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部形状 全部颜色 全部声音】
2020-11-15抒情散文老盖
【全部形状全部颜色 全部声音】 我有一位已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吴子婴,在我离开酒泉之后的第二年,估计他也离开了那座戈壁之中的城市,他来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想起河西,令人潸然泪下,洒泉永远是我们的梦乡。”今天我又翻检出了这封信,我把它读
【全部形状全部颜色 全部声音】
我有一位已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吴子婴,在我离开酒泉之后的第二年,估计他也离开了那座戈壁之中的城市,他来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想起河西,令人潸然泪下,洒泉永远是我们的梦乡。”今天我又翻检出了这封信,我把它读来读去。那是酒泉的纸,左上角还有一两滴酒泉的液痕。这一切让我重忆酒泉,它的全部形状,全部声音与全部的色泽。上帝,我离别它竟已有八年了。
子婴那句话应该是指我们初到酒泉时见到的祁连雪峰,它在酒泉火车站的南方,顶上是积年已久的冰块与雪层。这是一条巨大的闪着蓝光的钢铁的臂膀,我们向城中驶去时,它是一只追逐和欢呼的猎犬,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断地追逐,追逐,它的双臂展开极大极舒展,它是在试图拥抱和亲热。现在我依然记得自己回头探望时的泪水,我们被它感动,被苍凉的河西的热情所感动。后来我们离开酒泉,我们和我们的车直驶向祁连和它的雪峰,山却在退缩,急速地,果断地,它退向空间的深处和时间的深处,而我们的飞驶如同是向终极逼临时的毫无成效的努力。多少年前我读过台湾诗人白萩的诗《雁》,那时它又一次向我展示了生的严峻和无情:
活着,不断地追逐
感觉它已接近而抬眼还是那样远离-------
即便现在,我也仍能感到地平线在远处逗引似的逼近与退缩,这幕场景昭示了我们青春时代的所有梦想:帝国,热血,生命,以及我此生苦苦追求把握的真理与信仰。我们得不到这一切一切的本来面目。 我在酒泉教育学院住室的窗子正对雪峰。在阳光下,那些雪是白色的,它们在夏日消融,溶水顺沟沟槽槽流下坡地,灌溉耕地和供人饮用,发着细碎而浑重的声音。后来,我们在一条水渠旁漫步,掬起溶水来喝,它的冰凉引发出深厚的历史感来,我想起历史中沉淀的烈士与小丑的黑色骨粒以及折戟沉沙中的血与花朵。在渠水上头是雪山,是美丽大方的旧时风景。那上面的雪降落于久远的时代。尤其是背阴处闪着钢蓝色光泽的雪,说不定,它就落在唐朝某一位边塞诗人呤哦雪景的日子,落在红旗冻不翻的营盘中。这让人想起胡笳与刁斗,以及红粉佳人与满川乱石。角猎声起,汉唐的大蠧飘扬在一望无际的广袤空间。这是酒泉的主要的东西,是这块大戈壁的血踝与膝骨。许多时刻过着,它们过去了中国的朝朝代代仍溶水般在我的腹中与血中,它们鼓动着我血管里整装待发的舰只。 而后是讨赖河,一条酒泉城北的河流,一片干涸的河滩,南岸的一股水很小,石子在水中光滑晶亮。象一条小鱼停定在人类的眼前。许许多多我们常见的景观都是无法解说的真理,它们透明到极致,然而正是这些东西让人感到迷惑,光明以光明的形式掩藏了自身。比如这条讨赖河,比如八五年底发生在河边的一件事情,那年冬天我在那里的一枝树干上见到过一只彩鸟和一个老头,鸟的形象仍鲜明地活现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它长长的尾羽和不大的精巧的翅子却让人感到奇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心里是谐谑的,当老头问我那只鸟的名字时,我告诉他那是一只死亡鸟,是太阳鸟。他的年龄已大了,他的修长惨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着。他当时楞了一阵,而后惨然一笑,这鸟,他说,这名字,他又说。而后他转身走远,直直地向西,走向渠水的深处,他应该也肯定是死在水渠旁他居住的小屋里的。
据说有许多人也见到过这种鸟,或者就是这只鸟,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会以死亡的太阳鸟这个名称命名它,也许只有死灭这个词可以彻底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疑难,许多小说与戏剧都是以死亡或婚姻来结束它自身的,它最简单也最能抗拒任何直面相对的力量。我无意间使用了这一套式的答案,现在我才知道死亡这个词的巨大的力量与敌视。今年我已三十岁,我的肌肉开始松驰,皮肉已经分开,我知道几年前我是浑圆充紧的一体,而那个老人甚至连骨头都已疏松。酒泉的讨赖河现在已不知什么样了。 九二年我和几个人去酒泉又见讨赖河,同行者中有定西的一位阿姨,她叫俞陶来,生在那条河边,便依音改字定名,她今年该是五十四五岁了吧,依然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女人应该是充满母性的温柔与纤弱的,讨赖河却是男性的河流,这也许是俞阿姨之所以如此强劲有力的原因。讨赖河,它的骨架子戳在广大无边的西部世界,戳在所有去过或感觉到过西部者的眼眸中,它是生育与死亡之河,是眼中的钢钉。 我所谓的钢钉代表了一种威慑与逼视。开头谈及的祁连山雪峰同样是一种钢钉。我不知道我们几个人是不是别人眼里的钢钉,这中间包括几个会宁籍教师和几个河北籍教师。我们干过不少荒唐事,比如从书店里大批地窃书,我记得我竟一次偷出过一整套精装的《爱因斯坦文集》。我们对书店确实构成过极大的威胁。 然而,更多的威胁来自于他物,河西几个地区所在地都有鼓楼一类的建筑,它们大多矗立于市区的中央,至少在城市初建时是这样。我爱酒泉的鼓楼,我记得酒泉鼓楼上的十六颗大字,它传递和表布了一种帝国的情绪,一种辽远和广大:南望祁连,西达伊吾,北通沙漠,东迎华岳。这不仅仅是空间,更主要的是雄心和霸业,是对中华帝国的高度夸赞。鼓楼有几层高,我们一直想登上顶层,看看这十六颗大字所涵盖与指明的世界,然而,我们用尽心机却都无法从守护者面前通过。在四条高宏的门洞中,我们大声吆喝着走来走去,同时倾听浑厚辽远的声音,然而,这种巨大的回音穿不过一个老头牢固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后来,许多天过去,我们乔装改扮,以某个考古调查组的名义重新来到鼓楼之下,就这样我们上了楼,从历史的砖状的尸骸上踩过去,来到顶层,来到十六颗大字之上,所有的地方都被我们的目光溶解,天风浩荡着穿透了我们的耳膜与手指。青春一样的国士,热血一样的国士,现在全在我们的面前,一派烟光,一派雄奇与鼓荡。出于一种荒唐的游戏,结局却是另一种全新的模样!
现在我们大多离开了酒泉,现在我们依然记着当时的感觉,我们是历史与时代的工具,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工具,是一架琴,在吹动过旗帜和传播过烽烟与执血的看台上被陌生的手演奏着,我们依附于一根手指,这根手指陈旧但坚挺,上面沾着耻辱的尘挨与光荣的金箔,我把它叫做集体或者人类,叫做国家,我们就旋转在它的周围,站立在它的下面被它指点。 让我重新回到荒唐这个词上来。八五年前后是一个热烈的时代,在西部尤其如此,今年年龄在三十岁上下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自己对冒险与极端的追求与偏好,我们精力充沛,然而在同时又被这些从每一根毛孔都喷涌而出的精力吓得发抖,它象油井一样地喷溅着,流布在我们的每一器官,但又无路可走,因而一变而为吞噬自身的洪水猛兽,我们不敢想象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真实面目,不敢想象光滑平顺如同绸缎一样的肌肤有一天会松驰打折,甚至在死后变成灰土。点透了说,我们怕死,然而,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却以另一种相反的形式体现出来,这让我想起当年对马克思辨证法的反感,我们对马克思闭口不谈,然而,他指明并发展的这一学说却一再解释我们当年的行为。当时教育学院正在盖楼,工人们挖出了不少骼髅,它们残缺不全,它们的眼眶与唇吻内塞满了粗砺的沙土与石屑,它们全然失去生前的光采,只被机械而杂乱的扔在地上,像我们想象到的自己的身后一般无二。死亡的阴影一霎时笼罩了我们的全身,于是这些骷髅被我们捡回去,放在床头案上,被洗净,被关爱,它们的全部地方都熠熠生辉,尤其是在月下,幽净而又和缓的光泽从头盖骨与鼻梁上相遇时与珐琅一般稳稳发散开来,照临全室,照临我们无以排泄的青春年华。那些死去的头颅替罪羊一样陪伴着我们,它们赎衍着我们的生命,同时也似乎延展了我们纯钢一样柔软脆弱的一生。我记得自己的一颗是经过了装修的,我用馒头皮做了两只眼球,用碳素墨水在眼球上涂画出了眼眸,使它生动与鲜活,每当关门或伏在桌案时,它都会活起来。它的眼珠一动,又一动,从而复活一段历史中的一个个体—然而这每每吓倒不知内情的人。我们是恐惧复苏与复兴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溯过去。
有多少青春是在这种状态中过去了的?或者说,有多少人在当年的青春中落入病狂的陷阱?从一个方面说,我们是出于对旺盛的生命力的恐惧;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可能是由于酒泉这座城镇。那时候我们大多读欧文•斯通的《梵高传》,书里写到令梵高发狂的法国南方城市阿尔时说,阿尔斯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者会发生地震,或者会出现革命;原因在于阿尔太阳的威力,它太灿烂,太辉煌。酒泉也是如此,它的地理条件甚至远较阿尔为甚。甘肃省测绘局1986年版《甘肃省地图册》上这样介绍到:“年均降雨量只有86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149毫米,比降水高26倍,全年日照有3000多小时”。太阳甚至使我第一次发现光芒的压力和刺杀的强度,夏天,酒泉的太阳烤干我们的头发,烤熟头皮,太阳的光芒像针灸上的火针一般直刺入每一个毛孔,甚至脏器,并且在内部储留整整一天。酒泉的太阳像祁连山的冰峰一样都让人意识到自然的威压,认识到这个世界灿烂的光辉的黑暗。酒泉!
然而,地理环境确实无法彻底解答这个关于疯狂的问题,它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在灵魂的内部。我想起上一世纪一位法国作家缪塞和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这部书中疯狂而纵情的阿克达夫。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中谈到阿克达夫们的行为时是这样解释的:“拿破仑的时代已成过去……帝国的光荣……信仰也已死亡了”,而缪塞长诗《罗拉》中表达得更为准确:
在这古老的世界里,我是来得太晚了啊
从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纪里,产生了没有畏惧的世纪
……
这种没有信仰的世纪的毫无信心的孩子
你说吧,可允许他去亲吻你的骨灰?
这就是一切。我们当时是活在一个万废待兴的世界中,毁坏与坍塌的烟尘刚刚散尽,从天边升起的太阳仍带着大病初愈的潮红,当然也有了生气,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未能显示出理想与追踪中的刚健与勇猛。在我们的思想中,只有汉唐帝国是最大的光荣之一,但它悬垂在遥远的无法抵达的冰川之中,它光明而幽暗,同样,我们还没有信仰也不可能找到信仰,我们的精力与青春化作疯狂与激情,它欢乐,它飞扬,它恐怖一切纯粹的欢乐与恐惧,象水边一株停留了死亡之鸟的植物,比如芦苇……
酒泉呵酒泉,你是一个没有形状的水面。 我有过一段极其消沉的时光,同在酒泉的一位朋友漆进茂劝我看清岩石与戈壁被烧黑的野草下的潜伏的力量。它们像融水在雪层间一样汩汩潺潺。他说。
理性和节制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表现在大众之间。记得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用各色墨水涂画了脸部,埋伏在大块田野和楼群交接的路边,等待去袭击一个常爱告状的学生。他告我们上讲台是衣冠不齐或在讲台上长啸之类,我们当然受了罚。后来他和女友或妻子走了过来,我们打他,打断他的胳膊,并打青他的眼眶。在黑暗的夜里是看不清血迹的,但第二天我们还是知道了他的丑态。后来他找我们,那是在一个晴朗的正午,天空中飘落光明的翅膀。
我们知道他的来意,他是来斥责或谩骂我们的,我们等着。
他说: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我们都喜欢老师们又整洁的仪表,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台风,我,至少是我喜欢仪范。
他又说:这个社会总有一天得走向文明,每一个都是贵族。你们讲和写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坐在老地方没有动。
这个学生的姓名可能是叫辛炎,当时他是一个班长,年龄可能在三十多岁,比我们几个都大,他工作的地方似乎是在乡下。这后一点可以解释他的传统思想,比如对仪表的重视。前一点应该可以解释他的后一句话。他是走过远比我们艰难而漫长的路的,因此他有一个围绕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观念系统,,他比我们稳妥和坚实。时间是一把刀子,它切削一切人,把所有突出而易碎的地方刮下来,把它风化,只给山体留下最硬实的岩块。原来我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和理智,我不懂节制,即使是在这个学生让我长久静坐时也是如此,我只惊讶于他竟然有一种体系,竟然比我成熟。今年我长大了,今年我又知道语言的力量其实正是观念与行为的力量,是它所指或包含的物质实体的力量;它可能是没有任何色彩与声音的。 八个月的酒泉生活:从1985年7月到1986年3月,我在工作之余的日子里所干大多是荒诞戏谑的,我们自认是最伟大的文人或凡人。我知道陈××和我一样,他戏弄和玩弄过宾馆的服务员;我知道另外一位曾经长期哄骗过一个老人;我也赶过类似的事情。那时我们不知道同情与人道,我们高声宣扬宗教情愫而自己却一再违反它。同样,我们只知道快乐,只遵守快乐原则但不知道什么是辛酸和艰苦,后来,单位上来了一位老头,他是天津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飘荡过新疆:那是一种真正的流浪生活。我们帮忙把他调进了教育学院,教书户口,而后,我们很快被他的琴声征服。他在天津乐团出任过第一小提琴,那时他为我们演奏《莫斯科的回忆》与《圣母颂》。我记得那把琴是珍贵的,它锈迹斑斑,但依然闪着刚强的光泽,褐红,象征袍上斑斑的血痕。他就用这样一种乐器倾诉衷情,我们听着他的回忆和全部生活的内容。说起来他真是位好人,但还是得罪了人,年龄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他出口不慎或者就是本不在意什么,原来帮他忙的几个都疏远了他,甚至加以打击;我同样也不再去他的家中,只是到后来要离开酒泉时,我才终于下了决心。
我来到他家里,站在他空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向他告别。那时他嗒然若失的坐在陈旧不堪的床上,他年小无知的儿子在床上睡着。我说我要走了,想听一次《圣母颂》,他就站起来,让我听完了这一支曲子和《莫斯科的回忆》,而后他说:这么说,你是真要走了?
是,明天。
他呃了一声,而后又呃了一声,最后他说:明天我送你。
第二天他真送了我,他没有记恨我对他的疏远,甚至,原来我借他钱的事也没有向我提起。他看着我站在汽车上,只向我举起手中的琴示意。那些琴声,那把琴的标志了战争与挣扎的色泽,我再没有听过和见过。 我的一位武都籍的朋友常金生向我提过,据他考查,西部的地域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适合于大宗教的产生,河西走廊尤其如此。我理解他是指那边的广袤与贫乏,这些两极对立又并存的特征。是,广袤与贫乏,极冷与极热下的生的喜悦和死亡的逼视,以及冷峻严酷与热情豪放,它们各从自己的方面撕拉着你锯裂着你,同时又把两个方面挤压轧碾在一起,尤其是生死之间。我听到过不少死亡的故事,比如风吹动沙丘而埋没在沙丘下休眠的人,比如沙漠或戈壁中旱渴而死的人。我在《肃州志》中还发现过更多的例子。蝗灾使人死,陨石使人死;最可记述的是大水。明清之时的河西本已是干旱至极的地域,但大水仍然突如其来,明世宗三十年秋(1551年)“大水漂民房屋,压死狱囚七人”。西部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八七年我去新疆,大水竟然冲垮了吐鲁番铁路桥!
而宗教正是面对死亡而产生的。同样,它也面对心灵的干旱,面对呼吁同情与怜悯的手,而奇怪的是,我们当年却缺乏怜悯,知图极致的欢乐。
我把这些讲给金生听,他说那是酒神的精神,是激情的狂放,因而同样直指宗教。当然,他暗示的意思是说单调贫乏与激情狂放也是一对两极分合的因素,那位小提琴手也正是如此。 现在我理解这些,正如我今天翻检吴子婴那封信时真正理解了梦乡一词一样。酒泉是永远的梦乡,它不仅仅指那时的青春朝气—我们现在正在失去这一块瑰宝—也不仅仅指奇丽神异的风景,还包括中华帝国之梦与我们本应早日树立的信仰。这里,我仍愿将信仰一词纳入宗教的内涵之中,宗教于我来说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实践,换句话讲,是某一人生观的现实劳动化,它不再涵盖烧香叩头或晨昏课诵之类内容。
我愿以浮士德的一生实践来例证我的宗教一词,那是一项认知、把握和修正世界的劳动活动。 让我再补充一个场面和一个境界,我想再说一说祁连山,前面我只谈过它的雪峰,现在我要说它的山麓与坡地,以及延展出来的戈壁青石。那是一个极其感人的场景,我每次从火车上驶过这里,看见从武威延展到张掖、酒泉以至更远的地方的祁连山和大戈壁上的青石子便不由得热泪盈眶,那是母亲温和的松弛的腹部,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夕日朝阳》,小说写一位回民起义首领因恋生而投降的故事,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教而改为对自然的皈依,这一切的一切在于他在就戮前见到了祁连山。认我把那一段引下来:
米二十一把目光转向西南,看到号帽和自己的胡须在眼前晃动,而后飘向远方。夕阳极大极白,在紫色的祁连山腰缓缓落下,伟大的光圈渲染开去,淡化了所有风景。
祁连山坡缓和而柔软地延伸向北方,那么淡那么浅呵,那 么和谐,.草色青青。
脖子上的钢刀渐温。
我降。米二十一说。
这就是说我最想补充的一点。匈奴人在遥远而迷茫的汉代哀绝的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几句诗真让人心酸!
祁连山是什么?宗教又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汉唐帝国雄图霸业?我离开祁连山也竟有八年之久,现在让我回答,我只有断然一笑,这一切都是祁连山。它就是它。 离开酒泉是带着漫天黄尘的。太阳极小,它刚刚出来,戈壁极大,没有边际的青石冷峻严肃地闪着光,一派铁青,一派易水之上的悲壮;它亙古如斯,象哈代《还乡》中写到的哈盖荒原一般。我们在汽车的车厢里,被滚滚黄尘打上尘世的烙印,它标明我是尘世的儿子,是走上征途的一个左琴右剑的浪迹的汉子。我们都唱着歌,唱着在酒泉一直吼喊的歌,但只是前两句。后面的几句太感伤,而我们只有悲壮慷慨而缺少南国常见的缠绵与委婉凄丽的哀怨。我就这样离开了酒泉,以后又以梦为马—让我借用海子的诗句—屡渡酒泉,屡归梦乡……
嗨—
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
酒泉,你一切可好
我有一位已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吴子婴,在我离开酒泉之后的第二年,估计他也离开了那座戈壁之中的城市,他来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想起河西,令人潸然泪下,洒泉永远是我们的梦乡。”今天我又翻检出了这封信,我把它读来读去。那是酒泉的纸,左上角还有一两滴酒泉的液痕。这一切让我重忆酒泉,它的全部形状,全部声音与全部的色泽。上帝,我离别它竟已有八年了。
子婴那句话应该是指我们初到酒泉时见到的祁连雪峰,它在酒泉火车站的南方,顶上是积年已久的冰块与雪层。这是一条巨大的闪着蓝光的钢铁的臂膀,我们向城中驶去时,它是一只追逐和欢呼的猎犬,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断地追逐,追逐,它的双臂展开极大极舒展,它是在试图拥抱和亲热。现在我依然记得自己回头探望时的泪水,我们被它感动,被苍凉的河西的热情所感动。后来我们离开酒泉,我们和我们的车直驶向祁连和它的雪峰,山却在退缩,急速地,果断地,它退向空间的深处和时间的深处,而我们的飞驶如同是向终极逼临时的毫无成效的努力。多少年前我读过台湾诗人白萩的诗《雁》,那时它又一次向我展示了生的严峻和无情:
活着,不断地追逐
感觉它已接近而抬眼还是那样远离-------
即便现在,我也仍能感到地平线在远处逗引似的逼近与退缩,这幕场景昭示了我们青春时代的所有梦想:帝国,热血,生命,以及我此生苦苦追求把握的真理与信仰。我们得不到这一切一切的本来面目。 我在酒泉教育学院住室的窗子正对雪峰。在阳光下,那些雪是白色的,它们在夏日消融,溶水顺沟沟槽槽流下坡地,灌溉耕地和供人饮用,发着细碎而浑重的声音。后来,我们在一条水渠旁漫步,掬起溶水来喝,它的冰凉引发出深厚的历史感来,我想起历史中沉淀的烈士与小丑的黑色骨粒以及折戟沉沙中的血与花朵。在渠水上头是雪山,是美丽大方的旧时风景。那上面的雪降落于久远的时代。尤其是背阴处闪着钢蓝色光泽的雪,说不定,它就落在唐朝某一位边塞诗人呤哦雪景的日子,落在红旗冻不翻的营盘中。这让人想起胡笳与刁斗,以及红粉佳人与满川乱石。角猎声起,汉唐的大蠧飘扬在一望无际的广袤空间。这是酒泉的主要的东西,是这块大戈壁的血踝与膝骨。许多时刻过着,它们过去了中国的朝朝代代仍溶水般在我的腹中与血中,它们鼓动着我血管里整装待发的舰只。 而后是讨赖河,一条酒泉城北的河流,一片干涸的河滩,南岸的一股水很小,石子在水中光滑晶亮。象一条小鱼停定在人类的眼前。许许多多我们常见的景观都是无法解说的真理,它们透明到极致,然而正是这些东西让人感到迷惑,光明以光明的形式掩藏了自身。比如这条讨赖河,比如八五年底发生在河边的一件事情,那年冬天我在那里的一枝树干上见到过一只彩鸟和一个老头,鸟的形象仍鲜明地活现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它长长的尾羽和不大的精巧的翅子却让人感到奇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当时我心里是谐谑的,当老头问我那只鸟的名字时,我告诉他那是一只死亡鸟,是太阳鸟。他的年龄已大了,他的修长惨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着。他当时楞了一阵,而后惨然一笑,这鸟,他说,这名字,他又说。而后他转身走远,直直地向西,走向渠水的深处,他应该也肯定是死在水渠旁他居住的小屋里的。
据说有许多人也见到过这种鸟,或者就是这只鸟,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会以死亡的太阳鸟这个名称命名它,也许只有死灭这个词可以彻底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疑难,许多小说与戏剧都是以死亡或婚姻来结束它自身的,它最简单也最能抗拒任何直面相对的力量。我无意间使用了这一套式的答案,现在我才知道死亡这个词的巨大的力量与敌视。今年我已三十岁,我的肌肉开始松驰,皮肉已经分开,我知道几年前我是浑圆充紧的一体,而那个老人甚至连骨头都已疏松。酒泉的讨赖河现在已不知什么样了。 九二年我和几个人去酒泉又见讨赖河,同行者中有定西的一位阿姨,她叫俞陶来,生在那条河边,便依音改字定名,她今年该是五十四五岁了吧,依然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女人应该是充满母性的温柔与纤弱的,讨赖河却是男性的河流,这也许是俞阿姨之所以如此强劲有力的原因。讨赖河,它的骨架子戳在广大无边的西部世界,戳在所有去过或感觉到过西部者的眼眸中,它是生育与死亡之河,是眼中的钢钉。 我所谓的钢钉代表了一种威慑与逼视。开头谈及的祁连山雪峰同样是一种钢钉。我不知道我们几个人是不是别人眼里的钢钉,这中间包括几个会宁籍教师和几个河北籍教师。我们干过不少荒唐事,比如从书店里大批地窃书,我记得我竟一次偷出过一整套精装的《爱因斯坦文集》。我们对书店确实构成过极大的威胁。 然而,更多的威胁来自于他物,河西几个地区所在地都有鼓楼一类的建筑,它们大多矗立于市区的中央,至少在城市初建时是这样。我爱酒泉的鼓楼,我记得酒泉鼓楼上的十六颗大字,它传递和表布了一种帝国的情绪,一种辽远和广大:南望祁连,西达伊吾,北通沙漠,东迎华岳。这不仅仅是空间,更主要的是雄心和霸业,是对中华帝国的高度夸赞。鼓楼有几层高,我们一直想登上顶层,看看这十六颗大字所涵盖与指明的世界,然而,我们用尽心机却都无法从守护者面前通过。在四条高宏的门洞中,我们大声吆喝着走来走去,同时倾听浑厚辽远的声音,然而,这种巨大的回音穿不过一个老头牢固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后来,许多天过去,我们乔装改扮,以某个考古调查组的名义重新来到鼓楼之下,就这样我们上了楼,从历史的砖状的尸骸上踩过去,来到顶层,来到十六颗大字之上,所有的地方都被我们的目光溶解,天风浩荡着穿透了我们的耳膜与手指。青春一样的国士,热血一样的国士,现在全在我们的面前,一派烟光,一派雄奇与鼓荡。出于一种荒唐的游戏,结局却是另一种全新的模样!
现在我们大多离开了酒泉,现在我们依然记着当时的感觉,我们是历史与时代的工具,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工具,是一架琴,在吹动过旗帜和传播过烽烟与执血的看台上被陌生的手演奏着,我们依附于一根手指,这根手指陈旧但坚挺,上面沾着耻辱的尘挨与光荣的金箔,我把它叫做集体或者人类,叫做国家,我们就旋转在它的周围,站立在它的下面被它指点。 让我重新回到荒唐这个词上来。八五年前后是一个热烈的时代,在西部尤其如此,今年年龄在三十岁上下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自己对冒险与极端的追求与偏好,我们精力充沛,然而在同时又被这些从每一根毛孔都喷涌而出的精力吓得发抖,它象油井一样地喷溅着,流布在我们的每一器官,但又无路可走,因而一变而为吞噬自身的洪水猛兽,我们不敢想象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真实面目,不敢想象光滑平顺如同绸缎一样的肌肤有一天会松驰打折,甚至在死后变成灰土。点透了说,我们怕死,然而,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却以另一种相反的形式体现出来,这让我想起当年对马克思辨证法的反感,我们对马克思闭口不谈,然而,他指明并发展的这一学说却一再解释我们当年的行为。当时教育学院正在盖楼,工人们挖出了不少骼髅,它们残缺不全,它们的眼眶与唇吻内塞满了粗砺的沙土与石屑,它们全然失去生前的光采,只被机械而杂乱的扔在地上,像我们想象到的自己的身后一般无二。死亡的阴影一霎时笼罩了我们的全身,于是这些骷髅被我们捡回去,放在床头案上,被洗净,被关爱,它们的全部地方都熠熠生辉,尤其是在月下,幽净而又和缓的光泽从头盖骨与鼻梁上相遇时与珐琅一般稳稳发散开来,照临全室,照临我们无以排泄的青春年华。那些死去的头颅替罪羊一样陪伴着我们,它们赎衍着我们的生命,同时也似乎延展了我们纯钢一样柔软脆弱的一生。我记得自己的一颗是经过了装修的,我用馒头皮做了两只眼球,用碳素墨水在眼球上涂画出了眼眸,使它生动与鲜活,每当关门或伏在桌案时,它都会活起来。它的眼珠一动,又一动,从而复活一段历史中的一个个体—然而这每每吓倒不知内情的人。我们是恐惧复苏与复兴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溯过去。
有多少青春是在这种状态中过去了的?或者说,有多少人在当年的青春中落入病狂的陷阱?从一个方面说,我们是出于对旺盛的生命力的恐惧;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可能是由于酒泉这座城镇。那时候我们大多读欧文•斯通的《梵高传》,书里写到令梵高发狂的法国南方城市阿尔时说,阿尔斯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者会发生地震,或者会出现革命;原因在于阿尔太阳的威力,它太灿烂,太辉煌。酒泉也是如此,它的地理条件甚至远较阿尔为甚。甘肃省测绘局1986年版《甘肃省地图册》上这样介绍到:“年均降雨量只有86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149毫米,比降水高26倍,全年日照有3000多小时”。太阳甚至使我第一次发现光芒的压力和刺杀的强度,夏天,酒泉的太阳烤干我们的头发,烤熟头皮,太阳的光芒像针灸上的火针一般直刺入每一个毛孔,甚至脏器,并且在内部储留整整一天。酒泉的太阳像祁连山的冰峰一样都让人意识到自然的威压,认识到这个世界灿烂的光辉的黑暗。酒泉!
然而,地理环境确实无法彻底解答这个关于疯狂的问题,它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在灵魂的内部。我想起上一世纪一位法国作家缪塞和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这部书中疯狂而纵情的阿克达夫。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中谈到阿克达夫们的行为时是这样解释的:“拿破仑的时代已成过去……帝国的光荣……信仰也已死亡了”,而缪塞长诗《罗拉》中表达得更为准确:
在这古老的世界里,我是来得太晚了啊
从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纪里,产生了没有畏惧的世纪
……
这种没有信仰的世纪的毫无信心的孩子
你说吧,可允许他去亲吻你的骨灰?
这就是一切。我们当时是活在一个万废待兴的世界中,毁坏与坍塌的烟尘刚刚散尽,从天边升起的太阳仍带着大病初愈的潮红,当然也有了生气,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未能显示出理想与追踪中的刚健与勇猛。在我们的思想中,只有汉唐帝国是最大的光荣之一,但它悬垂在遥远的无法抵达的冰川之中,它光明而幽暗,同样,我们还没有信仰也不可能找到信仰,我们的精力与青春化作疯狂与激情,它欢乐,它飞扬,它恐怖一切纯粹的欢乐与恐惧,象水边一株停留了死亡之鸟的植物,比如芦苇……
酒泉呵酒泉,你是一个没有形状的水面。 我有过一段极其消沉的时光,同在酒泉的一位朋友漆进茂劝我看清岩石与戈壁被烧黑的野草下的潜伏的力量。它们像融水在雪层间一样汩汩潺潺。他说。
理性和节制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表现在大众之间。记得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用各色墨水涂画了脸部,埋伏在大块田野和楼群交接的路边,等待去袭击一个常爱告状的学生。他告我们上讲台是衣冠不齐或在讲台上长啸之类,我们当然受了罚。后来他和女友或妻子走了过来,我们打他,打断他的胳膊,并打青他的眼眶。在黑暗的夜里是看不清血迹的,但第二天我们还是知道了他的丑态。后来他找我们,那是在一个晴朗的正午,天空中飘落光明的翅膀。
我们知道他的来意,他是来斥责或谩骂我们的,我们等着。
他说: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我们都喜欢老师们又整洁的仪表,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台风,我,至少是我喜欢仪范。
他又说:这个社会总有一天得走向文明,每一个都是贵族。你们讲和写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坐在老地方没有动。
这个学生的姓名可能是叫辛炎,当时他是一个班长,年龄可能在三十多岁,比我们几个都大,他工作的地方似乎是在乡下。这后一点可以解释他的传统思想,比如对仪表的重视。前一点应该可以解释他的后一句话。他是走过远比我们艰难而漫长的路的,因此他有一个围绕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观念系统,,他比我们稳妥和坚实。时间是一把刀子,它切削一切人,把所有突出而易碎的地方刮下来,把它风化,只给山体留下最硬实的岩块。原来我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和理智,我不懂节制,即使是在这个学生让我长久静坐时也是如此,我只惊讶于他竟然有一种体系,竟然比我成熟。今年我长大了,今年我又知道语言的力量其实正是观念与行为的力量,是它所指或包含的物质实体的力量;它可能是没有任何色彩与声音的。 八个月的酒泉生活:从1985年7月到1986年3月,我在工作之余的日子里所干大多是荒诞戏谑的,我们自认是最伟大的文人或凡人。我知道陈××和我一样,他戏弄和玩弄过宾馆的服务员;我知道另外一位曾经长期哄骗过一个老人;我也赶过类似的事情。那时我们不知道同情与人道,我们高声宣扬宗教情愫而自己却一再违反它。同样,我们只知道快乐,只遵守快乐原则但不知道什么是辛酸和艰苦,后来,单位上来了一位老头,他是天津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飘荡过新疆:那是一种真正的流浪生活。我们帮忙把他调进了教育学院,教书户口,而后,我们很快被他的琴声征服。他在天津乐团出任过第一小提琴,那时他为我们演奏《莫斯科的回忆》与《圣母颂》。我记得那把琴是珍贵的,它锈迹斑斑,但依然闪着刚强的光泽,褐红,象征袍上斑斑的血痕。他就用这样一种乐器倾诉衷情,我们听着他的回忆和全部生活的内容。说起来他真是位好人,但还是得罪了人,年龄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他出口不慎或者就是本不在意什么,原来帮他忙的几个都疏远了他,甚至加以打击;我同样也不再去他的家中,只是到后来要离开酒泉时,我才终于下了决心。
我来到他家里,站在他空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向他告别。那时他嗒然若失的坐在陈旧不堪的床上,他年小无知的儿子在床上睡着。我说我要走了,想听一次《圣母颂》,他就站起来,让我听完了这一支曲子和《莫斯科的回忆》,而后他说:这么说,你是真要走了?
是,明天。
他呃了一声,而后又呃了一声,最后他说:明天我送你。
第二天他真送了我,他没有记恨我对他的疏远,甚至,原来我借他钱的事也没有向我提起。他看着我站在汽车上,只向我举起手中的琴示意。那些琴声,那把琴的标志了战争与挣扎的色泽,我再没有听过和见过。 我的一位武都籍的朋友常金生向我提过,据他考查,西部的地域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适合于大宗教的产生,河西走廊尤其如此。我理解他是指那边的广袤与贫乏,这些两极对立又并存的特征。是,广袤与贫乏,极冷与极热下的生的喜悦和死亡的逼视,以及冷峻严酷与热情豪放,它们各从自己的方面撕拉着你锯裂着你,同时又把两个方面挤压轧碾在一起,尤其是生死之间。我听到过不少死亡的故事,比如风吹动沙丘而埋没在沙丘下休眠的人,比如沙漠或戈壁中旱渴而死的人。我在《肃州志》中还发现过更多的例子。蝗灾使人死,陨石使人死;最可记述的是大水。明清之时的河西本已是干旱至极的地域,但大水仍然突如其来,明世宗三十年秋(1551年)“大水漂民房屋,压死狱囚七人”。西部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八七年我去新疆,大水竟然冲垮了吐鲁番铁路桥!
而宗教正是面对死亡而产生的。同样,它也面对心灵的干旱,面对呼吁同情与怜悯的手,而奇怪的是,我们当年却缺乏怜悯,知图极致的欢乐。
我把这些讲给金生听,他说那是酒神的精神,是激情的狂放,因而同样直指宗教。当然,他暗示的意思是说单调贫乏与激情狂放也是一对两极分合的因素,那位小提琴手也正是如此。 现在我理解这些,正如我今天翻检吴子婴那封信时真正理解了梦乡一词一样。酒泉是永远的梦乡,它不仅仅指那时的青春朝气—我们现在正在失去这一块瑰宝—也不仅仅指奇丽神异的风景,还包括中华帝国之梦与我们本应早日树立的信仰。这里,我仍愿将信仰一词纳入宗教的内涵之中,宗教于我来说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实践,换句话讲,是某一人生观的现实劳动化,它不再涵盖烧香叩头或晨昏课诵之类内容。
我愿以浮士德的一生实践来例证我的宗教一词,那是一项认知、把握和修正世界的劳动活动。 让我再补充一个场面和一个境界,我想再说一说祁连山,前面我只谈过它的雪峰,现在我要说它的山麓与坡地,以及延展出来的戈壁青石。那是一个极其感人的场景,我每次从火车上驶过这里,看见从武威延展到张掖、酒泉以至更远的地方的祁连山和大戈壁上的青石子便不由得热泪盈眶,那是母亲温和的松弛的腹部,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夕日朝阳》,小说写一位回民起义首领因恋生而投降的故事,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教而改为对自然的皈依,这一切的一切在于他在就戮前见到了祁连山。认我把那一段引下来:
米二十一把目光转向西南,看到号帽和自己的胡须在眼前晃动,而后飘向远方。夕阳极大极白,在紫色的祁连山腰缓缓落下,伟大的光圈渲染开去,淡化了所有风景。
祁连山坡缓和而柔软地延伸向北方,那么淡那么浅呵,那 么和谐,.草色青青。
脖子上的钢刀渐温。
我降。米二十一说。
这就是说我最想补充的一点。匈奴人在遥远而迷茫的汉代哀绝的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几句诗真让人心酸!
祁连山是什么?宗教又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汉唐帝国雄图霸业?我离开祁连山也竟有八年之久,现在让我回答,我只有断然一笑,这一切都是祁连山。它就是它。 离开酒泉是带着漫天黄尘的。太阳极小,它刚刚出来,戈壁极大,没有边际的青石冷峻严肃地闪着光,一派铁青,一派易水之上的悲壮;它亙古如斯,象哈代《还乡》中写到的哈盖荒原一般。我们在汽车的车厢里,被滚滚黄尘打上尘世的烙印,它标明我是尘世的儿子,是走上征途的一个左琴右剑的浪迹的汉子。我们都唱着歌,唱着在酒泉一直吼喊的歌,但只是前两句。后面的几句太感伤,而我们只有悲壮慷慨而缺少南国常见的缠绵与委婉凄丽的哀怨。我就这样离开了酒泉,以后又以梦为马—让我借用海子的诗句—屡渡酒泉,屡归梦乡……
嗨—
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
酒泉,你一切可好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