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点点走进内心
2020-11-13抒情散文孙光新
刚开始的的时候,接过材料一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不知为何物,有些不屑,顺手一摊,对头说,派下去吧。于是,两个项目的所属乡镇上都来了人,领了材料回去。没几天,一个乡镇把材料报了上来。另一个乡镇打电话说是工作忙,不报了,我也有些高兴,
刚开始的的时候,接过材料一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不知为何物,有些不屑,顺手一摊,对头说,派下去吧。于是,两个项目的所属乡镇上都来了人,领了材料回去。没几天,一个乡镇把材料报了上来。另一个乡镇打电话说是工作忙,不报了,我也有些高兴,不报更好,双方都不用费力气整这些无用的材料了。看了看报上来的材料,感觉一塌糊涂,连应付都没有水平,心中多了些不快与烦躁,于是弃之一边,自己草草地模仿着样本做了一份。不几天,头找我,说两个项目都得报。我说,人家不报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再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头说,不行,得报,说着给另一个乡镇打了电话过去。就这样,我又极不情愿地如法炮制了另一个项目的材料。这些年来,对于写材料我早已经由反感而麻木。我很早就讨厌这公文格式、搬来搬去的政治话语了,并对单位那位为头头写总结、报告的家伙感到可悲,但他却以此为荣。他还与人说我基本不会写东西,但是,我没见他写过一篇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以为他这样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式很容易使他的大脑僵死而趋向弱智。我有些诅咒人的意思,而且很恶毒,但我以为我现在弄的这个申报书就属于这样的东西。
不长时间,两个项目就报了上去,按照以往的经验,材料报上去就万事大吉。心想,只不过照葫芦画瓢的事情而已。
市里来紧急电话,通知我去省里学习,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些莫名其妙。
匆匆赶到省城。几十口子人,南腔北调,议论纷纷,大多表示这样的学习无所谓,材料都报上了,还学什么习。翌日,专家讲课。专家:刘魁立。主持人介绍说是全国的专家,也没在意,以前也见过一些所谓的全国的专家,觉得也没什么两样,只是觉得台上的这个银发老头精神矍铄。期间,有一提书包闯进会议室者,似一田间汉子,与周围极不协调,会议主持者起身招手,田间汉子模样者面露歉意,然后摆了摆手 ,径直向下面随意寻空位坐了,周围有人与其握手,悄声耳语。田间汉子模样者指指台上,示意听讲。心中感到惊奇,不知何方高人。后来得知,乃山大叶涛,民俗专家,有些惊叹:真名士风姿也。
听刘魁立先生讲课,边听边记,记了不少,其间亦有质疑,触动颇深,自觉获益良多。始知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其全名称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刚刚由蒙古草原飞来,讲完课后还得飞回草原,他正在参与木卡姆艺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很长的工作过程,刘说,在草原上,天天与牧民们在一起,听牧民们讲他们的十二木卡姆,过牧民们过的生活……想想自己坐在办公室里草草敷衍的两个项目,看看这个矍铄的老头,有些脸红。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更多专家的观点,记得一位专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喻为“爷爷奶奶偷塞给我们的传家宝”,形象而生动。不知不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一点点走进我的内心。
第二天,各地市谈自己项目的情况,大多是程式化的说辞。轮到我,有些紧张,定了定神,说,听了专家的课,觉得获益匪浅,深感自己的项目准备得非常不完善,回去再重新修改。不是自谦,而是内心真实的声音。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繁琐的过程,开始感觉有点进入了状态,但面对申报书,依旧是空白太多,依旧是想象的、主观的东西太多,手头几乎没有参考资料,心里直骂娘,对原先的一位主管平添了不少怨忿,曾多次听同事讲起他的劣迹,说他的工作就是打扑克、喝酒,上面的文件看都不看就填了炉子,以至今天做这项工作时竟无档案可查。完成这两个本子的时候,尽管耗去了我太多的精力,但心里依旧没有底。
后来,回想起2005年的申遗过程,实在是有些害怕,这几乎就是我个人的事情,省里、市里的电话总是来得突然,来不及准备,就得出发。单位那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头头对此不屑,他周围的几个人也对此工作嗤之以鼻,说是无用。有些悲愤:有人空戴着眼镜,看似文质,其实没有多少修养,也谈不上文化。感慨:文化与学历无关,与识字多少无关。记得与人讲过,在中国,有太多的时候,不是某个职位需要某个人,而是某个人需要一个位子,我想我们那个头头就是,不识字,不懂文化,却管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真正的专家,如刘魁立、叶涛者,为我所景钦;也见过了一些伪专家,他们老爱一见面就给人递自己的名片,因为上面有他们吓人的专家、教授头衔,咋咋虎虎的,其实不过了了。想起网上文学论坛的一些事情,有些人一有文字见报就在网上帖出来,怕他人不知道似的。很不喜欢这个,有招摇、卖弄的嫌疑,觉得离文学很远很远的。但总归是他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干。
2005年的深秋时节,传来消息,两个项目中有一个进入国家名录,还来不及高兴,另一件令我心情晦暗到极点的事情也悄然而至。事情很突然,没有半点征兆,或者说是一件令我感到高兴的事情转化而成的。这件事情颇具有讽刺意味,与申遗有关。对于申遗,耗去了我太多的精力,并自以为通过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但在这个事件中,我却被我以为无知透顶的人指责为无知,指责我有可能把申遗的事情搞砸,理由是我的那篇文字中对某项目状况的写实,涉及到了该项目的濒危状况。后来我在某报上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乌丙安先生谈到了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影响力,二是濒危状况。我理解乌先生意思是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总结、汇报材料中的报喜不报忧,申遗正如同治病救人,哪些是需要紧急抢救的,哪些是需要一般治疗的。蓦然想起同事常说的一个词:棒槌。在这个事件中,我看到两个棒槌,一个还自以对文化有相当的认知。只是我弄不明白,他们的神经何以如此脆弱,疑神疑鬼的,一篇文字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真是高看我了。苦笑,更多的是自嘲。
不暇停身。申报省级项目,接待采访,去乡间奔走。看着乡间艺人们的痴迷、执著与他们的生活状况,想及自己的遭遇,心郁俱释。在前牛村,在小宋村,在土胡王村,在河南张村,那些朴实的艺人们的痴迷与热情一直回荡在我非遗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是他们,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热爱,以及艰辛。每每握住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时,总会有一种无法说出的温暖源源不断地向我传过来。他们的身上,甚至还沾着土的气息、草的芬芳,那是我熟悉的,也是我曾经的生活。而今,这些已经为我所陌生。
省城某电视台吴汝连先生、某报霍晓蕙记者于记者节这天来小城找到我,说是去前牛村采访东路梆子。记者节前一天,电视台打电话问我们要资料,只是含糊地说省里来记者采访东路梆子,我忙把资料给他们送过去。我问他们二位,是不是与昨天电视台联系的是一会事。他们说,是的。我问,怎么没去电视台。吴汝连先生说,去了,他们说今天过记者节,没功夫下乡。 霍晓蕙说,吴老师60来岁了,今天放弃了过节的机会与我下乡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吴汝连先生说,过一个这样的记者节不是更有意义么。 在前牛,老艺人们早已等待多时了。我多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一次次地下乡去采访、调查,一定在他们的内心燃起了希望之火。然而,令我感到惭愧的是,一介书生,面对民间艺术的困境,也只能拉着老艺人的手与他们一起叹息而已。 艺人们表演得认真、投入。吴汝连先生是这次演出的导演,以前看过吴汝连先生写的关于东路梆子的文字,知道他对东路梆子深有了解。吴汝连先生已退休在家,多年来,一直关注东路梆子,他曾先我们之前来过前牛,也给我们去过信,但都被我们草草地应付过去,基本没什么结果,此次前牛之行,或许会抚慰吴先生苍凉的内心。 我与吴、霍也听得认真、投入,都记了不少。霍回去要做报纸,我回去要做申报书。 当我们走的时候,60多岁的牛洪林拉住我的手,说,你们有空的时候再来啊。 我紧紧地攥了攥他的手:肯定再来听你们的戏的。 你们多来几次,我们就有希望的。 在此后不久的报纸上,我看到了霍晓蕙采写的文章《东路梆子:渐行渐远的山东秦腔》,近一版。在文中,霍曾言我“对东路梆子颇有研究”。实在是无地自容,在前牛村、小宋村随便找一个唱东路梆子的艺人,都比我知道得多,比我更有发言权。憨厚朴实的人们,却将说话的机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无知者。 正在想这些碎事情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个乡下老人,自言是乐陵县黄夹镇张绪全村人。 老人从破旧的黑书包里掏出一个大纸包,揭开外面的好几层纸,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路梆子剧本,一展开,就有碎纸屑跟着往下落。他把那有些破碎的剧本递给我,说,他看到了《齐鲁晚报》上关于东路梆子的报道,就找来了。 我让他坐下,与他聊了一会儿,才想起问老人吃饭了没有。 老人忙说,吃了,吃了。 后来,我给老人找了一个大信封,将破旧不堪的剧本装了起来。老人走了。陵县到我们这儿,好几百里路,老人一路颠簸,我能做的就是将老人的破纸包换成一个好的信封了。他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无法知道,走的时候,肯定徒添了些许失落。老人走的时候,我送他下楼,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不知道老人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什么也没说,下楼走了。我想,他肯定是徒步四、五里路去车站,然后坐车去乐陵。去黄夹怎么走,由黄夹去张绪全村怎们走,我不知道怎么知道。回到村子,那些等着消息的东路梆子老艺人们怎么问他,他怎么回答,那是怎样的场景,我能想象出来,但我无能为力。有一段时间,闭上眼睛,那个老人的面影恍如在眼前。 陡然想起,更早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在沾化县冯家镇付家村,有老人名叫付元赏者,用20年的时间,凭借记忆整理出了20多出东路梆子剧目。其艰与韧,几令我难以想象:其力绵眇,其心可鉴。 ……我越来越觉得,是他们,在一点点地照亮着我的生活。 偶尔与诗人长征谈起散文写作,我说,一直在写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觉得散文有些陌生了,有时想起这也挺苦恼的。他说,你总不能把工作给扔了吧。想想也是。 前些日子,与寓言作家少军相遇,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写东西少了。又谈起文联一事,我戏言,如果我能去文联就好了。 他点了点头,模糊地说,也许吧。 晚上,想起此事,眼前老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人、物、事,一闪一闪的,无法睡去。
省城某电视台吴汝连先生、某报霍晓蕙记者于记者节这天来小城找到我,说是去前牛村采访东路梆子。记者节前一天,电视台打电话问我们要资料,只是含糊地说省里来记者采访东路梆子,我忙把资料给他们送过去。我问他们二位,是不是与昨天电视台联系的是一会事。他们说,是的。我问,怎么没去电视台。吴汝连先生说,去了,他们说今天过记者节,没功夫下乡。 霍晓蕙说,吴老师60来岁了,今天放弃了过节的机会与我下乡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吴汝连先生说,过一个这样的记者节不是更有意义么。 在前牛,老艺人们早已等待多时了。我多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一次次地下乡去采访、调查,一定在他们的内心燃起了希望之火。然而,令我感到惭愧的是,一介书生,面对民间艺术的困境,也只能拉着老艺人的手与他们一起叹息而已。 艺人们表演得认真、投入。吴汝连先生是这次演出的导演,以前看过吴汝连先生写的关于东路梆子的文字,知道他对东路梆子深有了解。吴汝连先生已退休在家,多年来,一直关注东路梆子,他曾先我们之前来过前牛,也给我们去过信,但都被我们草草地应付过去,基本没什么结果,此次前牛之行,或许会抚慰吴先生苍凉的内心。 我与吴、霍也听得认真、投入,都记了不少。霍回去要做报纸,我回去要做申报书。 当我们走的时候,60多岁的牛洪林拉住我的手,说,你们有空的时候再来啊。 我紧紧地攥了攥他的手:肯定再来听你们的戏的。 你们多来几次,我们就有希望的。 在此后不久的报纸上,我看到了霍晓蕙采写的文章《东路梆子:渐行渐远的山东秦腔》,近一版。在文中,霍曾言我“对东路梆子颇有研究”。实在是无地自容,在前牛村、小宋村随便找一个唱东路梆子的艺人,都比我知道得多,比我更有发言权。憨厚朴实的人们,却将说话的机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无知者。 正在想这些碎事情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个乡下老人,自言是乐陵县黄夹镇张绪全村人。 老人从破旧的黑书包里掏出一个大纸包,揭开外面的好几层纸,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路梆子剧本,一展开,就有碎纸屑跟着往下落。他把那有些破碎的剧本递给我,说,他看到了《齐鲁晚报》上关于东路梆子的报道,就找来了。 我让他坐下,与他聊了一会儿,才想起问老人吃饭了没有。 老人忙说,吃了,吃了。 后来,我给老人找了一个大信封,将破旧不堪的剧本装了起来。老人走了。陵县到我们这儿,好几百里路,老人一路颠簸,我能做的就是将老人的破纸包换成一个好的信封了。他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无法知道,走的时候,肯定徒添了些许失落。老人走的时候,我送他下楼,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不知道老人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什么也没说,下楼走了。我想,他肯定是徒步四、五里路去车站,然后坐车去乐陵。去黄夹怎么走,由黄夹去张绪全村怎们走,我不知道怎么知道。回到村子,那些等着消息的东路梆子老艺人们怎么问他,他怎么回答,那是怎样的场景,我能想象出来,但我无能为力。有一段时间,闭上眼睛,那个老人的面影恍如在眼前。 陡然想起,更早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在沾化县冯家镇付家村,有老人名叫付元赏者,用20年的时间,凭借记忆整理出了20多出东路梆子剧目。其艰与韧,几令我难以想象:其力绵眇,其心可鉴。 ……我越来越觉得,是他们,在一点点地照亮着我的生活。 偶尔与诗人长征谈起散文写作,我说,一直在写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觉得散文有些陌生了,有时想起这也挺苦恼的。他说,你总不能把工作给扔了吧。想想也是。 前些日子,与寓言作家少军相遇,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写东西少了。又谈起文联一事,我戏言,如果我能去文联就好了。 他点了点头,模糊地说,也许吧。 晚上,想起此事,眼前老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人、物、事,一闪一闪的,无法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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