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石榴

关瑞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得到了一粒石榴种子。那种细碎的，有棱角的圆，像河床里被风吹裂了的小石子。我把它埋在门前的土里，想象它冒出绿芽，然后长成一棵树，结出拳头大的石榴。坐在门槛上，我已经被它的酸和甜诱惑得不行了。我不停地给它浇水，它一次一次被水从土里给翻出来，我再一次一次把它埋进去。我继续想象，并为自己将要拥有一棵石榴树暗自兴奋不已。我甚至每隔一两天，就把它刨出来，看它发芽了没有。尽管结果令人失望，但是我不沮丧。它一定能够发芽，一定能够长成一棵树，一定能结出硕大瓷实的石榴来，我对此从不怀疑。它成为我最早的信念，一个当时我情愿坚守一生的信念。作业本和铅笔盒胡乱塞在书包里，书包斜斜挂在半掩的门扇拉手上，阳光照耀着忙碌的蚂蚁，也照耀着我的信念。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石榴种子即将破土而出的地方。那里一片湿润和清凉，隐隐升腾着饱满和挺拔的光芒。我很快睡去，又很快醒来。每次睁开眼，朦胧中都看见它发芽开花结出了果实。我眨巴几下眼睛，让自己彻底清醒过来，原来是梦延时破碎。远处的风吹吹停停，仿佛一湖晃动的水，一转眼就把一天给摇到蓝色的湖底了。我抬头望望天，天空里荡出一弯细嫩的白月。我擦一把鼻涕，抹在裤腿上，再擦一把鼻涕，抹在门槛上，继续守望一粒即将被信念催生的种子，直到我爸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床上。 　　秋天都过去了，后院里苹果树上的苹果都已经吃完了，枝头上挂满了枯黄的叶片。可是我的石榴种子依旧纹丝不动地躺在门前的泥土里。它错过了时节，它把我的信念变成了一种虚幻，它在我的心头萦绕出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要知道，这是我埋下的第一粒种子，是我对于生命的第一次栽植和期待。我的第一次。我用小铲挖开泥土，我想看看它现在的模样，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叫我失望和沮丧的。挖得很仔细，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没有找到它。这怎么可能呢？我像淘金者那样，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刨翻地下的和掌里的泥土，甚至偷来我爸的放大镜，把每一丝泥土的细节都放大几倍十几倍，可还是没有石榴种子。我的心开始发慌，慌得不行，就大口地喘气。泥土从手指缝里慢慢滑下去，手心里只剩下潮潮的凉。我疾速地罗列出各种可能，比如我根本就没有把它埋进土里，比如在我一次次把它翻出来又埋进去的过程中，它遗失在了别处，比如它给蚯蚓或者别的什么爬虫给吃掉了，比如它像一块冰那样化在泥土里了……各种可能性像初冬的荒草，在内心深处无限蔓延，但很快就被同样荒凉的野火给烧尽了，只留下谜一样诡异的灰烬。风在头顶上吹响了干枯的枝条，麻雀落下来，在我的身边若无其事地跳跃。它们一定知道它的下落，可是它们不告诉我。就像我们正在玩的一种游戏，大家都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只有我不知道，偏偏要我去寻找，所有的人都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像个傻瓜一样左看看右翻翻。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和恐惧。 　　高二那年，我们开始分文理科班，我的化学学得一塌糊涂，总是记不住分子式，也搞不清硫酸铁和硫酸亚铁的区别。教化学的班主任说我的作文写得好，可以去上文科班，将来考个大学的中文系，当作家多风光。她说得没错，我的作文在小学就得过全县比赛的一等奖，上中学后不但是文学社的社长，而且作文经常发表在校刊上；重要的是，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作家。我知道她对我在作文方面的赞美别有用心，但我还是顺着她的毛毛把自己的名字捋到了文科班的报名表上。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她不再担心我拖全班的后腿，我也可以免掉不得不记忆许多化学反应的烦恼，而且又能离我的理想近一点。 　　全年级八个班，只分出来一个文科班，而且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理科班的人数。这让我始料不及，开始觉得我们都是智力上有缺陷的，至少是不聪明。因为不聪明，所以学不好数理化；学不好数理化，才来文科班。而这样的推理，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真的不聪明。一个半大的小子被认为不聪明，这不再是智力上的问题了，而是强烈产生了一种屈辱感，似乎自己的人格遭到了侵犯。那个年纪，自尊比什么都重要，宁可不要分数，不上大学，甚至不要命。 　　不要分数，那你干吗花娘老子的钱来上学；不上大学，那你每天背那么多英语单词和政治历史题，顶个屁用，又当不了饭吃；不要命？呵呵，那你死一个给我看看，你敢吗？说穿了，分数，大学，和你的小命，就是你的尊严。没有它们，你有个屁的尊严。 　　坐在教室门前的石头台阶上，王伦边啃一截煮熟的玉米棒子，边教训我。他满不在乎地啃，满不在乎地说，气从鼻子里哼出来，很香甜，也很不屑一顾。他和我是同桌，流落到文科班之前，他在新疆，一个叫阿克苏的地方，他说那里种着大片的棉花和向日葵，路边全是石榴树，石榴开花的时候，就像是着了火，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我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圆点，仿佛一粒沙子，被风吹到了塔里木河边。上课铃响了，他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阔步迈进了教室。这是一节自习课，教室里乱哄哄的，我没有进去，继续坐在台阶上，看脚边的蚂蚁从石头缝里进进出出。 　　我和王伦都是航模兴趣小组的成员。每天下午活动课时候，我和他就到隔壁的活动室里，像木匠那样，把松木片锯出飞机翅膀的模样，再用砂纸把它们打磨出光滑的手感来。我和他都是新来的，只能做这些很初级的活，他们已经干了好几年，参加过全省的比赛，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来使唤我们、鉴定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组装出一架能遥控飞上天的飞机模型来。我对他们垂涎三尺地羡慕，主要是因为秋天有个全省的比赛，我想成为我们学校代表队的一员，哪怕是给他们抱衣服拎水瓶也行。那时候，除了考试（考试也是一种比赛）外，我热衷于参加各种我感兴趣的比赛。他不是这样，他说他只是想在这里学点技术。他对一切技术活都感兴趣，他甚至把他爸的手表和收音机都拆了，又装回去，可惜手表不再走针，收音机也哑掉了，他挨了他爸的几顿刻骨铭心的打，但是依旧痴心不改。他悄悄对我说，等以后长大了，自己要造一架飞机，他要开着飞机在家乡大片的棉花地和葵花地上空盘旋，他要从空中看看它们的盛开是什么样子，还要看看那些石榴树开了花到底是怎样染红了整个世界。我瞪大了眼睛看他，仿佛站在跟前的他只是个三岁小孩，满脑子尽是幼稚可笑的想法。 　　文科班的教室原来是一个庙堂，据说解放后才改造成了教室。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搬进来之前，它一直空着，从窗户上的破洞里望进去，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黑暗、灰尘和蜘蛛网让我们的想象一下子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新建的教学楼里再也腾不出一间教室给新分出来的文科班用，我们只好互相壮着胆子腾空了这里。它独立在树园子中间，树是果树，桃、梨、苹果在不同的季节里芬芳了我们的肺和胃。门前还有几棵古老的槐树，槐花盛开，空气里满是浓郁的潮润的香味。深深地吸几口，身体里就开始有无数的小虫子在蠕动，在咬噬，在疯狂地成长。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它们叫青春。 　　我们坐在台阶上，背枯燥的单词，聊无聊的天，或者望着满树的花朵，发呆。河西走廊解放后，他爸报名参军，跟着解放军一腔热血进了新疆，后来部队在阿克苏一带驻扎下来，他爸成了军垦战士，在广袤的南疆开始种棉花和向日葵。他妈是湖南人，支边去了新疆。他们的结合一定很浪漫，也极富成果。路边的石榴树结了三次果，三个儿子就相继呱呱坠地。我见过他们弟兄三个过六一时照的合影，三级台阶，可我没有找到他是哪一级。王伦说这是他们八年前照的，在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他指着最高的一级台阶说，这是我大哥，跟着他爸种棉花和向日葵，去年刚刚娶了媳妇。他又指指中间那级，我二哥前年夏天死了，到塔里木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几十号人沿河找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找到。一只鸟拖着长长的黑色影子飞进槐树庞大的树冠里，像梦魇惊扰了满树的槐香，几枚花瓣轻轻落下来。 　　王伦告诉我，他在这里是借读的，因为这里高考分数线比新疆低，他想上大学。他爸当初参军进疆，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可他还是一头扎进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流向了新疆。为此，他爸的爸气得心脏病连犯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结果心脏干脆不跳了。家人把老爷子的死全归罪到他上，甚至不再认他这个儿子这个哥哥。几十年过去了，王伦只有一个亲姑姑住在这个县城。他就是靠他姑姑托的关系才转进我们学校的。他不想当作家，也压根不想上文科班，他其实物理学得好，想搞机械工程。可是姑姑磨破了嘴皮，理科班就是不要他，说一门课学得好又能怎样，高考看的是总分，“再说了，他上高中才开始学英语，英语肯定撵不上我们的趟，我们要是要了，那明摆着高考的时候拉全班的后腿”。他说其实这都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们歧视他，因为他是口外来的。 　　我被自己栽植的信念欺骗了，心头隐隐作痛。我抓起地上的泥土，一把一把朝远处撒去。我的第一次栽植经历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它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我不再相信一粒种子会像课本里说的那样，落地就会生根，生根就会发芽，就会长成一棵茂盛的树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找到了当初那粒石榴种子没有破土而出的种种最接近真相的可能性来。比如我不停地浇水，不停地把它翻出来，比如气候和土壤的成分，还比如，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总之，这场骗局不是一粒种子布设的，而是我自己。它不过是我的一个道具，或者一个工具，我利用它完成了一次自我欺骗。 　　大学毕业后，我花了几年的积蓄，又在银行借了更多的钱，终于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切布置完毕，看着空荡荡的阳台，心想，应该在这里放几盆花，让阳台像个小小的花园。我想在花盆里栽一棵树，甚至想象着夏天的午后躺在这棵枝繁叶茂的树底下看书或者浅浅地睡。我被我的想象折磨得彻夜难眠，也被到底种什么树折磨得神思恍惚。最后，我想到了石榴。我骨子里太安静了，而石榴又是多么的热烈，热烈的叶片，热烈的花朵，热烈的果实，我需要这样一种热烈的植物来调和我的生命色彩，来表达我内心秘而不宣的狂热。 　　我走遍了整个花市，终于发现一棵最像树的石榴。它的枝条还很细弱，但已经具备了树的形态。看着它，我在心里一遍一遍把它放大，直到它撑漏了我家的房顶。我们这里不长石榴树，卖的都是人工繁育的盆栽品种，据说是因为特好活，所以很便宜，我立刻把它买回家。既然要长成一棵大树，除了浇水施肥，还要有广袤的土地。阳台上不可能没有，我就把它移植到一个直径足有脸盆大小的花盆里。这样，它显得更加微小，仿佛挺拔在无垠的旷野深处。它的确是热烈的，毫不讲究和索取的那种热烈，只要有点阳光，它就茂盛。我甚至常常忘记浇水，可它依然在浓枝密叶中间开出火红的花朵。那是一种真正的火一样的花朵，大团大团地燃烧。一靠近那些燃烧的花团，我的安静的骨头和内心似乎瞬间就会毁灭，就会在灰烬里生出一些奔放和狂野。它们引领着我旋转，驰骋，和飞翔。 　　王伦的血液里，恰恰就流淌着这样的奔放和狂野。他总是安静不下来，而且从来不知疲倦。即便是我们一起背单词，或者听他讲在新疆的种种经历，他也是燃烧的。和他在一起，空气总是忍不住沸腾起来，以至于单词和尼布楚条约都在这沸腾的空气里融化了，转身就满脑子找不到它们的踪影。他让我们高三那年的夏天感到炙热无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起背书，一起做操，除了睡觉。我家离学校不远，周末的时候我叫他来我家，我妈很喜欢他，他每次来她都包饺子，回回都是肉馅的。我妈说，王伦热闹，有礼貌，还有一头黑黑的卷发，个子又高。她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了，嘴上没说，可意思全在肉馅饺子里了。 　　就这么热闹着，我们高中毕业了。王伦考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我也如愿以偿在本省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就读。每年假期，他都回新疆，每次都要在中途下车，来我家住几天，顺便去看看他姑姑。他真像我妈的儿子，陪我妈聊天散步，还帮我妈干点所有家务里最耗体力的那些活。晚上，我们就去夜市摊上吃烤肉喝啤酒。他神采飞扬地说着机械工程系的事，也黯然神伤地说起他的初恋。旁边烤炉里的火苗映在他的脸上，身上，他整个人都在燃烧，火光四溅。不知怎么着，我们就说到了石榴。我给他讲我在少年时候种石榴种子的事，他听完笑得前仰后翻，啤酒沫从他嘴里飞出来。他说，石榴可不是那样种的，最省事的办法还是育苗，苗子好活。他说自己也喜欢石榴花的那种红，那是尽情燃烧的颜色，是能让一切忧伤和哀愁都化为灰烬的颜色，是激情和力量融合的颜色。后来，我们都醉了，相扶着走在深夜的大街上，我们一遍遍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引得夜归的路人远远地侧目。 　　四年的大学生活一眨眼就结束了。王伦被分配到新疆一家机械研究所。他在电话里说，等报到后他还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他过来看我。我正在等待分配，正好闲着没事，就盼他早点来。 　　他在一个清晨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他怀里抱着一盆石榴，一团鲜红的花朵在他的胸前燃烧。他说这是他亲自育的，送给我作纪念。我把它放在窗台上，久久地看那两团火一样的花朵，渐渐地，它们映红了我安静的灵魂，在灵魂深处无人侵扰的空地上狂野地舞蹈。我们重新坐在了夜市的那家摊子上，一样的烤肉，一样的啤酒，一样的神采飞扬和一样的黯然神伤。他说，那个研究所不错，专业对口，环境舒适，待遇也好，以后还可以凭结婚证分到一套住房。他说，他在大学里的初恋在毕业时结束了，她是北京人，父母不愿意让她跟他到大西北来，抱头大哭一场后，他和她分手了。他仍旧沉浸在相恋和分手相互交错的复杂心情里，很多瓶啤酒喝下去，最后又化作咸涩的水从他的脸颊上流出来。最后，他喝得大醉，脸上的泪水早已被风吹干。我扶着他在路上摇来晃去。突然，他挣脱我的手，狂奔起来，边跑边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我猜一定是那个女孩。我在后面追，可怎么也追不上。他终于在一盏路灯底下停下来，扶着灯杆猛烈地呕吐，然后蹲下来低声抽泣。夏夜的风渐渐变凉，在道牙上，我陪他一直沉默着坐到天亮。 　　现在，阳台上的那盆石榴，枝干已经很粗壮，而且长得差不多和我一样高，花朵更加鲜红，盛开的季节，几乎每个枝头都绽出一大团红色来。没有更大的花盆了，我干脆找来一只大木箱，里面装满土，把它移栽到木箱里，四周均匀地撒了草籽。春天，石榴底下一片茵茵绿草。坐在木箱旁边，我看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上一棵生机盎然的树，也看到了一团一团旺盛的火焰。我常常被那些火焰照亮，血液也因此沸腾不已。我刻录了一张CD盘，只有一首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重复几十遍。我拧大播放器的音量，歌声萦绕在花朵周围，如泣如诉，那些火焰愈加旺盛，愈加纯粹，就像我们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 　　王伦送我的那盆石榴，后来莫名其妙地死了。他在电话里听说后有点惋惜，说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郁闷至极的缘故，有机会来看我时再送我一盆。他家里的窗台上摆满了石榴，一长溜的翠绿，一长溜的火红，好看极了；院子里也种着石榴，结果的那种，每年深秋，果实把枝条都坠弯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结婚了，妻子是当地一家医院的护士。他爸干活时摔伤了腿，他把他爸连夜从阿克苏接到他现在生活的城市，在那家医院住院，他们就相识并且相爱了。从听筒里，我清晰地闻到了他的幸福和甜蜜。他一再解释说，因为工作忙，婚礼简单地办了一下，没有通知我。他说以后一定带着妻子来看我，那时我们哥俩好好聚聚。 　　可是，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阳台上的石榴又开花了，饱满的鲜红再次燃烧起来。我想起了他，也想起了我们曾经共度的岁月。我打电话到他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他匆匆问声好就挂了。他的声音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陌生，慌乱，飘忽不定。一天，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只木盒，再打开，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着无数粒石榴种子，每一粒都是细碎的，有棱角的，像河床里被风吹裂了的小石子。我立刻打电话过去，响了两声，就断了；再打，只剩下忙音。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科班的同学在一家酒楼聚会。能来的都来了，组织者也电话通知了王伦，但他没有来。酒桌上，学习委员说她刚从新疆出差回来，见到了王伦。我赶紧凑过去问她王伦的情况。她说，王伦结婚不到半年，妻子就得了白血病，一直躺在医院里，他整天医院和科研所两头跑不说，光医疗费就已经欠下了一屁股债，“才几年工夫，他就瘦得没个人样了”。我掏出手机要给他打电话，她按住我，别打了，他说他不想让你知道这事后为他难过。可我还是难过了，端起酒杯，我一饮而尽。在猛烈燃烧的酒精里，我沉沉地往下坠落，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风声在耳边回响。呼呼呼呼，我听到了石榴花盛开的声音。 　　尽管我有严重的胃病，但那天晚上我仍然让自己醉得一塌糊涂，醉得不省人事。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我挣扎着起来，头痛欲裂，坠落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散尽。从抽屉里取出那袋石榴种子，摇摇晃晃走到阳台上，我把它们一股脑全埋在木箱盛着的泥土里。 　　这一次，我能等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