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公务员手记：土地，土地

　　掌灯的时候，天空飘下稠密的雪花，北风嗖嗖地叫嚣，拍打着屋顶和柴草垛。风雪中，我犹豫不决，我不想去了，就算失言也不去了。连续的村民上访，搞得人精疲力竭。不过，我最终还是按约定，通知几名包村干部，乘坐小姚的破桑塔纳去庙上村。 　　车子在夜雪中行驶二十多分钟，到达张世福家。奇怪的是，张世福家没有会议的气氛，村干部也不在。聊天时弄清楚，庙上村一组的会场不设在他家了。张氏父子对此满肚子牢骚，骂邻居撬行——村里每开一次会，租场地费五十块。另一家村民要价三十块，整整比张家便宜二十块。为节省钱，村干部转移了会场。 　　张氏父子因这件事情记恨村里，每逢开会，两人多数缺席。今天晚上也是，父子俩佯装不知，躲在家里看电视剧。其实，张氏父子不到会场，与会议内容有直接关系——他们不同意给老潘分地。他们说，种地赔本时，老潘在外打工。国家取消农业税，给粮食直补，种地有钱赚了又回来要，能给吗？他们跟我算了一笔账，今年粮食涨价，扣除化肥种子农药，一亩地至少剩五六百块。老潘家五口人，按一组人均土地占有量，每户抽出三分地，共二十五亩地给老潘。二十五亩乘六百，小孩子也算得出来的帐。这哪里是要地，分明是要钱么。我跟他们讲，老潘虽然在外多年，户口没迁走，证明人家有权分到土地。张氏父子嗤之以鼻，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村里让他亲属通知，老潘不回怪谁。而且当初分地的办法，是全村群众大会讨论决定的：户在人不在的，一律不允许参与承包土地，其应享受的份额，归其小组公有，无偿分配给在家的村民。我说这不合法，他们反问，村民自治不合法吗？我搬出《土地法》解释，不管怎样定，首先要尊重老潘是村民这个前提条件。张氏父子承认老潘是村民，实在要地也可以，排号——排在新结婚的，后出生的人后面等。 　　我预测了一下，按张氏父子的意见，老潘得到土地的可能性为零。这个希望的渺茫就像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样——庙上村一组有户口没有土地的人，大致在二十口子以外。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期间想得到，有两条途径，一，有人死亡，二，有人迁出，其余别无他法。这样一年一年轮换，二十多年后，恐怕老潘白发苍苍，甚至入土为安也是失地者。我试图说服张氏父子，这么分配不公平。但他们不给地的态度非常强硬，公然表示，这代表全一组人的意见。如果镇里采取硬性措施，把地拨出去，大家就集体上告。 　　张氏父子令我暗中恼怒，这些年来，农民们似乎习惯了告状，遇事甭管对错，先给基层政府来个下马威，聚众声讨，骂你的娘，指责你当官不为民做主。骂得你怒发冲冠，还得赔笑脸安慰。其实，很多事农民缺乏理智，又缺乏足够的承担风险的能力，不良后果出现，才想起主心骨。而很多时候，小小的基层政府，没那么大的法术扭转乾坤。 　　有一年发生一起种子案，农民辛苦培育的种子赊销给中介人，运输中被市有关部门查收扣留，农民们受了损失，找镇里，让镇里去讨——哪里讨得回来啊！差旅费搭进去不知多少，磨破嘴皮子，人家就一句话：假种子，查封。农民不满镇里的做法，男女老少在政府门口骂街——如果骂娘能让种子颗粒归仓也罢了，涉嫌制假贩假，骂黄了天，又有何用？更令人苦笑的，种子案的告发者，是本村的一位农民。确切说，哥哥是中介人，弟弟见贩卖种子挣钱，想从农民手中抢购。一年辛苦换来的丰收，做哥哥的哪里甘心别人夺去果实，匆忙装车运走。断了财路的弟弟，不肯善罢甘休，一个举报电话，报复的无比畅快。 　　哥哥破产了，弟弟名声丢尽。骨肉相残，乃是人的大悲哀。乡亲亦情同手足，老潘的事，本质上大同小异。我曾经幻想，看在乡邻的情谊上，村民们不致不许老潘叶落归根。然而，这一点我显得弱智，张氏父子根本不为情感沟通所动，激烈的与我抗辩。我觉得，火辣辣的乡情和亲情，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消失了，在钱财的诱惑下变节了。再与张氏父子争论已毫无意义，为缓和气氛，我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父子让我先走，他们随后到。不过他们告诉我，村民约好了，谁也不到会。 　　离开张家，夜色更浓，小村里静悄悄的，脚下的积雪咯吱咯吱，像轻音乐一样在村庄荡漾。冷风吹打在脸上，飘雪落在头顶，沁凉了焦躁的心。若不是着急老潘的事情，我真想独自在雪地徘徊，享受自然的和谐。摸黑走到设会场的村民家，果然如张氏父子所言，开会的人寥寥无几。我数了数，一共八人：五个村民，三个村干部。五个村民中，老人占三位，一位耳聋，一位是老潘的亲家。坐在炕头的老人，像一匹衰老的马，没精打采地半闭着眼睛养神。凳子上坐的年轻人，一位是房东，一位叫二宝，身裹露棉花军大衣。老潘背着手，依墙而立，村干部坐在破沙发抽烟，辣味满屋子弥漫，熏得灯光昏黄。我心知会议难召集起来，对村长说，出去再喊喊吧，这几个人开不成。村长应声而去。剩下的人随意闲聊。 　　老潘的亲家和二宝谈起两家土地的界限，说二宝家多种一垄。二宝说没多种。老潘的亲家让村会计作证。村会计说，春天时候，你不是跟二宝媳妇说好的，多出的一条垄轮番种，今年他的，明年你的。老潘亲家不认账。村会计说，你和二宝媳妇在地头定下的，怎么不认账呢。老潘亲家火气很大，言辞粗鲁，两人三言两语吵起来。恰好，村长喊人回来，老潘亲家又让村长作证，结果村长说的和会计一致。老潘亲家更急，怒骂村长狗屁不通，什么事情都搞不明白。村长当众挨骂，自然不相让，指着老潘亲家的鼻子，大骂他是个鸡巴——两人如斗狠的公鸡，雄赳赳地往前凑，摩拳擦掌的要动武。我喝令村长住手，其他人也赶忙拉架，把两人拉开。两人虽住手，嘴巴上不消闲，骂骂咧咧，争吵个没完。这时，房东女主人进来说，刚才来了十几个人，听你们吵架，转身走了，拦也拦不住。 　　会是彻底的未开先散，但议题还得继续，我们几个在场的人，对老潘的土地问题见解不一。村会计说，此事涉及到原任村班子，分地方案是他们制定的，应当问问原班子。包村干部老侯给卸任的赵村长打电话，老村长声称，方案遵照多数村民意见制定，村民享有自治权，不好违背的。老潘在一旁插言，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老王是村长，他把属于老潘的份额留作机动地，用承包费缴纳农业税，还承诺老潘，什么时候回村，什么时候还他的地。老赵当村长，事情就变了。言外之意，老赵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拿老潘这个豆包没当干粮。因为老潘是外来户，在村里没啥根基，怎么欺负都不为过。大家劝老潘，叫他不要往歪处想。我再次重申，村民自治要在遵守法律的框架内。自治不等于胡来。村会计马上端出让我瞠目结舌的事实：庙上村第二轮土地发包在2001年，《土地承包法》实施在2003年…… 　　沉积多年的事情越追究越麻烦，我预备一晚上解决的想法显然过于乐观。一时间，我有点无计可施。老潘见我沉默不语，沮丧地说，实在不行，他就拐着筐子要饭吃。老潘说得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不是怕老潘告状，是怨他不理解人。我冒着风雪来协商，村民不配合，强制执行又必将激发新的矛盾。而老潘明年春天就要搬回来，没有地，他怎么维持生存？可惜老潘不理解我的忧虑。后来，我想出一个主意：按一组户数，印选票，同意或不同意，让老潘拿着选票请村民投，最终少数服从多数。出此下策，我是被逼无奈。安排老潘挨家挨户走，也是蓄意的——我还是幻想，老潘背地说些好话，甚至送些礼物，感动村民，念在人不亲土亲的份上，写下“同意”两字，一切迎刃而解。我也知道，这办法多少有点自欺，但我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我不相信，村民们会绝情到底。给村干部交代好，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深更半夜赶回镇里。 　　等候三天，老潘给我带来坏消息：投票表决遭到全体村民的抵制。老潘费尽口舌，村民们就是不签字，一些人含糊其辞，推脱搪塞；家里人多地少的，更加直截了当：俺家本来地不够种，再抽出给你，一家子喝西北风啊。抽出三分地，当然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打工在外多年的老潘能说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好找村长，使出最后一招——再组织开一次会，宣传国家及地方政策，视村民们占耕老潘的地为承包田，每年每户按面积缴纳村里承包费，用这笔钱补贴老潘；日后若有腾出的土地，优先补偿他。但村长摇头、叹气——村民不会交一文钱，村里又没钱垫付。我的计划成为泡影，我不得不承认，帮不了老潘。 　　几天后，老潘走了，为了他的土地，上县里告状。将一方水土的乡亲告上法庭。我知道他的官司一定能赢，也知道他赢后的孤独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