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人老了，体力差了，瞌睡也少了。 　　许多时候，夜深人静了，躺在床上却睡不着。睡不着，就想说说话，老两口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 有时候说得很晚了，依旧喋喋不休。反正明天也不上班，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管它时间。于是乎，只要谁想说什么，就有听众，并附和几句。 　　夜深人静，风在林间，月在中天。对面和远处楼上灯都关了。没有了万家灯火，这时的月光便更显出清幽恬静。良宵淡月，抱影不眠，将如莲心事都化成了飘渺轻烟。 　　我住的这套房子有南北相通的两个卧室。北卧室原来是小女的房间，小女儿搬走后就做了我的书房。我和老伴的卧室在南面的房间里，南卧室连着南阳台，门窗和南阳台都装着玻璃。夜深的时分，月光就悄悄从窗外的紫薇树枝间穿过阳台和南卧室的玻璃门窗，幽幽地爬进屋内，洒在床前。庭院里微风吹过，送来阵阵紫薇花淡淡的芳香，树枝晃动，那影子印在窗上，像水草在湖水中漂浮。 　　我们老夫妻的谈话多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生活本身苦乐交织。老年人，退休后人生再无波澜，除了回忆还能有什么呢？回眸往昔的苦难也是一种自豪，联想曾经的皎皎少年更是一种幸福。生活里处处存在着感动。尽管有时我俩会感慨万千甚至泪流满面，但是，泪水冲刷后的心灵却是清静和轻松的。 　　那天晚上，金风飒飒，细雨零零,淅淅沥沥飘在窗上。不知从何说起，老妻依着床头竟然说到了她的父亲。那夜我俩几乎彻底未眠，老妻泪眼婆娑,言语哽咽。 　　老妻说，那年，父亲病重，眼睛渐渐看不见了，走路都撞电线杆。头疼欲裂，没法，就用布条子拧成绳子紧紧把头勒住。父亲是邮电局的投递员，不能坚持工作了，遭单位领导嫌弃他，几次劝他退职。那时，家里有三个孩子：老伴是家里的老大，16岁，在市重点高中读高一，下面还有云峰、云山两个弟弟。母亲没有文化，是个家庭妇女，只会在家做做家务。父亲如果被退职，一家人就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收入。 　　老妻含着泪说，一个星期六，她从学校回家，见父亲头上捆个绳仰在床上。父亲把她叫到床前，对她说，单位逼他退职，他如果退职了，一家人没法活，如果让你接班，你的学也上不成了，你接班得从实习生干起，一月15块钱，养不住家！父亲苦笑了一下又说，我还不如死了好，我死了，政府会给你们每人每月8块钱，你还能把学上下去。我妻哽咽着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也不让你死！父亲好像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说，你在学校上学，把你那一份饭分给云山一些，你们都吃不饱，也饿不死，慢慢就长大了。我妻痛苦地问父，那云峰咋办？父亲说，云峰大点，让他要饭去！ 　　说到这里，老妻泪如雨下。我赶忙劝解说，别难过了，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影响别人休息。咱不上班，人家明天还得上班呢…… 　　好久，老妻才停止了抽泣。窗外的雨却越下越大了，雨声连成了一片。 　　总的来说，回忆小小的美好还是多的。在一个温暖的冬夜，老妻兴致勃勃地谈起她为我老妈要工资的往事。 　　那是1977年，单位给部分人员长工资，我妈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一天，我妻领着孩子从漯河回舞阳看望我妈。一进屋，老妈就气愤地告诉我妻，说按条件这个指标应该长给她。可是，县粮局就是不报她。我妻听后，对我老妈说，你给我看着孩子，我这就去县委找白书记！我妻说完，从凳子上站起来，用手理了理鬓发，拍了拍衣上的尘土就走了。 　　我妻到了县委大院，问门卫，白书记在哪？门卫说，白书记在开会。我妻又问，白书记老婆在哪办公？门卫指了指，我妻就径直进了白书记老婆的办公室。 　　见了白书记的爱人，我妻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痛说婆婆的历史和遭遇，最后强调，现在人们只看到她是右派的家属，却忘记了她是一位革命烈士的遗孀。 　　我妻的谈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后，县调资办给我老妈长了一级工资。那一级工资是7.5元。那时的7.5元，足以顶现在的800元了。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很重要的。 　　事后，我老妈的一个同事在街上碰到我老妈，她拉着我老妈的手说，老杨啊，这次调资到县委告状的不下三百人，就你的官司打赢了呀！ 　　这件事，对于当时继父右派还没平反，我老妈事事受人歧视的家庭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老妈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了。这一级工资一直伴着老妈三十多年。 　　老妈去世前还几次提起我妻到县委替她鸣冤的事。 　　老妻讲得眉飞色舞，我在一旁不断地夸她年轻时胆气壮，有魄力,敢说敢为。老妻两眼闪光，神采飞扬。她问我，老妈听说我要到县委找白书记，她也没有吭气，默默地看着我扬长而去，你觉得老妈当时是咋想的？我说，老妈当时对你为她出头心里一定很感动，但是,又觉得你去说说也不一定能成。但是,她对你的勇气还是赞许的。 　　我今年75岁了，老妻71岁，苍姿白发，日薄西山！这样叨叨着，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有一天，人生谢幕，我们不再有长夜絮语。这一切都是自然,皆合于宇宙的法则:无中生有律，因果律，生死律。 　　到不能叨叨的时候，就不叨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