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碧水横戈

　　０．我在成山头。我伫立在被誉为天尽头的成山头。这里是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这里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这里被誉为“太阳起升的地方”。这里三面环海。远远望去，但见群峰苍翠连绵，大海浩瀚碧蓝，峭壁巍然。那巨浪如飞雪般在碧水上，或开放成洁白的花朵，或幻化成形态各异的武器，如戟，如戈，如大刀，如长矛，杀气腾腾，气势壮观。涛声依旧，或如雄浑的歌声，或如沉重的叹息。 　　独立成山头，面朝大海，我不能不心潮澎湃。是大海，是蔚蓝色的大海，那么执着，那么自信地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成了人类生命的老家乡。 　　复活节岛上的那些依旧矗立在天地之间的迷一样的石像，告诉现在，也告诉未来，一万年以前，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活跃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航海文明。那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带到了大海蔚蓝色的波涛中。 　　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使得他们前仆后继地，去横渡至今仍然让人类视为畏途的大海的呢？ 　　也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是，从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中，从哥伦布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海中，我们聆听到的，又何止是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正是这些生生不已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文明才被分解为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板块。 　　中国，我的祖国，就雄居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同时，它又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的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太平洋那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引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 　　
　　１．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永远的梦想。早在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列祖列宗为了步入大海那蔚蓝色的波涛，就创制了筏和独木舟等渡水工具，往来于大海的惊涛骇浪之间。他们越过渤海湾来往于山东，辽东半岛，甚至漂流过台湾海峡。当他们面对天尽头壮丽的景观，不知内心会涌起怎样的波涛。 　　而夏朝国王帝芒怀揣希望，亲自到东海海滨巡狩，捕获到了一条很大的鱼，他高兴得不亦乐乎。史书记载，“东狩于海，获大鱼”，说的就是这件事，那让帝芒大开眼界的大鱼，应该就是鲸鱼或者鲨鱼吧。 　　大量的考古实物证明，殷商时期所使用的货币贝，是中国南海的产品。这一时期被用来占卜的龟甲，大多为今天我国东海和南海的产品，有的仅产于今天的马来半岛。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出土的大量文物中，还包含有鲸鱼骨骼。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在大海那蔚蓝色的诱惑里，自由自在地劈波斩浪，而且收获颇丰了。 　　那位大玩家齐景公，也曾经“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庞大的船队和熟练的航海技术，齐景公是不可能玩得如此开心，如此乐不思齐的。 　　孔丘孔仲尼老先生，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之后，也曾经做了一个梦，要逃离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人世间，企图“乘桴浮于海”。可见，那时山东半岛上海上航行已是寻常事。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齐地时，曾经沿着渤海南岸，到山东半岛齐国原来各主要港口巡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会稽山，沿海北上，然后沿山东半岛航行一周。秦始皇在东游巡视各地的时候，还命令方士徐福率领由好几千个童男童女组成的航海队一直向东航行。据传说，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曾经到达过日本。 　　自汉武帝以后，汉朝建立了一条蔚为壮观的海上交通线，北起黄海乐浪，南至南海交趾。而且，汉王朝的船只东北可以抵达朝鲜，日本，西南则通过南海和印度洋，远航到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到了东汉除了开展和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友好往来以外，还开始了从海上和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的联系。 　　到了大唐盛世，唐朝对外贸易的七条主要路线中，有两条是海上交通线。从广州出发，通过海路可到达东南亚各国，再往西可到印度，波斯（今伊朗），甚至远到大食（即阿拉伯帝国）诸国。海上航行的帆船必须要借助风力。唐朝的海员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掌握我国季候风的规律，每年11月，12月从广州出海，次年5月，6月南风劲吹时再回来。
　　２．战争的阴影却始终在我们的头顶漂浮不散。自古成山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实，我们的万里海疆，哪里不流淌着我们先人的血液呢？春秋战国时期，依江傍海的吴，越，齐，楚等国先后组建了最初的水上武装部队——舟师。公元前482年，越国乘吴王夫差率领大军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七里）称霸会盟的机会，派水师自海道驰入淮水，攻破吴国首都，切断夫差归路。此后不久，越灭亡了吴。越灭吴后第五年，越国首都由会稽迁到当时海上航行的重要港口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并且在这里大兴土木，修筑大量的海防工事。据记载，越王在台周七里的“观台”“以观沧海”时，随行的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可谓气势恢弘。 　　三国时期，吴国的海防事业最为发达。战舰在汉代基础上有明显改进，有用生牛皮蒙盖船背的“艨艟”，有船舷上设女墙作为掩体的“斗舰”，“走舸”，还有专门供夜间潜渡的“油船”等。在这个战乱频仍的时期，水上战争占有重要位置。吴，魏，蜀都拥有实力相当雄厚的水军。其中，吴国最为厉害，至少拥有五千艘战船。208年，东吴名将周瑜，鲁肃率领三万多名水军，在蜀国军师诸葛亮的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把曹操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从此一蹶不振。 　　东晋末年，孙恩等人在东海发动了大规模的海上起义。几年中，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船舶千艘。驰骋于黄海，东海，南海和长江，湘江水域，给东晋统治者以致命打击。 　　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命令建造大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丈，左右前后各安置有放置在高处的六架拍竿，可以容纳八百余名战士。后来，一俟时机成熟，由数千艘“黄龙”组成的隋军舰队，顺长江浩荡而下，一举攻克陈的都城建康（今南京）。 　　唐朝的水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663年，日本方面悍然出兵朝鲜半岛，并攻击唐朝军队。唐军高级将领刘仁轨率领水军在白江口（今朝鲜锦江口）迎战日本水军，四战四捷，并一举烧毁四百余艘日本战舰。大长了唐王朝的志气。 　　经过灭亡宋朝的多次战争，元朝逐渐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军。
元朝水军先后在襄樊，阳罗堡，丁家洲，焦山一带打败了南宋水军，并且于1276年一举攻陷临安。1279年，元朝水军追击到崖山，全歼南宋水军。南宋皇帝赵邴投海自杀。宋朝宣布灭亡。
　　３．人们却始终没有忘却发展这个主旋律。发展，是人类生存之后的又一母题。唐朝的远洋船舶制造技术也闻名遐迩。阿拉伯人苏莱曼著述的《印度——中国游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 　　苏莱曼说，唐朝时中国的海船硕大无比。波斯湾里风高浪大，凶险莫测，只有唐朝的海船可以畅行无阻。同时，由于中国海船的体积大，吃水深，无法直接驶入幼发拉底河，只好先把货物先运到西拉夫，再换船运入幼发拉底河，然后通过红海运到埃及等国。苏莱曼记载到，阿拉伯人，罗马人，波斯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多数搭乘的都是中国船只。 　　宋朝开始把指南针广泛地运用于航海上。北宋宣和年间，朱昱编写了一本书，叫做《萍州可谈》。书中记述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于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的明确记载。1122年，大宋王朝派使节出使高丽（朝鲜），在汪洋大海上，每当他们夜航的时候，“维视星斗前迈，若晦暝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毫无疑问，指南针的应用，是世界航海技术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不仅解决了在恶劣天气下如何辨识方向这个问题，而且，它还为以后的仪器导航技术找到了一条新路。 　　南宋，中国人又创造出把指南针和罗盘结合在一起的早期磁罗经。根据史料记载，南宋的船舶之所以能够远航到阿拉伯诸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就是依靠磁罗经在海上辨别方向，引导航行的。 　　而西方国家航海上普遍使用指南针导航，则是在十二世纪后半页，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再辗转传入欧洲的。 　　宋代与海外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杭州等。其中，泉州的地位尤其重要。到南宋时，泉州已经当仁不让地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和驰名世界的海船制造中心。 　　由于海运事业日益发达，因此，元代在沿海主要航道浅沙，暗礁处设立号船，标船，或于高处堆砌土堆，在这些标志上面，“日间悬挂布幡，夜则悬点火灯”，作为航标灯塔。也就是说，元代保障航海安全的航海标志，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那时，海员在南亚（泰国）沿海，看到海中有华表（即灯塔），“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
　　４．正是由于航海标志的发展，元朝水军才敢大胆地出海作战。其实，战争的火焰似乎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1274年，元朝水陆军共计15000人，战船900艘东征日本，在博罗一带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却终因飓风袭击而失败。没有过多久，元军又动用3600余艘战船，兵分两路，再征日本。又因为强烈的台风掀翻多艘战船扫兴而归。元朝水军还远征缅甸，爪哇以及台湾等地。这说明，元朝已经具备了远海作战的能力。而且，元朝水军已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朱元璋，这位和尚出身的明代开国皇帝，在他缔造万世伟业的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挥过大大小小的水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363年进行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亲自率领水军，经过长达37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梦想成真，全歼了陈友谅的水军，为统一中国夯实了基础。
　　５．在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序幕，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郑和（1371年——1435年），原姓马，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人。曾经担任明王朝朝廷的太监，人称“三宝太监”。正是这位“三宝太监”，在28年的时间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乘风破浪，愈挫愈奋，沿着南海诸岛，七次航行于太平洋，印度洋上，行程十余万海里，先后到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三十多个国家。 　　郑和船队，每次出航多则达二百多艘，少则也有四十余艘，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约有27000多人。这些人员，有的是掌握精湛航海技术，不畏艰难险阻的火长，舵工，班碇手和水手，也有的是翻译，通事，办事，书算手和医士等。 　　郑和船队对所经过的航海路线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并且绘制了航海海图，即《郑和航海图》。图中对航向，航程，海上暗礁，浅滩的分布情况，都作了细致的描述。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始终坚持观测探路。把通过观测所得到的大量数据，简明形象地标记在一张图上，并称之为“对景图”。然后，相关人员根据这张图，对照沿途所看见的景物，判断出所在的位置，了解前进的方向，选择正确的航路。 　　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航海技术方面，以及所掌握的各种知识，都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然而，由于多次出使，都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量，以致给明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每次郑和出使之前，明成祖都要对他以及其随行人员反复诏谕，告诫他们务必“宣示威德”，“给赐其君长”，使得“诸邦咸听命”。后来，不少国家也“遣使者随和朝贡”。这让明成祖十分开心。不久，便“复命和往，遍赉诸邦”。郑和出使时携带出去的，大多是金银，钱币，瓷器，丝绸和铁器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别国所馈赠的多是“无名宝物”，“珍禽异兽”，象牙，香料等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乐用的奢侈品。类似的交往，尽管“诸番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对于国内的商品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每次远航，“前后耗费亦不赀”，给明朝政府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６．记得一位伟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中国是一块老肥肉，谁都想来咬上一口。从元末明初开始，倭寇开始大肆劫掠中国沿海，骚扰我国海疆两百余年。这些从海上流窜而来的猪狗不如的强盗，“来若奔狼，去若惊鸟”，倏忽千里，少的几十人，多的上万数。他们一上岸，便恶狠狠地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猛扑过去。他们像魔鬼一般，杀人喝血，奸淫妇女。据采九德的《倭变事略》记载，倭寇“入姜家，杀伯侄五人。一侄孩提宿床上，杀之取血渍酒饮之”。他们对妇女恣意凌辱，临走前还把她们活活杀死。 　　正统四年（1439年），数十艘倭船大举侵犯台州，海宁，“官庾民舍，焚掠一空”，荒淫秽恶，惨无人道，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闯入浙江海宁，“攻城不克，大掠，数十里无人烟”。诸如此类的记载，史书上可谓比比皆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明初，朱元璋刚刚穿上皇袍，便对倭寇采取了铁血政策。明代有二十多种海防船，这些船各有所长，适应海上作战时进攻，追击，护卫，巡逻，运输等各种需要。其中的斗舰（大战舰）是广船中的一种，它是用广东特产铁力木制成的，大而且坚固，可以发炮，可以掷火球。而大福船则“高大如城”，吃水一丈一尺，能容百来人，上面还设有女墙以及炮床，可以俯发火器。由于海防力量的不断加强，倭寇通常是有来无回。他们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轻举妄动。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一千多人侵犯辽东，从金州的望海埚登陆，辽东总兵刘江率领各卫所士兵坚决迎击，一举歼灭了所有来犯的倭寇。 　　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靖年间，倭寇最为猖狂，出没也最为频繁。当时明朝统治集团已腐朽不堪，贪污之风极盛，海防废弛，军心涣散。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心忍受外患入侵的痛苦，他们纷纷起来自卫，抗御倭寇，保卫自己的家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大举进犯。常熟知县王铁与指挥孔焘分别率领官兵和乡民武装共三千余人，奋起抗击倭寇。倭寇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三年以后，倭寇侵犯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数千民众拼死防守，“列栅拒战”，“少壮守战，老稚妇女运砖石”，致使倭寇无法上前一步，终于落荒而逃。 　　在江苏，有两个农民，正在田间干活，倭寇突然侵入。两位农民不慌不忙，从容镇定，把倭寇引入官军埋伏处，大呼杀倭。自己也壮烈牺牲。穆一郎和朱夫都是要饭的乞丐。穆一郎到倭寇营中以要饭为名侦察敌情，回来后把情报提供给官军。晚上，又和朱夫一道，带上毒药，投入倭营井中，毒死倭寇一千多。 　　戚继光抗倭，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占领了宁德城外海中的横屿。这里地势险要，被倭寇营造为大本营。戚继光率领六千劲族，趁退潮时，涉海进攻横屿。戚家军如急潮涌动，铺天盖地，连克要塞，直捣敌巢，斩首2600余级，一举攻下了横屿。其后，戚继光与抗倭名将俞大猷配合，在平海卫取得大胜，在仙游一带击溃一万多倭寇。至嘉靖四十三年，福建沿海倭寇全部被扫尽。接着，两个人又联手与倭寇鏖战于广东沿海，攻无不克，捷报频传。到嘉靖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患遂被基本平定。 　　郑成功收复台湾，更是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二十三日中午，经过浴血奋战，郑成功率领部下终于登陆。 　　郑成功登陆后，立即通令荷兰侵略军投降。但荷兰殖民者表示愿意献出10万两银子犒赏郑成功的军队，请求退兵。面对这种卑鄙的收买引诱，郑成功严辞拒绝。荷兰侵略军妄图凭借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从水陆分兵，乘郑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海面上，荷兰侵略军以四艘舰船阻击郑军，郑成功以60艘战船把荷舰包围起来，双方展开激烈炮战。郑军战舰装备虽不如荷军，但水兵们英勇顽强。结果，击沉敌主力舰一艘，炸毁甲板船一艘，其余漏网逃走。在陆上，荷兰舰长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向郑军反击。郑将陈泽率4000人，以大部兵力正面迎击，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前后夹击。结果，贝德尔毙命，荷军被歼180多人，只有少数人逃回台湾城。荷兰侵略军海陆两战失败后，仍企图固守赤嵌楼、台湾城这两座孤立的城堡。郑成功一面派兵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一面乘胜进攻赤嵌楼。台湾人民也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协助郑军打击荷兰侵略者。四月初四，赤嵌楼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描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四月初七，郑成功除留一部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残敌外，亲自督师围攻台湾城。 　　因海上失败，荷军在陆上未敢发起进攻即草草收兵。被围荷军粮饷匮缺、士气低落，不少士兵吃了发霉的食物而中毒，战死饿死者众多。郑军则进行休整，不断加筑工事，架设巨炮，准备继续攻城，民众还协助郑军断绝了荷军的水源。在围困台湾城8个多月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郑军发起总攻，给了荷兰侵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662年2月，荷兰殖民者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荷兰在台湾的所谓“总督”科业特和他的残兵败将狼狈地从台湾撤走。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的台湾，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的伟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７．清朝自1644年入主中原。由于清朝主要靠骑兵主打天下，然后又凭借骑兵称霸天下，所以，清朝统治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就是重“骑射”而轻水师。在清朝，水师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共拥有五万不到的水师官兵，890多艘战船。最大的战船只有37米长，7米宽，而当时英国大战舰配有100门左右火炮。清军整真正可以出海作战的人员和战船寥寥无几。 　　中国水师的这种不堪一击的状况着实令人担忧。1835年，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奏指出：“沿海水师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但是，这位有识之士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1840年４月，英国从印度和非洲等地调集了十六艘军舰，四艘武装汽船，二十八艘运输船，装备有五百四十门大炮，拼凑了一支有四千多名海陆军士兵的侵略军，在侵华远征军总司令乔治.义律的带领下，于６月驶抵广东澳门。随即宣布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水师官兵多次同英国海军交手，给予侵略者一定的打击。1840年6月，英国有五艘军舰和几只鸦片走私船停泊在磨刀洋。林则徐，关天培决定用火攻来惩罚侵略军。他们首先派渔民乘着藏有火器的小船，混在敌人船队里，“作为内应”，然后将广东水师大队火船在半夜“移近磨刀洋夷船聚泊处所，占住上风，出其不意”，闯进敌船队展开火攻。霎时，敌船队一片混乱，水勇和渔民乘夷船乱奔之际，将火箭，火罐，喷筒等物往敌船上抛掷。最后，烧毁两只英船，十一只小艇。敌船在逃命的过程中，“彼此碰撞，叫喊不绝”，很多英国鬼子被烧死，淹死和烟火熏死。 　　1841年２月26日，英军进犯虎门，关天培亲督战场，组织士兵英勇抵抗，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敌人的炮火猛轰炮台。关天培身负十几处重伤，仍坚持指挥发炮回击。由于炮台兵力单薄，又都孤立海中，无法相互接应。情况万分危急。关天培多次派人哭求琦善增援。但琦善拒发援兵。最后弹尽粮绝。关天培中弹牺牲。英国人占领了整个虎门要塞。 　　1842年6月15日凌晨，在侵华海军司令巴加的指挥下，英军舰船七十余艘，向上海吴淞炮台发起猛烈进攻。英军逼近西炮台时，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立即挥旗发炮。将士们沉着冷静，弹无虚发，英军旗舰“汉华丽”号和巡洋舰“布朗”号连中数弹。英军海军少校令德被击毙，殒命于黄浦江上。其余各舰也受到了炮火的猛烈攻击。英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暂时退却。 　　英军哪里甘心自己的失败，没过多久，他们又把对付东炮台的船舰全部调来，集中火力向西炮台射击。在激战中，西炮台的士卒伤亡很大。陈化成亲自开炮，震伤双手，鲜血染红战袍，腿部又负重伤。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化成即召驻守小沙背的王志远前来增援。然而，畏敌如虎的王志远早已逃之夭夭，不知所之。英国水军由小沙背登陆，从西炮台背后袭击过来。在战斗紧要关头，东炮台守将崔吉瑞也临阵脱逃，使得西炮台陷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英勇抗击，最后守军因火药，铅子全部打光，无法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英国鬼子一路嚎叫着登陆。陈化成率领余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吴淞营把总龚增岭挥舞大刀，连砍数敌，终因寡不敌众被俘。鬼子逼其投降，他宁死不屈。结果，被五花大绑，将手和脚钉在一块木板上，扔进了大海。陈化成也身先士卒，拖着鲜血淋漓的双腿，挥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终因浑身多处受重伤，被敌人乱枪射死。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西马糜各厘这位老牌海军上将亲自披挂上阵，率领三艘军舰，十余艘满载海军陆战队的划艇进入珠江。他们迅速夺取了两岸的十来个炮台。兵临广州城下。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并架起大炮向广州连续轰击十余天。城内平民死伤极多，房屋被轰毁无数。26日，野蛮成性的英国鬼子，又纵火烧我民房。一时间，火光冲天，靖海门外成了一片令人惨不忍睹的瓦砾场。29日，广州新城的城墙被轰开一道二丈多宽的口子。次日，侵略军分数路扑入广州城，对居民进行了屠杀掠夺，连总督衙门也被洗劫一空。 　　是可忍，孰不可忍！11月６日，中国战船23艘，冒着敌人炮火，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连西马糜各厘也承认，“这些沙船立即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并斗志昂扬地支持了至少三十五分钟”。20日，有六只中国战船接近敌舰后开了火。英军仰仗自己舰大炮大，开足马力疯狂地扑上去报复。这几条小船不慌不忙地进了浅水小河。侵略军船大，吃水深。只好眼巴巴地望着爱国官兵撤走。 　　1857年12月15日，英法联军的舰队开进驻珠江，炮口一起对准广州。而昏庸顽固的叶名琛还一口咬定战争打不起来，并盛气凌人地说，“谁增兵，谁给饷”。28日天还没有亮，英法联军并夺取了海珠炮台，向广州大举进攻。并且用大炮连续乱轰广州城达27个小时。面对凶残的敌人，我爱国官兵展开了顽强地阻击。千总（军官）邓安帮率领一千多人，奋勇抵抗，与敌人冒死血战两个多小时。由于叶名琛下令不准城郊各乡团练进城援助。29日观音山被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在城西北竖白旗投降，广州陷落。在英法联军的蹂躏下，广州再度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浩劫。人民惨遭杀害。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奸淫。广东布阵使衙门的库银227000两也被抢走。被当时人讥刺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自己也成了英国人的俘虏，最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中死去。 　　战火沿着海岸线从南向北，连绵不断地燃烧着。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合舰队北犯大沽炮台。守军伤亡极其惨重，各海口炮台也相继失守。次年六月，英法舰队再次进犯大沽，这时，清军已加强了海口的防务，并由新恢复的直隶水师两千多名官兵在此驻防。经过整整一个昼夜的激战，共有四艘敌舰被击沉或击毁，六艘被击伤。英军伤亡578人，法军共死伤14人。 　　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三十多艘，由沙俄侵略者带路，乘潮沿北塘河开到北塘镇。登陆后，侵略者便强行拆除大批房屋去建筑码头，并沿街烧杀抢掠。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清军组织反击。但是，由于当局一味求和，反击失利，大沽沦陷。英法联军乘势攻占了天津，北京，野蛮地将圆明园抢劫焚毁一空。 　　鸦片战争的惨败，暴露了清帝国海防力量的极其薄弱。面对着“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的西洋鬼子，海防成了极为尖锐的问题。当时，有识之士多次提出“购买外国船炮”“为自强之计”，清政府开始把办洋务，办海军提上议事日程。以太平天国，捻军为“心腹之害”，以外国侵略者为“肢体之患”的洋务派，深感太平军水师对其统治所构成的极大威胁。特别是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清政府进一步感到“洋炮洋舰”的威力。
　　８．1861年，太平军出兵浙江，逼近上海。当时风传，太平军正托外国人购买军舰，准备从海路北上进攻天津和北京。清朝廷着实吓了一大跳，立即下决心要抢在太平军前面买回“洋舰”。这年六月，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表示，可以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购舰。得到允诺后，赫德立即写信给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筹办。第二年，好不容易凑足八十万两银子后，清政府即委托李泰国代购。1863年，李泰国超出原来价款，声称用了一百零七万两银子，买了七艘战舰和一艘运输船。他还擅自替“中国的新海军”设计了国旗和海军军旗。李泰国悍然撕毁了原来的协议，聘请了英国现役海军军官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雇来了六百余名英国海员和水手，舰队全部由英国人掌管，驾驶。舰队所有人员都视同为在中国服海陆军兵役。 　　更为荒唐的是，1863年1月，李泰国还居然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了十三条合同，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的指挥权，除皇帝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而皇帝的谕旨又必须经过李泰国的转达。如果李泰国个人认为“命令不合理”，即可拒绝转达。合同还规定，舰队要预支船员四年的薪俸，伙食和船只经费。总之，就是由中国政府出钱，供养一支全部由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军队。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实在是进退维谷，实在是害怕得罪英国，居然准备在稍稍修改的情况下接收舰队。李泰国，阿思本又变本加厉，进一步提出，在攻破天京后，平分太平天国的财物。这一下激怒了清朝官员，湘，淮军首领强烈要求清朝廷退舰遣人。清朝廷只有与英国方面再次交涉。要求遣散官员，留下船舰，提出，“船炮系由我备价所买，自应由我留用”。但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也应缴还本国”，不准船炮留下。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部兵船谴回英国，清政府除已经给付的船价129万５千万两，还必须支付阿思本等六百余人九个月的月薪工银和遣散回国的差旅费37万５千两，另外再付给阿思本赏银一万两。
清政府为了获得一支舰队，花去了白银168万两，却一支船也没有得到，落得个舰财两空的下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外国侵略者企图把持中国海军的险恶用心，使得不少有识之士痛感必须自己办厂造舰，方能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左宗棠就曾经明确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 　　于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1865年６月，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在上海以六万两银子，收购了美国商人的船舶修造厂“旗记铁厂”，以此为基础，加上李鸿章原来在苏州的两个洋炮局和上海制造炮局，合并成为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它以造枪炮为主，也兼造舰船。1868年８月，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轮船制成下水。船试航时到吴淞口外出洋，沿海到浙江舟山群岛绕了一圈回来。曾国藩曾自称船速每小时120余里，逆水70余里。该船被命名为“恬吉”。曾国藩上奏说，这是“取意四海波恬，厂内安吉”，又颇为自得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幻想只要造出一些轮船，枪炮，就四海恬吉，外国列强就不会再来侵略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失败的步伐。它先是败于法国，其后不久，又败于日本。甲午海战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某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战斗快要打响了，还不知道要听从谁的指挥。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显然无法借助技术来挽救。
　　９．站在成山头上，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庄子的寓言。河伯，黄河之神，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秋天发大水时，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得意洋洋地往下游漂流，不经意间看到了大海。这位仁兄半晌说不出话来。海的主宰告诉他，哪里能够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哩，因为它只能看见头顶上一方小小的天空，无法想像大海的博大。而现在，我们的河伯，走出了狭窄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弘。 　　这显然充满寓意。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更像是在预言今天。 　　古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而它面向大海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喟叹，穿过百年孤独和沧桑，一直回响在大海蔚蓝色的波涛里，一直回响在我们的醒里梦里。此时，在成山头，面朝大海，我看见海浪越来越高，风越来越猛，伴随着如千军万马奔驰的声音，狂风抱起一堆堆巨浪，又恶狠狠地投向大海，那咸湿的飞沫和水雾在空中弥漫开来。一望无际的海面，浪潮奔涌，七八米高的海浪翻天覆地，白色的浪花开在半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见一只船，也不见一只鸟。但是，我知道，不用多长时间，风会平，浪会静，船会自由地游弋，鸟会自在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