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新散文片面观

　　　　　　　　　　　　新散文片面观
　　　　　　　　　　　　　穆涛
　　
　　叫片面观，有两层意义。一是，当今的新散文写作是最大的片面，人数众多，人气旺旺，却不甚考究，优势和缺限全部外露。二是，我对新散文写作的理解尚不够全面，也不周到。
　　　
　　新，不是新话题
　　
　　新，不是新话题，是老生常谈。万物更新是自然规律。
　　白话文兴起是最突出的新，是一扇巨大的横断面，是截流大坝，它把汉语截流分割为古代的和现代的。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系统叫现代汉语，它是新的，尚不足百年历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使用着的语言不足一百年，这个语言系统的内部功能还不够完善，还有待健全，稍稍留意语言学一类的文章，就会发现一些最基本的语法问题，都在语言学家们热烈的争论之中。因此用这样的语言系统书写的文学作品自身要面对一系列基本障碍。这可能是现当代作家中具有语言魅力的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之一吧。
　　“五四”以降，诗歌语言的结构构成主要是国外进口的，小说多数也是，话剧，电影更是。戏剧是个例外，中国老艺人们讲究口传心授，“本戏”和“折子戏”要一字不漏的背出来。中国一些杰出的老艺术家不会书面表达也是世界艺术史的特例。而散文的语言是有古汉语传承的，这是五四时期多位大文化人留下来的可以称之为“贡献”的财产，但同时也给散文的发展带来桎梏。
　　我们有过两次散文高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时期，建国初期是一个阶段。这两个闪亮点在艺术上的修为，以及区别，文学史家尚未做出公论。我是编辑，从编辑角度看，这两个高潮有一个共通处，起点都是源于新。前者侧重新文学观的觉悟，后者偏重于新世界观的暴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新时期，诗歌有革命，小说有维新，文学理论有争鸣，但散文很平静。春天曾相继降临在多个文学领域，只有散文的季节特征不明显，这一时期栩栩如生的是比较突出的个人，而背景是模棱两可的。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散文写作开始显现些生机，几位被称为散文“新生代”的作家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势头，但几乎与此同时，又诞生了另一个词，叫“老生代”，指的是被“历史误判”又“拨乱反正”的老作家，新老并生，是那几年里散文的两条主线，但新却不够新，“新生代”的几位代表人物年龄均在四十岁左右，而老生代中却有着难得的生活磨砾之后的新生之光。
　　科技真是神奇的。电脑的普及和网络写作的兴起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或称为同以往面目全非的时代。在文学写作中，受益最大的是散文，人们在互联网上随心所欲地表达——不再形散神不散，不再散文的几要素，不再拘束，不再假惺惺，不再酸腐，不再硬深沉。小人物带动大人物，大师们也纷纷放下架子，暂时收起飞翔的翅膀，落在地面上来啦。说吧，尽管说吧，只要是你肚子里有话。　　
　　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　　
　　现代汉语还不太健全，还不太稳定，但它在发展之中。比如 “闹革命”这个词，革命是国家大事，“闹”有点不严肃，接下来又说成是“抓革命”和“干革命”。抓指的是领导，干指的是群众，意思是清晰的，但表述方式不够书面。现在讲究科学发展观，语言的科学使用也非常重要。
　　再比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初使用的人是创新，是形象化。但用滥了，就是恶俗。一个词被集中使用是语言匮乏的表现，是很可怕的事。有些词反复使用后词意会变大，比如皇帝。而太多的词则相反。
　　还比如“战线”，战争早已结束了，斗争哲学的年代也已成了历史，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和谐年代，但这个词仍被热用，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台湾和大陆往来密切些以后，“管道”、“愿景 ”“ 福祉 ”这类台湾地区的常用词频频登陆大陆，这些词的内涵及用法就一定比我们原来使用的贴切吗？在我看来，至少“管道”没有“渠道”这个词妥当。
　　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期限的，有生有死。有些是自然死亡，比如一些动植物的名字，这个物种灭绝了，如同亡人注销户口一样，名字就消失了。有些是权力所为，比如朝代更替，一些前朝的词就成为忌讳。还有一些是赶时髦的词，时尚过了，生命力也就消逝了。
　　现代汉语的书面用语远不如口头语言生动，老百姓的“大实话”比书面用语鲜活而丰富。最显眼的例子是现在很热行的小品演出，几位著名的小品艺人民间语言基础很宽厚，嘴头子功夫更是了得。小品乃至滑稽表演，使用的语言须是民间口头语言。美国以前有卓别林，英国现在有憨豆先生，他们在舞台上是较少说话的，以过硬的演技显功夫，原因就是英语的书面语言太强大，他们的民间用语是远远落在下风。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和五千年的文明基础不太协调。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衔接工作像手艺很差的焊工连接的，裂痕太大，沟通的非常有限。
　　新散文写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鲜活的语言。形象，直观，甚至奇妙，在网络上阅读散文扑面而来的就是这股语言的清新之风。
　　 　　　　　　　　　　经验之外
　　
　　经验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名作家最看重的事是创新，这个“新”在他自己的经验之外。
　　新散文写作所呈现出的一切都在我们已成型的散文经验之外。
　　举个赛跑的例子来比喻，正规赛道有八条，每一条上都站着获过多种奖牌的人。新散文家们自己开辟了第九条，就是网络写作。而且人丁兴旺，热闹无比。非常有趣的是，裁判的发令枪对他们基本不发挥作用。虽然同在一个运动场上，但他们自己跑自己的，自己计算成绩和得失。
　　看待新散文的得与失，依据的应该是散文经验。但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散文经验有多少呢？
　　我们经验里的散文是什么？
　　杂文是什么，随笔是什么，小品文又是什么？
　　看着这些文体的名字，觉得散文有点像旧式的大门户，孩子们一个一个长大以后分家挑门单过去了。大院子还在，孩子们小时候住过的屋子，睡过的床，穿过的衣服以及玩具什么的都还在。但老人不在了，在大院子里住着的似乎不再直系，好像是管家的后代。散文传统定义里最血亲的一些要素在“分家”时被“孩子们”带走了。
　　“分家”后，散文“老宅子”里还剩下了什么？
　
　　　仅有“形散神不散”可以支撑的住散文吗？
　　观察这一阶段的新散文，要放入散文史中去看。是从杂文、随笔、小品文等“独立”之后开始呢？还是要从“分家”前算起？《美文》杂志从创刊就注重散文的维新。倡导“大散文”写作，是希望对已有的散文观重新审美。这些年《美文》侧重发表了很多散文新家的得意之作，新家在文体上顾忌的要少些。顾忌少才可能有突破和创新。我不太爱听对新散文批评的声音，都是写作的人，谁还没有个不足什么的，难道名家没有吗？依我看倒是更多。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曾用做政治术语的话指的是没有经验，或说已有的经验不太可靠。既然那么多国人都在“摸石头过河”，为什么新散文写作不可以。
　　　　　　　　　思想是智慧
　　
　　思考不是思想。
　　希腊有一尊经典雕塑，裸体坐着几千年了，他的坐姿叫思想者。散文写作是怕这种“思想者”式的，很难写好。
　　散文有三个基本要素，看清楚，想清楚，表达清楚，这是一篇散文最基本的东西。可以多看，可以多联想，可以多手法艺术表达。但最基本的是清楚。文章千古事，指的是醒世。自己没弄清楚，如何醒人醒世。
　　思想是智慧。思想不是想出来的，是人生沉淀下来的精华，是舍利子。
　　《论语》是思想，《庄子》是思想，《道德经》是思想，《圣经》和《古兰经》是思想。思想也是很实在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智慧，是一代人血雨腥风打出来的。
　　思想是简单的。世上的事情，因为没想清楚才会复杂，西安有一句老话，叫“简单得跟一一样”。《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书，仅五千字，舍利子是难得的，但就那么一点点大。
　　以上仅供“思想者”式的散文作家参考。
　　
　　　　　　　　　　　　　关于朴素
　　
　　朴素不是修养，是骨头里的东西，是气质。
　　古玩界里有一种专业人，长于把新东西做旧，是职业仿制者。装修行当里也有一种手段，新居室经过这种老手立时古色古香。让一种精神的东西沉着下去，或改变方向，都叫修养。但修养不是朴素，而是奢华，做朴素是更大的奢华。
　　如今有不少写乡村的散文是在做朴素，不是农家乐，而是城市大酒店里的“绿色食品”。
　　
　　　　　　　　　　　　和文风有关
　　
　　乡村抒写者是令人敬重的。在平常中写出非凡需要的东西有很多，仅写出田园感和安详气是不出新意的。我注意到有为数不少的新散文家在乡村抒写中做着种种的尝试和努力。
　　这些作品出色的有很多，但也存在着一种倾向上的不足。
　　说出来和大家商量商量。
　　麦子、玉米、高粱、树，这些土地上的主人公是主要的被抒写对象，它们是普通的，但因为要被抒写，而且要出新意，要出新气象，所以如何写就显得特别重要。
　　农村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传统手艺，把麦杆编成小饰品，用苞谷皮编成挎包、坐垫，用桃核拼凑出多种有趣的图案，当然最大的艺术做为是把树根做成根雕。但做成农艺品的麦杆，苞谷皮，桃核，树根已脱离了这些东西原本的意义，它们不再是麦子，玉米，桃核和树根，它们的方向改变了，变成了工艺材料，和土地的直接联系断了。比如一个农家子弟去当兵，他就变成了一个农家出身的军人。把树根做成根雕和把麦杆做成肥料是两个方向。
　　国外的作家写过《麦田守望者》，写过《瓦尔登湖》，这都是了不起的名篇。但中国的农村和那些国家的农村不是一个概念。在欧洲，贵族是有农庄的，他们的农村不意味着落后与贫瘠。写中国农村一定要写出疼痛感才真实。
　　乡村写作的大格局应着眼于农作物和土地的血肉联系。如果一本写乡村的书给人的直觉是根雕，可能会是一本有益的读物，但和文学的本质关联就产生了隔阂。
　　　　　　　　　　　　也说说心态
　　
　　心态是什么，心思是什么，心灵是什么，伟大的心灵又是什么？这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无法具体的触摸到。
　　用游记做参照说吧。
　　古人的游记写的好，文体优美，境界也大。我的理解就是和心态有关。
　　游记多是官员写的。从前老官场上有一句话，叫“八百里坐官，为了吃穿。”古人做官要到八百里之外的，这是硬性规定。以前很少使用地方干部，估计皇帝老爷子怕地方干部独立。一旨皇令下达，官员就骑着马，或驴去赴任了，路途遥遥，一般要走十天或半个月，这样沿途的风景就顺脚观赏了。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客，不是修闲或赋闲，大任在肩，宏图即展，他的心态是自在饱满的，无闲心，无闲气。因此读到“处庙堂忧什么，处江湖忧什么”一类的感慨时，我们不会生歧意，觉得是真实的。和如今一些官员公费旅游而写的那一类虚假文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写游记用不用闲心，冒不冒闲气就是心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