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药三味

中药三味
李存刚 　　生姜 　　每年初春，母亲总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一些身穿泥衣、老态龙钟的生姜瓣儿。除了松土，和后来伺弄菜地时顺手拔除一下长势凶猛的杂草，身处菜地边角的生姜们被埋下以后，便落入了被母亲冷落的命运。即便是除草，不久后，也因为齐心协力的姜苗们更迅猛的生长，被母亲草草地敷衍甚至忽略了。与身处菜地中心的萝卜白菜比起来，姜苗们显然并不在意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它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窜，像是在比赛着，看谁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光照，沐浴到更多的雨水。而在它们脚下的泥土里，一块块新生的生姜已悄然长成。 　　偶尔，在给萝卜白菜们施肥时，母亲会顺便拿一些给姜们，作为对它们良好长势的鼓励和奖赏。微风拂过，姜苗们便摇曳着绿油油的身资，将尚未风干的露珠撒在母亲平静的脸上，这时，母亲会直起腰身，抬起早已酸涩的手臂，若无其事地揩拭一下自己的脸庞，然后又伏下身去，继续伺弄萝卜白菜们去了。对于姜们，母亲从来就很放心；母亲不知道，那其实是姜苗们想对她表示一下亲昵呢。 　　冬吃萝卜夏吃姜。入夏以后，母亲便会时不时去菜地里转上一圈，除了照例去伺弄一下那些让她挂心的萝卜白菜，回来的时候，母亲手里便拿着几块沾满新鲜泥土的嫩姜瓣。母亲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块块小小的片儿，拌上盐巴和自家的辣椒酱，放上餐桌，那个季节的饭菜便随之充满了辣乎乎的新鲜味道。我三两下吃完饭准备溜下餐桌，母亲叫住我：别忙！随后母亲就会盛一碗她刚刚放了姜末的菜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喝下去。母亲眼巴巴的神情，让我想到她哄我吃“粽子糖”（裹了糖衣的驱虫药，形似粽子）时的样子。 　　后来学了医，我才知道，母亲那时候是真把碗里的姜汤当成药了的。只不过，就像喂我“粽子糖”时一样，母亲只知道生姜也是药，却不敢明确告诉我。良药苦口，母亲一定是担心一向玩劣的我洞穿了她的“把戏”吧。而在城市的菜市里，四季都有新鲜的生姜上市，不用说，那是众多大棚蔬菜中的一种。外表和母亲栽种的没有两样。有几次，我抗不过自己越来越馋的嘴，买了一些回来，学着母亲当年的方法吃了下去，却怎么也没了当年满嘴辣乎乎的味儿。 　　母亲一生没识几个大字，母亲不知道她年年栽种的生姜，早在几百年前就躺进了厚厚的《本草纲目》。那是一本为后世的习医者奉为经典的必备书。而一本医学院校通用的《中药学》里这样写道：“（生姜）为姜科草本植物姜的块茎……秋冬二季采挖。切片生用、煨用或捣汁用。” 　　母亲如今依然健在，每年初春，依然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些老态龙钟的姜瓣儿——以前是喂养我们，现在又加上几个孙子孙女了。 　　母亲不知道，因为生姜，她一不小心便和“经典”扯上了关系。 　　黄柏 　　对于黄柏，《中药学》课本里是这样写的： 　　“为芸香科乔木辟或黄皮树除去栓皮的树皮……生用、炒焦用或盐水炙后用……性味苦、寒。归肝、胆、大肠、胃、肾、膀胱经。应用于黄疸、痢疾、带下、淋证、湿疹等多种湿热病证……” 　　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我认识黄柏树则是在很早以前,和父亲有关—— 　　父亲栽下它们的时候，还是些弱不禁风的幼苗。没过两年，它们就和那些竹子一起，长成一大片浓荫如盖的林子了。远远望去，像一张绿油油的地毯，在老屋后面那片长长的斜坡上，纵横起伏。几阵秋风过后，枝头上那些细碎的叶片便纷纷坠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和胖乎乎的枝杆，直直地挺立在那些依然故我地浓绿着的竹丛中间，这时候，那张绿地毯就变得斑斓夺目起来了。 　　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挂心林子的变化。父亲是个农民，父亲要耕地、要种田、要伺候圈里的牲口，还要心焦我们的吃穿和我们的学业，却从未想过用他们来养眼。父亲栽种它们，为的就是有一天用来换钱。父亲知道，那些被称作黄柏的树，树皮剥下来可以入药，因此才可以换钱，因此父亲才栽下它们。从小，父亲就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父亲栽下它们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干他的农活去了。父亲更知道，只要将他们植入泥土，它们就会独自成长，就像更早些时候种下的那些竹子，就像山野里那些独自生长独自开花结果的杂草树木。 　　大约是在它们第八或第九番转绿的时候，村里飘起了“收黄柏！”的吆喝声。那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穿过溪头沟的坡坡坎坎，也穿透了父亲和乡人们的胸膛，在溪头沟上空风一样飘荡。看着乡亲们一个个手拿斧头镰刀，兴冲冲地走出家门，而后怀揣钞票笑逐颜开地回家，父亲心里七上八下的，却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叫我不解，父亲栽下它们，为的不就是今天吗？难道父亲有更好的去处安妥那些树？我不知道，也没敢问父亲。 　　那段时间，天刚刚擦黑，父亲便一个人穿着面袄出门，去后山那片林子里去了。我这才明白，父亲确是还没想处理他亲手栽下的那些树，但父亲担心有人会趁着夜色替他处理掉了。所以父亲就只有去守着它们。但父亲的担心还是不幸兑现了：那夜，大雨倾盆。父亲刚刚出去没一会儿就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父亲进屋的时候面色铁青，一声不吭，并且破例再没出去。第二天早上，父亲便手拿斧头走向了后山那片依然绿油油的山坡。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父亲的脸依然铁青着，手里拿着一块黄柏皮，吧嗒吧嗒地抽闷烟。我不敢说话，只远远地看了看后山那片山坡，此时，只剩下那些竹丛依然故我地绿着，没了那些黄柏树，那些竹丛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孤孤单单的了。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那个雨夜发生的不测，父亲会怎样处理那些黄柏树呢？ 　　我没问过父亲，我找不到答案。 　　我知道的是，从那以后，老屋后面的那片山坡上，那些黄柏树留下的空隙，至今依然空着。只有那些竹丛，依然鼓我地绿着，像是在等待，更像是无声的誓言。 　　现在，我不仅认识黄柏树，我甚至能够在一大堆中药里一眼就认出经过加工、可以随时入药食用的黄柏来。每每此时，我手捧黄柏，缓缓地凑近鼻孔，苦涩的药香随之便会在我的体内澎湃汹涌起来…… 　　山药 　　在成为药之前，山药首先是人们裹腹的食物。 　　山药原来的名字叫薯蓣，唐代宗名李预，因避讳改为薯药；北宋时又因避宋英宗赵曙讳而更名山药。此外，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山药还有怀山药和光山药之分。但不管它叫什么，也不管它生长在哪里，并不影响一代代的乡人用它来填充自己饥肠辘辘的胃腔，或者被切成厚片，生用或麸炒后入药。偏偏，山药喜欢向阳的山坡，而且专选杂草丛生、乱石堆砌的地方生长，似乎是有意要难为人们挥起的锄头和钢钎。民以食为天，饥饿和病痛的魔力是无穷的。 　　多年前某个深秋的早晨，张银坤肩扛锄头和钢钎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几个孩子和老婆都还在被窝里没起来。张银坤总是习惯早起，每年秋天，当他看上门前的李子自己从树落下来的时候，他便去掏山药。张银坤知道，这时候，山药们也已开始落叶了，错过这段时期，那些四处攀爬的藤蔓就会断掉，很快就寻不着影子，那样掏起来就费劲了。张银坤熟悉山药们的生长，知道哪里的山药好掏、又长得大块，他甚至闭上眼也能说出很多窝山药生长藏身的位置。 　　张银坤掏山药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对于那些长在乱石堆里实在掏不出来的，他就留着明年继续，他坚信他掏不了的，别人也很难掏到，他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总要把自己“掏不了的戳破戳烂”，让别人连掏的机会也没有。 　　那天张银坤去掏的，就是去年他未得手的几窝山药中的一窝。去年所以没有得手，是因为忘了背钢钎，所以那天出发的时候张银坤特意提醒自己，千万再别忘记了背上钢钎，忘记了，那窝看起来长的很不错山药就会有下手了。 　　后来，张银坤的老婆就为那天没有阻止张银坤去掏山药哭得地动山摇——那天，她起床以后就按头天晚两口子商量的那样去了一趟城里，卖了昨天张银坤掏回来的山药，买了猪蹄，还给张银坤打了两斤老烧酒。酒是张银坤的最爱，猪脚炖山药，则是几个孩子眼馋的美味。她比任何一次上街回来的都早。到家的时候已是中午，往天这个时候，张银坤早就满栽而归了，可那天阳光都向西偏了，猪蹄早打理好下了锅，锅里的水也滚开了，还是没见张银坤的身影。 　　张银坤后来终于回来了。不过，是别人抬着回来的。他的脸他的头血肉横呈，甚至叫人怀疑那是不是他的脸他的头。他紧拽着的手里，是一把新鲜的黄土和几小节山药藤。抬他回来的，是王三爷他们，王三爷那天和张银坤去了同一片山坡，不过没有张银坤早。王三爷说他很远就听到张银坤的吼声，“天仙配”，狗日的张银坤一定是找到一窝好山药了。王三爷说他还喊了张银子坤的，后来他就听到一长串巨大的闷响，一大堆被人翻动过的泥巴和石头从山顶上，朝着张银坤所在的地方滚了下来。王三爷说他甚至没来得及再喊一声，张银坤的吼声就嘎然而止了…… 　　这是溪头沟广泛流传的一则旧事。乡亲们甚至编了顺口溜：张银坤，掏山药，飞石打爆脑壳。张银坤当年出事的地方，后来好些年再没有人去掏山药了——人们怕一去那个地方，就想起张银坤血肉横呈的脑壳，怕自己一不小心步了张银坤的后尘。 　　现在，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和化学肥料，将山药移植到想移植的地方，并且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生长，可以不用再费神劳心的满山野找寻。山药的吃法也日新月异，五花八门：山药汤、山药饼、山药汤圆、清炒山药丝、炒山药泥、山药炖兔肉、山药豆腐羹、山药炖牛腩、什锦山药粒…… 　　这是山药最可能的一个去处，余下的则作为一味普通的中药，被存储在中药房高高的柜台里，而后不时被放进某个空空如也的药罐。 　　同样是通过口腔和食道，进入胃肠，其目的和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