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记忆：见到流沙河先生

　　2019年11月23日，凌晨三点或者下午三点，川内文化名人流沙河去世了。

　　流沙河先生并不是我的老师。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现代诗人。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因作品受到领袖批判而打成右派，平反后才得在省作协工作。

　　但我有幸见过流沙河先生一面。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以七十出头的年纪出席会议的,我只知道马识途先生是以88岁高龄出席的。 　　那大约应该是2002年，我第一次参加省作协的笔会。这个笔会对青年作家是难得的机遇。我后来知道是一位省作协的领导作家以老乡的情份来推荐的，因为那时我就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学校工作中我联系过的编辑伯乐推荐发表的。如果可以有所保留，我不想说自己有才华的自信、强烈的兴趣或文学的野心，也不想说我走着命定的路；我只想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因为我对生活从来不失信心——我相信上帝关门开窗的寓言。上帝所赐，不敢挑剔，何论否泰；只有经历过才知道，生死离别是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即便成年之后的人，也会对死亡发出绝望的哀鸣。

　　记忆的触角再伸展一下，我就想到，怎么认识那位老乡作家的呢？应该缘于南充市21世纪初的南铁大酒店笔会。南铁笔会本市去了四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户外的采风活动，但是一起吃过饭，听过讲座。南铁笔会讲座在我心上留下的一个烙印，就是作家要表现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作家落笔梨花之美不足为奇，出奇的在于写梨花唤起作家饥饿的记忆。要说散文的辨识度，就赖于这种个性化的选材了。我这个七0后的人就没有挨饿的经历。就是这位讲课的老乡作家，两年后推荐我为文学新苗（请别以为这个名词有什么好笑，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人才工程）。 　　世事无不如此，一件好事连着一件好事，一个好人带出一个好人。这话有多重意味，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南铁笔会认识了老乡作家之后，我就按省作协的地址给他去了信，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寄过去请求评点。他后来回乡与作家们见面的时候，用四个字轻轻松松地就评点了我的文章：“中规中矩。”然后他又评点另一位女作家的作品。我懂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作品都脱不了教师口吻和姿态。听了这样的酷评，我内心很痛苦。我总是用这个评语审视自己的文章达一年之久。一年之后，我才把他的话转告给另一位女作家，我怕她像我一样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她本来也是极要强的女人，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散文写得越来越少，而开始撰写古典诗词了。一个年轻作家，碰到什么样的老师，也是命中注定的吧。“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时迷信，以为人的命运中犯了华盖星，就会走霉运。天命难违，谁会轻言放弃？他再一次回乡与作家坐谈的时候，就好意地提示我：现在语言训练已经足够了，应该着手写小说了。我到底是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只想顺其自然。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他。一个作家应该有勇气面对任何批评。他的批评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我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刚性。

　　我刚刚忽然有了一点兴趣，来就笔会这件事情说上几句，这些话现在就是我的日记--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我的个人历史。如今并没有人来叫我们交待个人的历史，但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总是要先与自己打打交道，先与自己对话，辨识，和解的。谁知道我们死后，会不会有人说起我们来呢？ 　　耳朵里只有电脑主机运行的声音。这是冬日小雪过后的第几天了，早上起来雨篷上又在打擂台，宿舍小区楼房之间风来风往声若虎啸。这样的下午和晚上是不该出门的。我只是不想头上冒着冷气，缩手缩脚地在书桌前翻书，或者戴个毛线帽子坐在床上写作。手提电脑坏了，眼睛也快坏了，近来不在家用电脑。一个人在几个房间里转悠，脑子里像是通了电，有语言的电流不停地发送，令我坐卧不宁。下午雨小了，打着伞骑着电瓶车就到了办公室。骑车是因为我背了一口袋书，一盒子鸡蛋，还有一个朋友送的蒸蛋器。 　　今天24日。一个周日的下午。流沙河先生故去第二日。我的专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日光灯是新换的，桌前和身后各开着一个火炉子。我随意地在读写模式里切换。写作日如同祈祷日或者安息日（原谅我不懂得宗教名词）。我们这些并不能永生者，只有依靠文字的温度和光亮，安抚自己在冷风中或者长夜里激荡着的灵魂。记忆里曾经熟识的面孔，一个一个地从这人世间消失了，他们动人的微笑和珍贵的言辞，也有过几许动人的火焰与光芒，滑过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我忽然感觉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了。今晚应该禁食，来表达对于先生的哀悼之情。

　　回忆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我总是要不时回到现实场景，并且在时空隔绝多年之后，梳理曾经的故事仔细地探究自身命运的端倪。

2002年四川省作协首届文学新苗会，据说是在全省遴选了50名有作品发表的文学爱好者，那一次我所认识的年轻作家中，有两个人后来还通过电子邮件（那时候没有QQ）有过文字上的交流，一个小小说作家，一个剧作家。在会议上，流沙河先生十分谦虚，只是笑盈盈地讲了两句话，说的什么全忘记了，唯一的印象是先生说话善譬，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头脑里出现过一个橡皮树的意象。当时我用汉语速记法记过笔记，因为电子邮箱几度迁移，现在应该找不到了。

　　已经是著名作家的阿来、裘山山、冉云飞都出场了。他们的作品那时候我都不陌生。他们都坐在讲台下面，讲台上面只坐了一排老作家：马识途先生，王火先生(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流沙河先生。我坐在学员席第一排，靠着中间过道，不敢东张西望。座位都是临时搭的，面对讲台左边是省作协的作家，我看到了“裘山山”等座牌；右边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真是济济一堂。讲话讲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位中年评论家，老作家挨着都讲了，都讲得很少，比如流沙河先生。

　　吃饭都是自助餐。我那时才注意到我通过书上照片所认识的作家，比如阿来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跟着人们叫他阿来老师，而不叫他先生。先生隔了，老师合适。一直没去跟阿来老师打招呼或说话。但是那位剧作家--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的--却在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追星，他端着盘子跟着阿来老师，跟阿来老师并排坐在一起吃饭，对阿来老师说话提问。我却微笑着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们，我在看阿来老师怎样面对。他好像歇下来正在吃草的牛一样，偶然抬起头来看看前面，然后又埋下头去。他表情并不丰富，举止偏于庄重。

　　新苗笔会使我在本地作家中拥有了一种特别的声望，有人常拿我的新苗身份来说事。我内心很感激能记得这事的朋友，因为说起这件事情不仅在抬高我的身价，也在对本省文学名家表达敬意。在省作协八楼上见过那么多著名作家，并不是人人都有的荣幸。现在看来也是一种珍贵的记忆。把我们仰慕的作家从书本上转移到生活中来，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吗？有些话有些事，书本上永远也不会有。眼见的同一个事情也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诠释，我们只有凭借自己的眼光去窥见在场者的精神。 　　阿来老师在一个座谈会上，坐在面对门口那一排位置的末座或者转角上，就在我的右手边。我如果精于世故，就该主动伸出手去跟阿来老师握手并作自我介绍。但我不仅没有来自座位的优越感，反而像在课堂上应对老师提问的学生一样拘谨。想到阿来老师并不认识我，才心安理得地沉默了。许多年轻人的提问都是针对他的，可见他那时候真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光彩夺目。他礼貌性地回答几个提问之后，居然对于那些恭维的、仰慕的话，作了一个语重心长的归纳说，这些提问都显得有些肤浅了。我脑子里一下子就嗡嗡开了，心想我幸好没有在这里提问。可是我傻子一样地，在最后散场的时候，竟然转头问了他一个最为肤浅的问题--你本名就叫阿来？这个问题我十几年以后才知道答案--在一本《阿来研究》的书里碰到的。

　　这里又要多说一句，我说“你”而不是“您”，是最真实的情形。因为四川人是说不出一个“您”字来的，除非用普通话，而且在讲普通话的庄严场合。我那时脱口而出，无话找话，肯定是用了一个“你”。在我的阅读经验和思想意识里，对年长的人称呼“你”，表示认同和亲近，并不表示自高自大。

　　川内像冉云飞老师那样的学者作家能够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名人，其实正是成都那样一个包容性的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催生出来的。我之所以当初舍弃成都这样一个大都市，是有主观和客观上的两个原因吧。主观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不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害怕大城市的竞争激烈，便安慰自己说“教书在哪里不是教”；客观上是我的鼻子比较娇贵，读大学的时候就受不了成都的空气。现在我终于悟到了，我的选择里面，还暗含着我的个性--喜欢读书喜欢安静，我始终有着山里孩子的脾性，性本爱丘山，喜欢大自然。

　　新苗笔会上的名家讲话都像课本语言一样的严肃，虽然可能更偏重于感性的东西，比如鼓励和指导的话。名家口中吐出的话语，无论是趣味和思想，都给我的心灵以震动。然而女作家高虹女士的随口一句话，却鲜明地为我勾画出一种生活场景。她当时好像应当是《四川文学》主编（但是我到现在也认不得她。几年前在阆中我又见到她一次，呈上我的新书，她看一看我书里穿着旗袍的头像，就送我一句褒奖的话，说有古代仕女气质）。她说：“省作协宿舍的院子里，每天晚上好像都在比谁家的灯亮得更久。”她的话激励我更加勤奋读书。

　　最后一句横在心上的话，是某位评论家在台上说的泄气话。连我这样一个写作的同行，都记不住这位讲话者名字，这位被推出来讲话的作家，恐怕也算不上多么成功：我不是要嘲讽他的冷漠之言，而是要欣赏他的明理通达。他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几十位文学新苗，十年二十年之后，能够有一位两位长成参天大树，也就值得庆贺了。 　　作家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当然不是在作家的课堂里成长起来的。作家长成小草还是大树，还有土壤和气候的原因，苛责作家本人是没有道理的。 　　流沙河先生在文学上的建树和声誉是很高的，我没有研究过他的作品和人。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一张他站着照的相片，不知道他的个子竟然算得上高的。他的文字和书法是很有辨识度的。他的散文集我九二年就读到过，印象中有伤痕文学的味道，应该很有史料价值，语言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读到几篇悼念流沙河先生的文章，看到文章里面镶嵌的图片，很多都是他的书法图片，确实感觉似曾相识。我喜欢流沙河先生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楷字。他的大字则有些孩子的俏皮，一撇一捺有时候像踢足球似地翘起了脚尖。流沙河先生的字与马识途先生的字，风格是大不一样的。文学新苗会之后，我连续几年都收到省作协的贺卡，上面都是马识途先生的字，那样的字有传统气息，雍容大度。

　　流沙河先生去世后，公众视野里出现了大量有关他的文章和照片。连阆中微信平台都推出他咏张飞的一副楹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此联据说是他1987年--我正在张飞庙一墙之隔的重点高中读文科的时候--到阆中时所题，至今镌刻在张飞庙大殿的张飞塑像两侧。古文功底之深厚，著名诗人之高才，一目了然，游客方家无不称赞。

　　新苗笔会报到我去得比较早，当时接待我们的那位作家未及退休就英年早逝了，记得他一身白衫裤，手里捏根香烟。那是个夏天，我穿过一件短袖的白色长旗袍，在会场里走动时不小心打翻了一位美女的水杯，我对自己很生气，手忙脚乱起来。这时候省作协的邱易东老师立即过来救场，他像一个班主任一样关照着屋子里的人。离会时，邱易东老师把他的新书赠我一本，是讲儿童诗写作技巧的。2018年的夏天，我又作为校刊编辑到省作协听邱易东老师讲儿童文学。邱老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活泼开朗，不见老态。他似乎还记得我，在讲台上提到阆中。我没有告诉他，他几年前散发到我们学校的留守儿童调查问卷，我还保留着几张呢。我总该为邱老师关注的儿童文学做点什么的。

　　文章里隐起了姓名的作家，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我都能写出他们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他们也许还不够出名，写出来不但徒劳，而且使文章头绪纷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有，这些无名者也许将永远无名了，网络传奇虽然越来越多，文化英雄却极为罕见。人生的喜剧或悲剧就是求仁得仁，上帝不会让孤独的人死于热闹，或者让伟大的人死于无名。

　　（正文4700多字。2019，11，27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