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姐姐姓张，我姓杨，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 　　如果说我四岁时丧母造成人生极大的不幸，那么姐姐九岁就沦为孤儿，是人生更大的不幸。 　　姐姐的父亲1952年在抗美援朝的津江战役中阵亡，母亲改嫁与我爹结合线。母亲走后，我还有个多愁多病的父亲呵护着我，那么姐姐则成了真正的孤儿。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和姐姐共同生活了6年。
　　土改时，母亲分得一栋大瓦房，姐姐张姓的一位远房哥哥早就觊觎上了这栋房子。那一年大办农业，要抽调一部分村民去外地“坐山种田”，父亲就被圈定了。当父亲提到姐姐的抚养问题时，那位张姓的远房哥哥拍着胸膛说，姐姐的生活由他负责。从此我就与姐姐分别了。 　　在我们父子俩离开家乡三个月后，那栋瓦房就被那位“哥哥”变卖了。名义上卖房子的钱用作姐姐的抚养费，实际钱是揣进了“哥哥”的腰包。 　　为此父亲一直记恨姐姐狠心变卖了家产，从此我们与姐姐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年幼，姐姐离开我们后，我无法想像也无法知道姐姐是怎样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艰难岁月。后来才知道，那位“哥哥”变卖了那栋房子后再也不管姐姐了，致使姐姐四处漂泊流浪，过着条条无路条条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悲惨生活。后来，政府下达了照顾烈士遗属的政策，“哥哥”才又把姐姐找回来，共同享受国家的救济。再后来又听说那一年政府救济了姐姐一床棉被，可睡了没几天就不见了，若干时日却在哥哥的家里发现了。末了姐姐被一位好心人过继领走了，长大了就嫁了人家。 　　从小听了父亲的话，在我的心目中姐姐不是好人，因为她卖了母亲遗留下来的房子。当我慢慢长大，领悟了世间纷繁的是是非非，觉得那时姐姐才9岁，又怎能做主卖得了家产，即使亲手卖了，又哪里有计划花那笔钱呀？ 　　我终于明白，姐姐乃至我们全家都被人算计了，姐姐是无辜的，也是极可怜的。 　　我与姐姐从不往来，视若路人，但不可改变的是，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姐弟。 　　那一年我跟父亲进行了“绝食斗争”才上了高中。 　　有一次在集市上我碰到了姐姐，那里姐姐已结婚为人母了。姐姐自然是问我读书有没有粮油上交食堂，有没有被子睡觉，有没有装衣服的箱子。 　　我一脸凄苦，只是摇头。 　　我第一次去了姐姐家里。
　　姐夫一脸的络腮胡须，长得牛高马大，说话瓮声瓮气。姐夫是木匠，做木房，做嫁妆，粗细活都做得，在当地小有名气，家境比一般人家殷实。 　　那晚姐姐炒了腊肉，煎了鳅鱼，还拿出了当时少见的米酒。
姐姐，姐夫都很高兴，我也就美美地吃了一顿。 　　翌天，我要返校了，姐姐送给我四升米，一斤多油，没有送给我想要的被褥箱子。临出门，姐姐又似乎是突然想起问姐夫他们家那口旧木箱是不是送给我，姐夫瓮声瓮气地说，等以后做了新的再来拿。 　　我说算了吧，我有地方装敛衣服。 　　初次到姐姐家，我始终没有多少话说，也没有向姐姐索求什么。只默默地返回了学校。 　　我隐隐地感到，姐姐在那个家庭没有多少地位，做不了什么主，姐夫也并没有把我这位初次上门的小舅子放在眼里。 　　如果我伸手向姐姐讨要，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且不说钱粮匮缺，就是日常生活用品也一样都不齐备。带到学校去的那床破旧棉絮，不知是哪朝哪代的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板结黝黑的棉花再不见当初的颜色，用半张破渔网裹兜起来就成了棉絮，覆盖在身上只感觉到压抑而没有温暖。没有床垫，我就把一床破烂不堪的老花布被套撕开取下其中一块做了床垫。没有装衣服的箱子和垫脑的枕头，就用了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子白天装衣服，晚上则用来作垫脑。 　　不过那年月我什么都不去想，只想好好读书，将来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以后我与姐姐就有了来往。 　　我只读了一个学期的高中就辍学了。那时父亲病染沉疴，经常咯血，且一吐就是一地的殷红，让人不忍猝看。那时在我人生中，唯一的选择，只有选择我的父亲，我没有办法兼顾我的理想追求。
虽然那时的家境极为艰辛，但我从来不会向姐姐索求什么。 　　离开学校后，一切万念具焚，只有对读书的兴趣不减，但在那个年代要找出一本可读物决非易事。几经周折，我终于打听到了北京上海有邮购书店，专为偏远山区的读者服务的。苦于手中没钱，我第一次向姐姐伸出了求援之手。姐姐一脸窘态，说借钱的事得问姐夫。姐夫犹豫再三，还是错给我30元钱。
　　书买到手了，但还钱的事一直没有着落，尽管我省吃俭用还了 　　20元钱，但那10元钱无法归还。于是我就把欠下的10元钱拖了下来，不说还，也不说不还。 　　我明显地感到姐姐好无奈，几次想对说什么欲言又止。姐夫的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也没直接和我说什么。后来终于姐夫捎话给我，说那10元钱可以不还，但千万不要装作忘记了那回事。 　　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我不怪姐夫，只怪自己太穷了。 　　后来我的婚事有了着落，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姐姐时，姐姐劈面就说，如果要借钱她没有，她可以给我酿制一些米酒，做几十个“泡茶”。我急忙解释我不是来借钱的，是来告诉她我的婚事定下来了。 　　娶亲那天，姐夫，姐姐都来了，姐夫是以“夫子客”的身份去迎亲的，姐姐只是来帮我做做事。娶亲队伍出门时，姐姐从兜里掏出一把零票递给我，那是一元九毛钱。她有点郝然，问我要不要。我还是收下了，钱多钱少，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那点钱买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不收，姐姐可能要遗憾一辈子。 　　从那时起，我强烈地感到，我必须有睡觉的被褥，有装衣服的箱子，还要有养家糊口的钱。我不是做争气的样子给姐姐看，而是为了我自己。 　　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读了师范，还到县组织部工作过，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感谢苦难的人生，逼迫我学了诸多的生存本领。拉琴，演戏，唱歌，书法，写作，篆刻，木工，样样都有涉猎。我以我的坚韧，执着，顽强立足于世，让世人寡目相看。我从来不怨恨姐夫挑目高傲看不起人，只怨自己没有生存的本事，就在我崭露头角证明我还行时，可是姐夫得了癌症英年早逝。 　　当姐夫那副曾经健壮粗硕的身子因绝症的折磨，形销骨立，干瘪得剩下一副骨架时，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毕竟姐姐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夫妻相提相携共同度过了那段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把苦难捱到了尽头，好日子即将开始，姐夫却撤手西归了。当八个汉子抬着那副黑黝黝的棺木向那荒山野岭缓缓移去，姐夫把牵挂、憧憬和企盼全都带走了。 　　姐夫走后，姐姐显得格外的孤单寂寞，她多么希望我经常去看她，哪怕我只在她门前悠晃一圈她也知足了。她多么想让乡邻知道，她有个“了不起”的小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