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木祥[原创]
2020-10-31抒情散文陈洪金
木祥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我和我的散文集《灵魂的地址》的文章,发表了,总共是两次,一次是在《太原晚报》,报社的朋友向他要稿子,他就把那篇评论拿去发表了,作为他在那家报纸所开的专栏的其中一篇。后来,他又把那篇文章拿去云南省作协编的一本叫做《文学界》
木祥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我和我的散文集《灵魂的地址》的文章,发表了,总共是两次,一次是在《太原晚报》,报社的朋友向他要稿子,他就把那篇评论拿去发表了,作为他在那家报纸所开的专栏的其中一篇。后来,他又把那篇文章拿去云南省作协编的一本叫做《文学界》的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次。一次我们在办公室里如同往常一样淡淡地聊着天,他说,他那篇文章总共得了两百多块钱的稿费,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被你卖了两次,只值两百多块钱。”他从单位里回家去之后,我突发其想,我也写写他,把他也拿到报纸上去卖卖,看看到底值多少钱,于是慢慢在写下以这些文字,我不知道,木祥同志究竟值多少钱。
木祥同志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至少是不如我值钱的,这我知道。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写了好几篇关于我的文章,只是没有全部拿出去发表罢了。而我,却很少写他,因此在自己心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既然他都把我卖了几次,我也应该把他拿来卖一卖才对啊,此所谓礼尚往来啊。但是,他却好像并不是很在乎我写不写他,我这次写他,也是为了用这篇文章卖点钱用用才写的。他还是象往常一样,静静地写他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在省里省外的杂志上发表着,让我在心里暗自眼红不已。
他这样的做法,也是跟他的性格差不离的。木祥同志是一个不爱张扬的人,平静得让人吃惊。说起来,木祥比我早两年调进永胜县委宣传部,我到宣传部去报到的那天,只记得办公室里就两个人,一个微胖的中年人对另一个比他年轻一些的同事说:“据说,我那篇小说得了《大家》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我听了,在一旁吓了一大跳。那之前,我虽然在距县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教书,但是我还是知道那本叫做《大家》的杂志,那是当时在全国都有着很大名气的杂志,上一次得奖的作家莫言先生,那是全国顶级的作家啊。并且我对县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还是基本熟悉的,眼前这个叫做木祥的人,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也只见他在小报上发过几篇散文的。我怀疑我听错了话,等他走出办公室后,我悄悄地问了我的新同事,最后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真是太让我不服气了。他再次进来的时候,得知我就是经常在县报上发表文章的那个在小山村里当老师的小青年,就微笑着对我说:“这下子,可以下毒写了!”,这是我的家乡土话,这下子就是从今以后的意思,下毒就是下苦功夫的意思。他在初次见面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我们相处得如同忘年兄弟后,我依然真切地记得。
以后的几天,木祥同志真的开始准备外出去领奖了。因为颁奖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他开始筹集行程中的路费。临行前,他请帮忙他筹集到路费的部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吃饭,见我是一个人在县委食堂里吃伙食,也就叫上了我。那天晚上,还不太能喝酒的我喝醉了,我只记得他始终微微的眯笑着的神情。去北京领了奖回来后,他还是微微地眯笑着,渐渐地,我也就知道了那是他一贯的神情,如同他的文章,平静而沉着。随后的日子,他用他的奖金买了一台电脑,作为小县城里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开始他的写作。那时候,我们相处得也处不错了,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处的人,我经常到他家去,带着稍微的一点眼红,不时地看着他书房里那台银灰色的电脑,我在他面前也经常提起来买电脑的事。我那时候的经济状况,他是很清楚的。刚刚结婚的我,欠了一笔不小的债务,根本买不起电脑,于是他就给我出主意:向单位借钱,他帮忙去昆明买。后来,等我省吃俭用还完了债务,他帮忙在领导面前说情,在一次去昆明的时候,我出了两千多块钱,单位划了我两千多块钱,真的帮我买了一台电脑回来了。
木祥在单位里并不是专门搞创作的,他其实是我们单位里开小车的司机。他获得《大家》文学奖的事,在小县城里传得很响,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事,渐渐地开始叫他木作家。虽然他给单位里开车,但是坐车的主要是领导,我能够坐他的车的时候并不多,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单位内部搞一些活动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出去,往往会不由得谈起文学创作上的事来,那些时候,他在前排开车,我坐在后面,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谈他的创作,有时候也谈他以前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比如他在怒江大峡谷里当筑路民工时的经历、在西藏当兵时的一些经历、停薪停职开着大货车拉矿石的一些经历。说起来也真是不好意思,他跟我说的一些事情,竟然成了我的创作素材,被我抢先写进了我的文章中,比较成功的有两篇,一篇是《我在乡村所经历的厕所》,另一篇是《我在乡村所见到过的动物的交配》,这两篇文章中有好几个场景,其实是他告诉我的,而我的那两篇文章发表后,却给我带来了不少荣誉。
说来也怪,木祥和我竟然是同一个生日,他整整比我大了十六岁。但是,我更愿意把他当成老大哥。这样,跟他谈起文学创作上的事来,我也就不用避讳什么,有什么说什么了,他也把我当小兄弟,不拘小结,不在乎我说话不分大小。我们俩都把文学创作当成了各自的事业,一心一意地写着。但是,我们俩的情况却是不相同的,应该说,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比较成熟的经济头脑,使他积累了不再为生活而发愁的经济条件,而我,依然要为了生活而一边创作,一边四处寻找贴补家用的稿费收入。我觉得木祥的创作优势在于小说,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把大量在精力放在写我认为文学意义不太大的民族风情和地方习俗的文章上,那是在浪费他的时间的精力。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本正经以批评他,我告诉他,虽然那些文章可以出书,并且能为他赚到不小的几笔稿费,但是,我觉得他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缺钱用,而应该把精力放在他所擅长的小说创作上,写出几个精品来。
也许,那次他也没有意料到我会那样认真地对他的创作方向提出尖锐的批评,事后我也担心他地受不了。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作为老大哥,我这个小兄弟的话,他还是听到心里了。以后的几个月,他确实在埋头写小说了,并且有一个小说刚放到网上,就被一家杂志的编辑留用了。闲暇的时候,他也写一些诗歌和散文,质量都很好,国内一些权威刊物陆续发表,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他在小说以外体裁创作上的才华。
时间进入2003年以后,单位换了一位新部长,新部长对他的创作很关心,就找了另外一位同事接替了他开小车的工作,让他专心在家里写作。从那以后,木祥同志到单位里的时间少了,我往往只有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才知道他创作的近况。有时候,我忙完了单位的工作,或者看完一本杂志,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有些累了,不由得想起他来,渐渐地开始怀念我们在单位里每天见面,各自坐在一张椅子里面对面聊天谈文学的时光,怀念他对我始终有些紧张的生活状况和从不停息的写作的关心。说实在的,这时候,我还真有点想他。但是,想他的时间长了,也有些恼羞成怒:那就把他写进我的文章里,把他换成钱,卖了吧。在这篇文章里,真想写一些关于他的丑陋事情,揭一揭他的老底,但总找不到合适的素材,只好此作罢,等到收集得差不多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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