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可以虚构吗？（李仪）

　　这些年，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起起伏伏从来没有间断过。去年的4月份，中国作家网推出“散文作家十人谈”，让这个话题一度成为热点。

　　原本在我的认识中，散文的真实与虚构不应成为问题。本来么，散文就是情感的倾诉，就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情之依附，必然来自生活的真实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即使读到一些新散文作家的作品，也是当作一种写作的方法，并未深究。可是几年前的一次经历，却颠覆了我的这个认识，知道了原来对散文写作来说，真实与虚构，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那是在一家文学网站，有一个老作者发了一篇游记散文《大佛寺偶遇》，当时我跟帖质疑作品的人物存在虚假问题。此人很痛快，不仅承认了人物虚假，甚至还承认了根本就没有这次旅行，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对话内容全部为虚拟的。于是我们双方就散文的真实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也就适可而止了。后来我把这次争论的观点，整理成我的一篇文章《散文——用主观的眼睛真实自然地表达心声》。

　　我一直认为，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自有它的审美支撑。这个道理我想任何人都明白。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外貌气质的不同，文体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体，也有它独特的特征。所谓特征，按照《辞海》的解释，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是不同于他物的质的规定性。对于散文来说，只有把握这种质的规定性，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散文，怎样才算是好的散文。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捍卫自己观点的原因。

　　散文的“质的规定性”由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因素构成：内在的是，散文属于一种基于客观现实的感悟性文体；外在的是，散文叙述语言的文学性和自由度。这就是散文的审美支撑，也就是审美特征，我们对散文的写作和欣赏也就是由此展开的。

　　无独有偶，后来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莫言。在被称为莫言的精神“自叙传”《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莫言说：“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我开始也认为散文必须写作家的亲身经历，写确实在生活中让他感悟很深的一件事。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包括很多大家的著名散文。”根据这个发现，莫言认为：“散文可以大胆地虚构，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经这样做了，只是不愿承认而已”，“所以我就说索性把散文的真实性定义彻底否定掉。”后来莫言走得更远，他在《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一文中说：“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随笔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小说是虚构的作品，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这是编的。散文、随笔是虚伪的作品，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感情！其实也是编的。”

　　在这方面，莫言的言行是一致的，他不仅这么说，而且还这么做，写了很多虚构出来的散文和随笔，让人一看就指为造假。他当然不怕别人说造假，他自己就说：“咱家也坦率地承认，咱家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也是编的。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写俄罗斯草原，写俄罗斯边城，写俄罗斯少女，写俄罗斯奶牛，写俄罗斯电影院里放映中国的《地道战》，写俄罗斯小贩在自由市场上倒卖微型原**。”也许莫言太兴奋了，他甚至还用教唆的口气说：“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实际上这也是他刻意造假、肆无忌惮的一种心态。

　　这样做毕竟不太光彩。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在《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建议读者把莫言的散文当小说来读；可是小说自有小说的标准啊，于是又说“散文可以虚构，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并以范仲淹没到过岳阳，照样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来力挺莫言。可是对文史知识并不熟悉的管大哥却帮了倒忙，因为有人已经做出考证，范仲淹是1046年应好友滕子京之邀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而在此前十年，他曾两次到过洞庭湖，并有诗作留下，再加上滕子京的岳阳楼图纸，范仲淹还是有写作准备的。

　　以莫言的名家身份来造假，当然会有示范效应。莫言之后，尽管散文依旧“繁荣”，但造假现象却呈增长之势，以致朱小平在“散文作家十人谈”中感叹：“某些写现代人物、风光名胜之散文，居然大肆虚构事实，写来凭想当然，刻意美化，无中生有，一些情节纯属编造。写历史题材之散文，也不顾当时人物履历、典章制度、风土人情，肆意写来，全凭臆想。如此以虚伪的造假欺骗读者，不仅误人子弟，而且影响恶劣，其庸俗之质，足可败坏文风。”其实散文造假一旦成风，人们就真的辨别不清文体的界限了。有的作者就在自己出的散文集中列出“非虚构散文”和“虚构散文”的类别，给人徒留笑柄。对这些混乱现象，许多学者表示无奈，其中陈亚丽就说：“莫言写的有些‘散文’，虽然号称‘散文’，但实际又声称是虚构的，那就是小说。这类‘尝试之作’，我们无法限制，但是起码不提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没有意义。”

　　既然文学是想象之学，有想象就会有虚构，小说、诗歌、戏剧可以虚构，凭什么不允许散文虚构呢？这是不是对散文太不公平了？为此，许多作家、批评家、学者都给出了不同的药方，比如有人认为散文可以适当虚构，但是什么叫“适当”？在哪个叙事层面上虚构叫适当？这实在是说不清。还有人干脆说“大实小虚”，这同样也是很难界定的问题，总不能按数字比例拉出清单吧。看来这永远是个难解的问题。

　　没关系，说不清的时候就需要比较，这里前人已有成例，而且陈亚丽先生也举了这个例子：明清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写，削高补低都由我。”这里说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就非常清晰地划开了散文表现真实和小说需要虚构的界线。

　　金圣叹这段话还说出了“以文运事”的辛苦。严肃的散文家对此都应有共同的感受。散文是在自己的经历、见闻里淘金采矿，挖掘提炼，诉诸笔端，确属不易。但是应该看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人能够对散文如何写作做出硬性规定。作为极端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可以说修行全在一心。我在前文介绍的那位虚构游记的老作者，他说：“如果我花几千块钱到那个地方跑一趟，回来还是拿出这篇散文，你还能说我是虚构造假吗？”嗟乎！这把尺子到底放在哪合适，我想专家学者们恐怕谁也给不出具体的位置和标准。

　　但是在争论中，虽然我也拿不出什么标准，却能给出一个说法，就是：古代散文具有纪实性的传统，这些作品在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还给后人提供了史学方面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说，散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具有明显的文学性，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它具有的资料性质。

　　为了历史，为了后代，于人于文，散文写作确乎全在一心。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