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是个这样滴银儿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里，每个人亦是一片属于自己的海。
　　老妈个子偏低，脸盘子偏小，却偏偏长着一双大脚，尤其五十岁后，父亲患病无法下地干活，老妈用这双脚生生走出两个人的路，那双大脚也跟着神奇的发生了再发育，鞋码从36猛增到38。不仅脚大，连带着的脚脖子也很粗，这点，被我完美的遗传下来了，初中毕业时端详着坐在前排的自己的毕业照，一眼看去就感觉到自己哪里有些与众不同，一遍遍仔细排查，才发现是露着袜子的脚脖子明显比其他人粗一圈，后来，我又把这点完美的遗传给了闺女，某次她穿着帆布鞋和裙子在我前面快步走，突然发现她那粗粗的脚脖子明显和纤细的身材、秀气的气质不相附和。
　　和同龄人相比，老妈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低。小学毕业复读一年，考入了当时名极一时的县城重点中学汇文中学，风风光光地读完了初中。虽说学习成绩不是一流，却因任劳任怨、心地善良一直当着人人羡慕的班长。可是，后来，老妈阴差阳错地当了农民，一辈子和土坷垃打起了交道，而几乎所有同班同学，都端起了铁饭碗金饭碗，吃上了财政饭，还有的到了一二线城市，当上了老板做起了董事长。
　　即便当上了农民，老妈还是和村里真正的农民不太一样。她从来不会隔着栅栏或者盘腿大坐在邻家炕头，家长理短、眉飞色舞地聊的吐沫星子四溅。她从来不会用荤话和村里男人哈哈大笑地逗笑打趣。她从来不会和卖水果的小商小贩为了一两毛钱讨价还价，还顺手从篓子里捡个大的咬在嘴里不住地咂摸。她不会当着有着村干部身份的父母的面，说她家孩子长得多周正、脑子多灵光，更不会有了好吃的就用饭盒端着借着夜色偷偷送去他们家。站在琳琅满目地集市摊贩前，她从来不会分辨出什么样的黄瓜好吃、什么样的厨具耐用，只是粗心男人一样，匆匆抓起一个，付账了事。
　　总之，老妈让人觉得她确实不该属于这个偏远落后的农村。顶多她就是因某种原因来村里暂居几年的下乡青年，过不了几年，她就应该风风光光地返回本该属于她的城市。可她偏偏在这里一呆就是几乎一辈子。
　　在村人眼里，老妈是个“吃一百个豆粒都不嫌腥”的老实人。她会裁剪缝纫，任是谁，哪怕夏日晌午全家人都在午睡，只要提溜着布料或一件破衫子进屋，她不是支起缝纫机滴滴答答踩个不停就是拿起粉笔尺子量体裁衣。每当我家菜园里的茄子成形时，和我家两家之隔的东邻居曹婶，一准会和我妈闲聊几句，然后每次都兜兜折折地把话题落到菜园，妈妈便带着她到我家菜园子观光，曹婶在茄秧地里边走边视察，结果所有嫩小的茄果都被她摘下揣兜，印象里，我从没见过我家菜园里结出的嫩小的茄子，甚至茄秧从结果到枯萎，我家也吃不上一顿丰盛的蒜末拌煮茄子。
　　印象里，老妈和老爸那几次吵的特别厉害的架，全和老妈听信别人的话上当受骗有关。一个冬天，一外地口音的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布料，声称他卖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雪花呢，而且价格特别低，几乎是从正规渠道购买价格的一半，三说两说，就直听得我妈满目欣喜，连连点头，之后拿出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几张人民币递给这个个头矮小的南蛮子，抱着一大抱布匹进了家门。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三口都穿上了色彩一样款式同一的黑呢子大衣：闪领，前面三个扣，衣长盖过屁股。确切地说，也不是纯黑色，而是一种夹着白色丝线状的黑白杂色。当我穿着和年龄极不相符的呢子大衣神气活现地走在冬日刺骨的凉风里时，我才感觉到这又薄又软的所谓的雪花呢真真没有南蛮子说的那种特殊保暖功能，而且穿了不到一天就开始皱吧，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毛呢那种高大上的感觉。加上同龄人那好奇中夹杂着嘲讽的目光，晨起穿上新衣时那种惊喜荡然无存。回到家里，成了一个耷拉着脑袋瓜子的闷葫芦。男人倒是不怎么在乎衣服是否坚挺，只是对实用性的保暖看的格外重要，晚上回到家，老爸就质疑起这雪花呢质量的真伪，他把大衣脱下，用右手托着，一边掂量着大衣的重量一边发起了牢骚：这雪花呢怎么这么不禁吹？风一吹就打透了？见老妈也耷拉着脑袋不出声，老爸便越发觉得自己占了理，那一把火就能点燃的暴脾气刷拉拉就紧跟了过来：“除了吃亏上当，你还会干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来这种布料，人家那么多人都不买，难道唯独你家钱大不成？”爸的语气咄咄逼人，老妈依旧耷拉着脑袋不出声，只是眼睛里泛起了委屈的泪花儿。“这下咋不吱声了？白白浪费了这么多钱？”“我，我还不是为了家里人多件体面的衣服？”这几句话一出口，妈就泣不成声了。泪水也就势把老爸的火爆脾气给浇灭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春节，我们一家三口都穿着款式相同的雪花呢大衣，我的大衣一年比一年长，老爸的大衣一年比一年多，每年只要秋风一凉，老爸那雪花呢大衣就开始登场了，脏了也不怕，这件退去那件登场。时间一久，这雪花呢仿佛成了我们密不可分的朋友，每到寒冷的季节，它便与我们不约而至。而父母一旦谈论起雪花呢，气氛里再也没有了最初的火药味，而是相互对视一笑，仿佛在讲着一个可以为自己带来温暖的好朋友。
　　除了买上当的雪花呢，老妈还买过上当的被面。商贩也是操着一口异地方言，说这色彩艳丽的被面是江南产的上好的绸缎，摸着光滑滑的，最主要的是价格合理，最好多买些存起来，给女儿乃至外甥女们备着，放多少年也不会过时，而且时间越久越值钱。一见到这五彩缤纷的被面，老妈的眼睛就直了，再畅想着她只有几岁的女儿长大出嫁时用上这花团锦簇的被面，老妈就彻底被俘获了。她乖乖滴掏出家里占据着很大比例的细软，顺眉顺眼地就交到了小商贩手里。商贩激动的揣上钱就溜之大吉。老妈则抱着一大堆被面，依旧沉浸在无言的喜悦里。这被面就被当做绸缎被面一直使用着，直到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远方亲戚送我一床真正的绸缎被面，我和老妈几乎一起上手去摸，那个光滑与柔软啊，手感和之前的所谓绸缎被面天壤之别，我们对视，老妈脸色一阵难看，才知道自己曾经上过的那个大当。不过幸好时间过去太久，而且心思粗糙的老爸无论怎么也不会识破这个秘密，老妈的心情才没那么难过。
　　还有一次，老妈织鱼网挣手工钱，交货时人家付钱，她看也不看就揣在衣兜里，回家时才发现人民币少给了好几张，再去找时人家就不再认账。结果，连续好几天，家里又弥漫上了硝烟。
　　也许老妈命中不该做农民，身份也不该是一个农民的媳妇。所以，在承担着这个身份时，她显而易见的并不称职。在那么多农民妇女中，按说她是最有文化的，可是每每到一些关键时刻，她的脑子就不灵光，盲目的信任，让她总是闹出不少笑话。
　　父亲去世后，老妈来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哎呦，这下可好，老妈生生成了我们生活里的笑料制造机了。
　　老妈在城里读书时，大约是一九五几年，那时城里发展还很落后，城里并没有安装红绿灯。在农村一窝就是大半辈子，老了来到城里，对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络绎不绝的车辆，老妈的目光充满了惊惧和茫然。有次我牵着她的手绕街，到了一个红绿灯交叉路口。我告诉她，对着咱们的灯是绿色时，咱们就要过，是红灯时，咱就要停下来等，直到灯变成绿才能过。我牵着她的手在南边等，突然，她看到一辆东西向的车在路中行驶，急忙大声对我说：“快看，这辆车闯绿灯了。”“什么？闯绿灯？”我哈哈大笑起来，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听到闯绿灯这三个字呢！
　　还有一天下午，周末，我和老妈在小区旁边的菜市场上闲逛。近些年家乡发展神速，小城的西偏南建起了一个飞机场。每当下午四五点时分，隆隆的飞机便从我们小区上空一一飞过。那次，听到飞机声，我和老妈都不约而同的抬头瞭望起了天空，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飞机飞得很低，机身看的特别清晰，突然，老妈又冒出了一句话：“这飞机那么小，才能坐几个人呢？”“啊？”我吃了一惊：“难道你不懂得近大远小的道理吗？”老妈被我反问的一脸懵。我怎么越来越感觉，我的老妈像个几岁的孩童呢！
　　前几天，有个亲戚做乳腺钼靶，观察乳腺结节的变化情况，说是结节边缘有些不清晰。我回家跟老妈说起这事，说完跟她叨咕了一句：边缘不清晰了怎么还不去大医院查查呢？老妈这下反应倒是快了：“就是啊，非等到边缘清晰了才当回事吗？”“什么，等到边缘清晰了就是好了啊。”我被老妈的回答惊讶了半天，之后才缓过神，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老妈呀，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呢。
　　老妈舞伴里，有个儿子在制粉厂的，有次她儿子弄来几箱粉条，分给她几个要好的舞伴品尝，我把它当好东西孝敬给了我姑妈。临近春节，家里也想买点上好的粉条待客时炖肉，便让妈找那舞伴，托她儿子买些好粉。某天下班回来，我问老妈事情办的怎样。老妈说跟她舞伴把事情说了，那舞伴问她，你想买好粉，我上次给你的那粉吃着怎么样啊？我问老妈怎么回答的，老妈说我没接她话。我说你为啥不说话啊？老妈说我也没吃过那粉，我怎么知道那粉条是不是好吃啊？我说那你就如实说就行呗，说你把它当成宝贝送人了，也没舍得吃啊。你不吱声人家会怎么想呢？一定会以为你认为粉条不好吃不好意思说呢。我也没吃，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怎么回答啊。听了我的话，老妈满脸委屈，不住地嘟囔着，坚决认为她不接话是正确的。我这个气啊，人家问话你不接把人家晾在那多没礼貌啊，再说，如实说就是最好的回答啊。哎，我这个老妈啊，你的无语真是把我气个够呛啊。
　　女儿从大学回来时，我总是把老妈的这些事在她耳边絮叨，女儿总是咯咯咯笑的上气不接下气，我也跟着笑的上气不接下气，之后弯下腰，不住地抹眼泪。老妈先是被我们笑的发蒙，之后也跟着我们傻笑起来，我们的笑声在卧室在小区回荡着，很久很久也无法停息下来。
　　我滴老妈，就是个这个滴银儿，只要她老人家开心健康、幸福长寿，无论她怎么怎么，那都是——天边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