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广州，一个夜晚混乱不堪

广州，一个夜晚混乱不堪
西北狼 　　八月十八日夜里二十三点，飞机正点抵达广州新白云机场，乘客们鱼贯而出，然后在机场门口作鸟兽散。这时，我犯了踌躇，回家几天，将带在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买了返程机票后，剩下的钱已经不够我从广州机场坐出租车回深圳了。而那个往日在我笔下贬多于褒的城市，在夜色中是那样的撩人，那样的散发出“家”的气味，引得我恨不得插翅飞去。 　　去天河车站的机场大巴已经停开了，剩下的大巴，是去流花车站。流花车站，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笔下，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只身一人，对于前往流花车站我也感到了势单力薄。然而，工作人员说流花车站还有开往深圳的班车，很快就可以回到深圳了。他们所说的“回深圳”，强烈地勾起了我对深圳这个城市的怀念，尽管我才离开她几天，于是我决定，去流花车站，然后连夜回到亲爱的深圳。 　　五分钟一班的机场大巴，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开始售票，售票过程在售票员与乘客的争执中持续了十分钟，之后大巴哼哼叽叽地上路了。终于到达流花车站时，我这才明白，下车的地方是火车站，而汽车站，还在马路的对面。 　　这时，夜色已深，火车站的广场上，东一个西一个地睡着衣衫肮脏的人，男人们枕着行李包光着上身，女人们的身体在广场的灯光中自然的凹凸着，再恶劣的环境也不能消灭她们的曲线。一些不能入眠的人，坐在铁栏杆上，用方言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懂的事情。而广场正中，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停在那里，围了上千人，不知出了什么事。 　　我大步向前，朝地下隧道走去。指示牌标明了，“流花汽车站”在马路的对面。地铁已经停开了，通往地铁进口的铁闸门拉了下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中年人，坐在门内的一张桌子旁，朝我张望着。我向另一个方向，独自走去，脚步声在灯光中轰响着。我回头去看，没有人，也没有影子，只有我一个人。那些以地下隧道为演出场地的乞丐、算命先生、和尚、流浪歌手，统统不见踪影。 　　流花汽车站的大门紧闭着，黑乎乎的一片，看不到班车时刻表，也看不到一个守夜的保安。我继续往前走。我知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广州市汽车站，那里通宵营业，应该还有车到深圳。 　　这时有女人拦住我的去路，“住店吧，老板”。我摇摇头，我要回深圳，我亲爱的深圳。女人失望地闪开，年轻，面目姣好，身材不错。 　　令我失望的是，市汽车站最早一班发往深圳的班车，也要到早上六点半了，而现在，才刚刚凌晨零点过。六个小时，呆在流花车站，这是我不能想象的事情。于是，我过天桥，向对面的省汽车站前进。 　　省汽车站同样紧闭大铁门，两个打工仔背着包坐在台阶上，失神的眼睛望向广州的夜空。而在不远处，又有几个打工模样的人，席地而坐，把天桥当成了他们的栖息地。 　　突然想起火车站有与深圳对发的高速列车，只需四十分钟就能抵达深圳。四十分钟啊，就能回到深圳，这个意念使得我朝火车站勇敢前行。看来我是多虑了，火车站广场上三三两两的警察，看护着这个地盘，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的。 　　候车室的门关着，问询处的灯黑着，只有一处还亮着灯光，有警察守在门口。到了，往里面看，有人排队，还在卖票。大喜过望，立刻推门进去，加入队伍。身后立刻跟了几个人，排在队伍里。队伍很不整齐，拥成一团，有人眼神活泛地左看右看。一个年轻人拿着列车时刻表对着灯光查看，另外两个年轻人也挤上去看。突然看到一个年轻人身上空空的，就手里拿了两张十元钞票。我立刻把背在背上的包挪到前面背着，那个手拿两张十元钞票的年轻人很快就站到了我身后，一个个子矮小的男孩则挤到了我前面。我努力与矮个男孩对眼神，他的眼睛左看右看，硬是不与我对视。终于被我逮住了他的目光，那目光飘浮不定。我一转身，一只伸到我裤袋边的手立刻缩了回去。于是我大声地咳了两下，用北方口音骂了一句“操他妈”。手拿两张十元钞票的年轻人，则挤到前面去，问唯一坚持工作的售票员有没有去福建的车。售票员说没有，那人又问了一次。这一次，他的手在一个乘客的裤袋边晃了一下，乘客身体动了一下，手没插进去。售票员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就是没有，你耳朵有毛病啊！”年轻人立刻走了出去，再也没在队伍里出现。而此时，一个穿短裤的，一个穿长袖的，也跟在队尾晃悠，一副要买票的样子。我瞪了他们一眼，再看看门外的警察，警察们背朝着买票的队伍，他们用白话在说着什么。 　　我再瞪了一眼短裤仔和他的同伙，大步走出门去。我知道，即使我能在他们下手时抓他们的现行，可是我一定会遭到围攻。没有人会在这个夜晚跟我一起伸张正义的。 　　这时，广场上突然骚动起来，许多人围成一团在广场中央迅速地移动着，好几个声音在嚷着“打！打！打他！”我以为是抓住了小偷，兴奋起来，赶了过去。过去之后才知道，被打倒的不是小偷，而是一个青年男子，他倒在地上呻吟，头上冒着鲜血，一个女人在哀哀地哭着。旁边有人说，“报警！报警！”就在“报警”声还没落音时，几个警察就围了上来，大声地喝斥着，“让开！让开！不许围观！”几米之外，另几个警察神情漠然，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白话。我快要走出广场时，终于有一辆警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的警察都穿着“巡警”背心，他们从几个木桩一样的警察身边跑过，朝这边跑来。与此同时，一群手执铁棍的保安与他们擦肩而过，保安们边走边用对讲机大声地讲着，“不打他打谁呀！”，“打死了活该！”，“刚才是我打他的头的！”保安们是用普通话讲的，北方口音，言语中显露出不可小视的威风。显然，跑过去的巡警们也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内容，但是他们仍然集体朝人群跑了过去。 　　再次走上天桥时，我又遇到了拉客的年轻女人，面目姣好，身材不错。她要我住店，神情暧昧。我说不住。她说，不住，不住被人打死了都不知道。我还是不住。因为我相信，只要我跟她走了，半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之内，我就会血流满面，倒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痛苦呻吟。 　　我买了市汽车站六点半到深圳的车票，在半封闭的候车室里坐着。候车室里很热，仅有一台电风扇在来回转着吹，许多打工模样的人躺在椅子上，还有一些坐在地上，或者干脆躺在地上。他们就这样睡觉。刚刚开始时我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的，我想我毕竟跟普通民工不同。可是，过不了多久，困意上来了，支撑不住了，于是我就势一歪，和民工们一样，躺在椅子上。当然我不敢睡死，我相信，我的包，我裤袋里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只要我一睡死就会易主的。于是在广州的这个夜晚，我在半睡半醒中，不断地怀念着我居住的城市，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