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见硝烟的战争
2020-11-06抒情散文堂珂
文/堂珂大概是2000年前后,母亲老说眼眶子疼,眼睛发涩发胀,头也隐隐作疼。检查来检查去却查不出症结所在。后来姐姐偶然发现母亲的颈椎处比一般人略高,其时母亲已有脖子转动不灵便的倾向,一拍片,原来是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的缘故。从此,母亲,不,
文/堂珂
大概是2000年前后,母亲老说眼眶子疼,眼睛发涩发胀,头也隐隐作疼。检查来检查去却查不出症结所在。后来姐姐偶然发现母亲的颈椎处比一般人略高,其时母亲已有脖子转动不灵便的倾向,一拍片,原来是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的缘故。
从此,母亲,不,是全家人同骨质增生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打就是八年。八年的时间,能把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小日本都打跑了,母亲的颈椎却未见好转。相反,那个我们一家人千方百计让它消失的隆起却越来越高耸,越来越饱满。这明目张胆的挑衅让我心急如焚,怒目圆睁,却又无可奈何。
透过隆起的颈椎处,我分明看见一条蜈蚣一样的蠹虫,正把毒须伸向母亲的奇经八脉,一点一点的吸取着已经不多的精气。母亲老态龙钟的生命被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看见母亲的身体正一点点干瘪,维持生命的精气神,正竭力苦撑着最后一方小小的阵地。
不,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我养我的母亲就这样被轧干。我要斩断那只伸向母亲的罪恶毒手。
刚开始,我选择的武器是膏药和外用药水。什么麝香透骨膏,石虎膏,骨刺膏,鹳草膏;什么霍氏祛痛液,骨质增生外敷灵,以及各种各样黑色的民间狗皮膏药,——2007年5月底我还在北京时,看到北京电视台一种“吾泰”牌蚂蚁透骨膏的广告,马上打电话让妹妹到药店购买,可惜当时天太热,贴不住,只好等到天气转凉时再用。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效果。这些膏药和药水治疗一般的筋骨扭伤消肿止痛尚可,对母亲铁疙瘩一样的颈椎增生爱莫能助。它们像清凉油,六神水,只是让母亲暂时感到一阵清凉罢了。尔后疼痛又反扑过来,如漫漫海潮,如凛凛朔风,以更锐利的长矛戳刺着母亲的筋骨。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后来就内服消炎消肿化淤的西药片和中成药,什么芬必得,万通筋骨片,布洛芬,抗骨质增生丸,天麻丸,舒筋活络丸,虎潜丸,——这些药电视里广告一律做得一言九鼎,无不是药到病除,效果百分百,可数个疗程下来未见丝毫好转的在大多数,有些还适得其反。真恨不得把厂家和那些做广告的名人撕个粉碎,打他个稀巴烂。
再后来就双管齐下,外贴内服,各种白色的药片和黑色的药丸用过无数,可它们的尖牙利齿,不但啃不动铁疙瘩一样的增生,还把母亲的胃侵蚀得千疮百孔。母亲揉着心口窝,摆摆手说,罢罢罢,由它去吧,大不了我与它同归于尽。母亲说这话时充满了对生命的无可奈何和对增生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增生是摆在眼前的一样东西,不管是铁还是钢,母亲一定饿虎一样扑上去,把它生吞活剥置之死地而后快。
听说做手术效果不错。方法是把皮肉割开,用锋利的刀片把骨刺一点一点地剔出,可以维持好几年不发作。母亲不干。一开始她心痛钱。啧啧啧,就这么个小手术要花一万多,那得几年才能挣回来呀?兄妹四个闻言一齐“讨伐”她:就是花个五万六万的能治好了,也值得!是呀,母亲才六十来岁,正是安享晚年的好时候。而且兄妹四个都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花再多的钱也值得。一家人好不容易把母亲的工作做通了,说是等天凉了就去动手术,从济南请个专家来做。可是过了没几天,母亲又反悔了,死活不愿意去。原来她打听到邻居的一个远房亲戚,前几年曾动过这种手术,结果割到了神经,把人割瘫了。母亲这一说,兄妹几个就沉默了。这下没法劝了,要是万一真有个好歹,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罢罢罢,还是采取保守疗法吧。
兄妹几个都成了药店里的常客,熟客。一向最讨厌广告的我对每一条治疗颈椎的信息紧追不舍,还专门买了个小笔记本,一字一句把那些广告地址和电话牢牢记下来,打电话询问,登门造访,上药店咨询,把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药盒子走马灯似地往母亲家里拎。给母亲一遍遍说明用药的剂量和方法,不厌其烦。如果是膏药,我会把毛巾湿了,给母亲擦干净皮肤,贴上。如果是外用的药水,我会亲自给母亲擦药,按摩,只有这样药液才能渗透肌肤,直达病灶。父亲向来跟母亲话说不到一处去,谁也不让谁,争来吵去五十多年了,常常是母亲要他向东他偏向西。一开始他对给母亲擦药这些琐碎的小事充耳不闻,可是这些活不是母亲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我每天往家跑,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父亲不忍心我一天到晚跑个不停,因为毕竟我还得工作,养家糊口,就渐渐接替了我的工作。可是他自己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风湿病,都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天光吃药片就一大把,自己照顾自己也是勉力为之,这么辛苦实在是难为他了。
听说西安咸阳有种诊疗仪不错,姐姐急三火四地买了来,花了六百多元,却只是隔靴搔痒;看广告里哈慈五行针说得是头头是道,妹妹跑到专卖店里搬了一套,却也只能暂时去痛。
就连妹夫也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去年他去新加坡旅游,看到有卖一种红色的铁树提炼油的,当地导游说是对跌打损伤、骨质增生有奇效,他当即大瓶小瓶的买了一兜子。妹夫一向心粗,唯独这次心细了一次,哄得老母笑逐颜开。
我在北京工作的这几年,幸亏父亲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他的浑身痛是多年连续吃药的副作用,想不到后来讨到一个民间偏方,竟然歪打正着,治好了。这是我在北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记得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从不喝酒的我喝了二两二锅头,一连好几天头都痛,可是心里高兴。然而母亲的颈椎始终不见好转,它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倘打电话知晓母亲这段时间无大碍,我便释然;一旦听弟弟妹妹说母亲最近病情加重,头晕眼花得厉害,我一天到晚便没好心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工作起来丢三落四,由此挨过老板的骂,遭过同事的白眼,也罚过奖金。 母亲的颈处隆起,是我无处不在的痛。那丛微微的隆起,简直就是一座泰山,压得我连走路都无法轻松。我要是石敢当多好呀,泰山于我眼中不过是小菜一碟,举手一推,坚石顷刻瓦解。或者是哈利伯特也行,拥有一颗神奇的魔法石,关键时刻总能逢凶化吉,遇水搭桥,逢山开路,魔法石一举,母亲的增生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连母亲的颈椎增生都束手无策的一介平民。我眼看着那座大山把母亲往土里压,土都埋到胸膛了,我眼里只能写满无奈和悲哀。悲哀呀,人类可以上天摘星星,入海捉乌龟,却对小小的病菌无能为力。2003年,一场“非典”吓破了多少英雄豪杰的胆。 在百度上打上“母亲的病痛”五个字,561000条信息一页一页展示着一个个孝子的赤胆衷心。“母亲的病痛我的心痛!”、“谁能帮我母亲解除病痛重金酬谢!”、“我给您下跪了,求求您去除我母亲的疼痛!”甚至有少女“辍学为母治病”,为了母亲的病“做什么都愿意”。 这些热辣辣的文字,这些蘸着血水和泪水写就的文字,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我多么想把母亲颈椎上的隆起挪到我的颈椎上。我还年轻,我的肌体尚健康,还禁得起几番折腾。我还有时间,我能忍耐疼痛,我要慢慢地和它耗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可是反过头来,我常常一个劲地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多帮母亲干点农活。 父亲在县城工作,一个月最多回家一趟,所有的家务活和农活就落到了母亲瘦削的肩上。大集体时,白天男劳力刨地瓜,女劳力割地瓜秧,分地瓜。也到天傍黑,一天量定的地瓜也分完了,于是大人孩子往家搬弄地瓜。男劳力用小推车推,女人用肩挑,孩子或拉车,或看护着自家的地瓜堆。我那时还小,只能蹲在地瓜堆旁看地瓜,母亲推着小车,姐姐拉着车子,一趟趟往家搬。天黑透了,星星出来了,满山坡的灯笼亮起来。夜深了,灯笼一盏盏灭了,人家都搬弄完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猫头鹰阴森恐怖的叫声此起彼伏,我抱着胳膊冷得瑟瑟发抖,而母亲和姐姐却热得呼哧呼哧直冒汗,湿衣服贴在身上。有时歇工早,就趁着天亮在地里把地瓜切了,晾晒着,等干了再收起来。可天五常,常常是地瓜干快干了,天却阴起来,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于是男女老少往推着小车、拎着筐子急匆匆地往山坡里跑,淋一身雨是常有的事。后来联产承包,土地成了自己的,犁地,耙地,送粪,打地瓜沟,这些重活都要母亲亲自干。实在不行,母亲就跟别人搭伙,给人家牵牲口。要不就捎信让姥爷、舅舅来帮忙。无数次,我前边拉着绳子,母亲后边推着车子,我看见窄窄的绳畔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削的肩胛------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母亲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尽管我是个好孩子,可是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赞许的眼光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却以另一种芒刺刺痛着我的神经。眼看着周围熟悉的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即使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即使再看破红尘,我的心还是感受到了失落和不平的围剿。当时我三十来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候,觉得一肚子雄心壮志无处发泄。旧的阵地旧的模式已经不可能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我要寻找新的阵地方有可能把心中的落差降到最小。要开辟新的战场就必须走出去,就必须远离父母,这和孝道永远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我知道孝道的核心不是金钱,不是物质,可在这个经济时代,金钱成了获取幸福的首要条件。享受不到医保的父亲每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吃药打针去了一半,一旦发生意外住了院,那就跟修路搭桥一样,每走一步都得铺上钞票开道。因为没钱治病,白白死去的有多少?因为心痛钱或者怕给儿女留下巨额外债而自杀的,又有多少?前年,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查出了肝癌,面对将近十万元的费用,两个而立之年的大人一筹莫展。同学在乡下教书,每月工资只发60%,养老保险还得自己掏腰包。同学的妹妹是一地道的农民,每年的收入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学,所剩无几,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够手术费。可不给老母治病,自己的良心何安?人前人后亲朋好友那里该如何交待? 到底是母亲理解儿女的难处,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她吊死在窗棂上。 每每见到这个同学,一个母亲无助的眼神就在眼前晃悠个不停。后来,我才明白,这成了我外出最直接的动因。 当我收获了勉强如意的物质,精神的痛却无时不在心肺里撕咬着,啃噬着,让本就虚飘的脚步愈发虚飘。我不禁重新审视起我外出的意义。当得知儿子的学习成绩日益下滑,这种撕扯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我收获了一定的物质,一方面我得到了精神的一定满足,另一方面我却抛弃了亲情和道义,逃避了责任。为人子的责任,为人父的责任。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做不到,我枉为人子,枉为人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我知道,我在外漂泊的时间愈长,我获取的物质就愈丰富,我的腰板就会挺且直。可我也知道,在外闯荡的时间越长,我在父母身上榨取的东西就会越多,比如父母脸上的皱纹和皱纹里的忧虑,比如父母佝偻的身子和无法踏实的睡眠。我在思念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牵挂着我。这个道理是我刚刚才悟出的。我庆幸自己醒悟得还不算晚。 当我踏上回家的列车,当那堵破败的土墙闪入眼帘,当我推开那扇破旧的门,看见那条黑狗似曾相识的眼神,一股静静的温暖包裹了我忧伤的心。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像东汉的黄香一样,炎炎夏季为父母摇扇驱蚊,凛凛冬天给父母暖被窝。我就可以心无旁骛的与折磨父母的病魔,打一场结结实实的战争。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不敢保证胜利最终会属于这个有十多口人的家庭,但我敢肯定的是,父母一定是满意的,没有遗憾的。他们脸上、心里欣慰的笑,如同九月九的阳光一样灿烂,带着一股子香甜的味道。
我在北京工作的这几年,幸亏父亲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他的浑身痛是多年连续吃药的副作用,想不到后来讨到一个民间偏方,竟然歪打正着,治好了。这是我在北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记得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从不喝酒的我喝了二两二锅头,一连好几天头都痛,可是心里高兴。然而母亲的颈椎始终不见好转,它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倘打电话知晓母亲这段时间无大碍,我便释然;一旦听弟弟妹妹说母亲最近病情加重,头晕眼花得厉害,我一天到晚便没好心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工作起来丢三落四,由此挨过老板的骂,遭过同事的白眼,也罚过奖金。 母亲的颈处隆起,是我无处不在的痛。那丛微微的隆起,简直就是一座泰山,压得我连走路都无法轻松。我要是石敢当多好呀,泰山于我眼中不过是小菜一碟,举手一推,坚石顷刻瓦解。或者是哈利伯特也行,拥有一颗神奇的魔法石,关键时刻总能逢凶化吉,遇水搭桥,逢山开路,魔法石一举,母亲的增生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连母亲的颈椎增生都束手无策的一介平民。我眼看着那座大山把母亲往土里压,土都埋到胸膛了,我眼里只能写满无奈和悲哀。悲哀呀,人类可以上天摘星星,入海捉乌龟,却对小小的病菌无能为力。2003年,一场“非典”吓破了多少英雄豪杰的胆。 在百度上打上“母亲的病痛”五个字,561000条信息一页一页展示着一个个孝子的赤胆衷心。“母亲的病痛我的心痛!”、“谁能帮我母亲解除病痛重金酬谢!”、“我给您下跪了,求求您去除我母亲的疼痛!”甚至有少女“辍学为母治病”,为了母亲的病“做什么都愿意”。 这些热辣辣的文字,这些蘸着血水和泪水写就的文字,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我多么想把母亲颈椎上的隆起挪到我的颈椎上。我还年轻,我的肌体尚健康,还禁得起几番折腾。我还有时间,我能忍耐疼痛,我要慢慢地和它耗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可是反过头来,我常常一个劲地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多帮母亲干点农活。 父亲在县城工作,一个月最多回家一趟,所有的家务活和农活就落到了母亲瘦削的肩上。大集体时,白天男劳力刨地瓜,女劳力割地瓜秧,分地瓜。也到天傍黑,一天量定的地瓜也分完了,于是大人孩子往家搬弄地瓜。男劳力用小推车推,女人用肩挑,孩子或拉车,或看护着自家的地瓜堆。我那时还小,只能蹲在地瓜堆旁看地瓜,母亲推着小车,姐姐拉着车子,一趟趟往家搬。天黑透了,星星出来了,满山坡的灯笼亮起来。夜深了,灯笼一盏盏灭了,人家都搬弄完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猫头鹰阴森恐怖的叫声此起彼伏,我抱着胳膊冷得瑟瑟发抖,而母亲和姐姐却热得呼哧呼哧直冒汗,湿衣服贴在身上。有时歇工早,就趁着天亮在地里把地瓜切了,晾晒着,等干了再收起来。可天五常,常常是地瓜干快干了,天却阴起来,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于是男女老少往推着小车、拎着筐子急匆匆地往山坡里跑,淋一身雨是常有的事。后来联产承包,土地成了自己的,犁地,耙地,送粪,打地瓜沟,这些重活都要母亲亲自干。实在不行,母亲就跟别人搭伙,给人家牵牲口。要不就捎信让姥爷、舅舅来帮忙。无数次,我前边拉着绳子,母亲后边推着车子,我看见窄窄的绳畔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削的肩胛------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母亲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尽管我是个好孩子,可是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赞许的眼光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却以另一种芒刺刺痛着我的神经。眼看着周围熟悉的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即使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即使再看破红尘,我的心还是感受到了失落和不平的围剿。当时我三十来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候,觉得一肚子雄心壮志无处发泄。旧的阵地旧的模式已经不可能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我要寻找新的阵地方有可能把心中的落差降到最小。要开辟新的战场就必须走出去,就必须远离父母,这和孝道永远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我知道孝道的核心不是金钱,不是物质,可在这个经济时代,金钱成了获取幸福的首要条件。享受不到医保的父亲每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吃药打针去了一半,一旦发生意外住了院,那就跟修路搭桥一样,每走一步都得铺上钞票开道。因为没钱治病,白白死去的有多少?因为心痛钱或者怕给儿女留下巨额外债而自杀的,又有多少?前年,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查出了肝癌,面对将近十万元的费用,两个而立之年的大人一筹莫展。同学在乡下教书,每月工资只发60%,养老保险还得自己掏腰包。同学的妹妹是一地道的农民,每年的收入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学,所剩无几,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够手术费。可不给老母治病,自己的良心何安?人前人后亲朋好友那里该如何交待? 到底是母亲理解儿女的难处,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她吊死在窗棂上。 每每见到这个同学,一个母亲无助的眼神就在眼前晃悠个不停。后来,我才明白,这成了我外出最直接的动因。 当我收获了勉强如意的物质,精神的痛却无时不在心肺里撕咬着,啃噬着,让本就虚飘的脚步愈发虚飘。我不禁重新审视起我外出的意义。当得知儿子的学习成绩日益下滑,这种撕扯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我收获了一定的物质,一方面我得到了精神的一定满足,另一方面我却抛弃了亲情和道义,逃避了责任。为人子的责任,为人父的责任。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做不到,我枉为人子,枉为人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我知道,我在外漂泊的时间愈长,我获取的物质就愈丰富,我的腰板就会挺且直。可我也知道,在外闯荡的时间越长,我在父母身上榨取的东西就会越多,比如父母脸上的皱纹和皱纹里的忧虑,比如父母佝偻的身子和无法踏实的睡眠。我在思念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牵挂着我。这个道理是我刚刚才悟出的。我庆幸自己醒悟得还不算晚。 当我踏上回家的列车,当那堵破败的土墙闪入眼帘,当我推开那扇破旧的门,看见那条黑狗似曾相识的眼神,一股静静的温暖包裹了我忧伤的心。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像东汉的黄香一样,炎炎夏季为父母摇扇驱蚊,凛凛冬天给父母暖被窝。我就可以心无旁骛的与折磨父母的病魔,打一场结结实实的战争。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不敢保证胜利最终会属于这个有十多口人的家庭,但我敢肯定的是,父母一定是满意的,没有遗憾的。他们脸上、心里欣慰的笑,如同九月九的阳光一样灿烂,带着一股子香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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