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

老刘　　
　　老刘其实不老，最初喊老刘时，我们才二十多岁。
　　我和老刘在一个栋住，可我俩读高中的时候并不在一个学校，只是工作以后才有了交集。我们所在的集团是2万多人的央企，人才济济，极少有年轻人发展的空间。年青人要想有发展只有几个捷径，一个是给领导当秘书，一个是去党委宣传部，再一个是当团干。老刘走的路是去宣传部，我走的路是在下属公司当团委书记，虽说是工作没有交集，但都属后备干部梯队，见面总有惺惺相惜之感。
　　老刘人个头不高，不到1.7米，人也不帅，脸色微黑，一眼望去有些不像是城里人，冬天的标配就是戴一个毛线帽子，围一个小毛围脖，看上去有几分土气。但老刘有他的强项，一是文笔好，二是书法好，钢笔字写得更是十分的漂亮，我一直认为这是他能去宣传部的原因。
　　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思想最为动荡的时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九动乱，小平南巡讲话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我们闲着没事，坐在一起就是侃这些时事，而老刘就是有这本事，脸上挂着笑，硬是什么也不说，即不愤青，也不评论。我总爱逗老刘，我说你就是适合当官，什么都装在肚子里，不象我随口胡说，几句话就把自己给卖了。
　　社会在进步，看似僵化的集团也有了新意，我所在的公司就成了试点，率先搞起了模拟三资，模拟的结果之一是取消了团委书记的编制。我当时提出要去做销售，领导答应后又反悔了，年轻气盛，我就去了集团报社。
　　报社与宣传部隔个楼梯，我和老刘每天都会见到，关系走的更紧密了。不久，老刘调到团委当宣传部长，这回和我的办公室是紧挨着，有时间我俩就会聊一会。集团工学院办了个英语大专班，我和老刘都属于英语爱好者，我约着老刘参加考试，结果还好，我俩都考上了，同事又变成了同学。这是我们走得最近的一段时期，上学一起去，上课挨着做，下课一起回家，上课、下课形影不离。
　　这一年，团委去外地办团校，我虽然不是团干部了，但团委有规定，团干离开的第一年还可以去一次，这样，我又和老刘共同去了次团校。团校虽然也学习，但更多是为了放松，年青人在一起少不了喝酒打牌，我却别出心裁组织了一个英语角，老刘就一直笑迷迷的跟着我跑，有几个团干对我有些看不惯，觉得我太爱出风头，连带着老刘也和我一起背黑锅，但老刘就这点好，和没事人一样，不气，不恼，到了晚上依然和我在一起，喊着几个英语爱好者围在一起说“鸟语”。
　　机会找到了老刘，一天，市委的干部处处长来集团选干部，这个处长本来就是集团出去的，和老刘认识，就问老刘愿不愿意去市委，老刘思前想后，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最后决定去了市委。市委与集团离得很远，当时交通工具也只有自行车，所以到市委后，老刘就中止了英语班的学习，而我们见面就变得很不容易了。
　　只在报社呆了一年，我觉得在机关里混日子实在无聊，我的原单位又和香港合资成立了合资公司，我就萌生了回原单位的想法。我去找老刘商量，我总觉得老刘比我稳，比我有见识，老刘支持了我的想法，我就几经周折从机关又回到了原来的单位。
　　回去后，我在底层从头干起，用了几年时间从秘书做到了办公室主任，几年中，老刘也成为了市委最年青的处长。偶然我接待省、市政府机关的客人时，会喊老刘过来作陪，老刘倒是随和，只要找到他，不管多忙也会前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帮我把场圆得挺好，酒桌上老刘有一个拿手的绝活，就是学领袖讲话，毛刘周朱，学起来是惟妙惟肖。
　　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我是越干越走下坡路，公司不景气，领导层斗的厉害，我也被贬到清欠办去催欠款。老刘此时也面对着机关机构精简的压力，他的处和另外的一个处合并成一个大处，新处长需要竞聘上岗，好在他稳健的性格一直得到领导的认可，他成了大处的处长。
　　老刘虽然当上处长，但他绝不势力，没有架子，聊起天来也从不说上句。记得离开团的岗位几年后，有个在外地发展的团干回沈，喊我们当时的团干聚了一次，老刘也来了。今非昔比，当初的小团干们，现如今成了各掌一方大权的诸侯，医院的当了院长，生产系统的当了生产长，教育系统的当了校长，其中一个去市里的，更是言必称市长，小人得志，可见一斑，只有老刘，仍然是不愠不火，脸上还是挂着谦和的微笑，多数时间是在和我叙着友情。
　　此后，我和老刘见面不多，我们的交流多限于网络和电话。我去了清欠办，经常出差，借机也会去浏览一下风景名胜，每次回来之后定会写篇游记发到我的空间里，老刘每次看到后都会给我留言，鼓励一番。老刘喜欢摄影，经常把他的作品发给我看，沈阳的二十座桥，沈阳地铁的各个站台都成了他的摄影题材，闲暇之余，他也会在电话里和我聊聊他所结识的天南地北的文友。
　　我不爱求人，但求到过老刘一次，我女儿高中时的班级较差，女儿很想换个班级，无奈之中，我只好找到老刘，老刘很热心，不过还是能力有限，事最后也没办成，但我明显感觉到他是尽力了。
　　处长官是不小，可老刘上下班真的不易，他买的是他老婆村里盖的房子，在城乡结合部，离市委很远，骑自行车得用一个半小时。二十多年，单就上下班，也够老刘辛苦的。市里规定局级干部可以配车，每次见面我都要问问老刘，什么时候能当局长，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回答，当局长可不容易，前面好几个老处长在排队呢。老刘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工人，他凭自己干到处长也就不易了。
　　老刘终于当上副局了，他有了专车，牌号是市委辽AA的小号，他再也不用骑自行车或挤公交了。
　　14年过完春节，我和老刘终于见面了，这次老刘是开着公车来的。几年未见，老刘还是和以前一样笑迷迷的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当局领导的架子，我们在一起还是二十多年前那份熟悉的感觉。老刘酒喝的少，我也没有太多喝，我们聊的大多是子女的情况，老刘有些担心的就是他女儿，他女儿文化课不太好，但很有艺术天份，他准备送女儿去意大利学美术。酒罢，我们又去唱歌，老刘抢着买了储值卡，然后把卡硬塞到我手里，让我先存着，说至少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
　　人生世事无常，相聚后仅过一个多月，在下班的时候，我的手机里收到一条短信，一个朋友告诉我，老刘突发疾病离世了，当时，我觉得好像是在做梦，心里不相信这是真的。
　　再次见到老刘，他是躺在殡仪馆的冷柜里，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脸上却是冰冷的没有了笑容。老刘是在上班时突发心脏病过世的，事先没有任何症兆，没有留下支言片语，他的空间，也永远的定格在他那离去的一刻。市委书记到了他家，看到老刘的家，说了一句话，没有想到我们的局级干部家这么清贫。
　　沈阳的风俗是三天出殡，可老刘的女儿刚到意大利不到一个星期，得往回赶，出殡就等到了第七天。出殡是在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老刘身上履盖着党旗，市委、市政府各委、办、局都送了花圈，市委书记也破例来了。我只是默默的跟在后面的人群里，悲痛之中，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在心中默念着两句话，一句是“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一句是“君今不幸离人世，我有疑难可问谁？”
　　转眼老刘离开快六年了，六年中，我又遇不少难心的事，每到此时，都会想起老刘，如果他在，一定会帮我出出主意，可是他却永远不能给我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