间是做习题。别人做题，象羊吃草一样，头低下，“次次――次次――次次”，速度很快。我却很慢，总是被拦路虎挡住，问同桌，问老师，这一个题解决了，下一个又不会了。我的心很痛苦。 　　在复习的日子里，我最大的快乐是语文。我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劝学篇》《师说》《游褒禅山记》《送东阳马生序》《六国论》等，以前课本上没有，现在学到了，感觉很新鲜很有趣，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 　　女生寑室是大铺，一溜睡20多个人。晚上乱哄哄的，夜里十二点还睡不了觉。你要关灯，她要撒尿，谁也不听谁的。我躲在被窝里，读刚刚买到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小米的回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挥手之间》、《白杨礼赞》《歌声》。这一年报刊杂志忽然发表了许多美好的散文，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新鲜，清爽，如痴如醉。有几个白天，我也不进教室，躲在寑室里读语文。但老师说，语文是橡皮课，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考试还得靠数理化。我也明白这道理，但没办法，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一边逃避着。 　　火麦连天的日子里，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望着哥哥憔悴的脸，我心里一阵难过。我问，家里怎么样？哥哥含含糊糊地说，家里都好，你别萦心，好好复习。谁知这时候，母亲正躺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肾盂肾炎，很严重。80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40多天，臀部、手臂、脚上到处都是针眼。臀部上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看起来很怕人。这就留下了一个病根。以后，每到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呋喃呾啶、复方新诺明，成了我们家桌上常备不懈的药。 　　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母亲带病参加劳动。别人干几天，还可以休息一下，而母亲却不能。割麦，摊场，打粪，锄地，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由于连续的劳累，母亲终于病倒了。 　　我在心里自责道，都是因为我，都是我，把母亲劳累成这样了。我不想复习了，我要回家劳动，替母亲分担家务。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家里有他们撑着，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哥哥说，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你要是半途而废，妈受的打击才大呢。哥哥还说，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他心里都很自豪。他想，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哥哥的话，让我欣慰，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挖苦我？我怎么对得起父母？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自渐形秽。 　　每天晚上，班上一名成绩好的的乡下同学，都要在伙上买一个麦面馍馍，奖励自己。看着他拿着那个虚虚的、长乎乎的四两一个的麦面馍，心里很馋。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因为我的成绩不好，我没脸吃麦面馍。我总觉得我不配吃那种好馍。
　　这一年，县委门口光荣榜上依然没有我的名字。红纸黑字，我一个人悄悄跑到那里，从头看到尾。我扭回头就走，也不好意思到学校去问问，看我究竟考了多少分，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我没有勇气去问。 　　村里和我一届毕业的女友，参加了一次后都放弃了。她们忙着参加生产队劳动，忙着找婆家，生活得很快乐。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落落寡合。 　　几年复习，我感觉高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恶作剧。尽管我年年在进步，但高考题的难度也在年年增加。今年考缩写，你复习“缩写”，明年又考“扩写”了。你再练扩写，后年人家又考“改写”了。这叫“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 怎么办？坚持还是放弃？ 　　生产队在九龙坡上修大寨田，我推着小车运土，拿着铁铲装土。论干活，我不比任何人差。但这样的劳动有什么意义？休息时女伴们嘻嘻哈哈地说笑，我却躲在一边背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背这单词有什么用，我就是还想学习。 　　我们村有一个抗美援朝复员老军人叫献贡子，在地里干活时，总爱给人讲在朝鲜的故事。他给“彭德怀”不叫“彭德怀”，而是称“彭德”。每次到最后，他总是说，彭德问我们，遇到困难怎么办？我们回答：继续前进！这几乎成了一个笑话。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给我拿回来一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他对我说，再来一次，用献贡子的话说，继续前进！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就又咬牙回到学校。 　　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最早选择英语，她们都考上走了。我选择理科，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一看头又有点大。古代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短时间里，也是闹着玩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继续考理科。 　　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课后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做了一本又一本。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有名的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他和李军坐一桌。下了课，其他人还在埋头做作业，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说调皮话。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贴个纸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轻松很轻松。我一边听着他俩的调皮话，一边心里很羡慕。我的同桌薛小琴文科不好，她捉笔的手是斜着的，字写得象蝌蚪。但她数学好，她整天低着头，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他们都让我羡慕的要死。 　　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教室熄灯铃响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下课铃响了，我还坐在教室不出去。临高考的前几分钟，我还抱着书本在看。关键是，我的用功效率并不高。对于物理和数学，我总感觉到“似曾相识，条理不清”。越学越糊涂。这让我终生羡慕理科成绩好的人。 　　李军这一年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成为轰动一时的佳话。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同桌薛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通过各种渠道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或上了函授最后接父母的班等。可谓“榜上无名，脚下有路”。 　　临近高考，我的思想压力陡增。为了我和妹妹上学，家里人省吃俭用，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让我们增加营养。但他每来一次学校，我的心就难过一次。我最初曾暗暗发誓，我若是考上学了，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若是考上学了，一定要帮助哥哥。但现在我考不上学，这理想怎么实现呢？我就这样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妹妹是应届生，我是复习班。我自己成绩不好，就希望妹妹能行。如果妹妹考上了学，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临近高考了，妹妹却得了腥红热。 　　一开始，妹妹说她发烧，头痛，她要回家。我很生气，我觉得自己不争气，妹妹也不争气，我认为她娇生惯养，受不了症。不想学习了，才寻个理由回家。我领住她熊了一顿，妹妹哭着走了。我也气得跑到姑姑家，向姑姑诉说，也气得哭了一场。 　　谁知后来父亲说，妹妹得的是猩红热，急性中毒型，幸亏治疗及时，否则疹子出不来，要憋死人的。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小腹发热，双腿发软，象遭了雷击一般。 　　据说，上帝在你面前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定会给你留下一扇窗的。然而，上帝给我留下的那扇窗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