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年，抗震棚

　　两栋五层高的灰白色楼房中间，一张绿色的篮球场大小的硕大帆布被一根又一根寸把粗的绳索紧紧拽着，帆布四周边缘因了绳索向上向外的牵引力向上翘着，每根绳索的另一端都拴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整张帆布看上去极像放大了的吊床。诺大的吊床下，有张孤零零的木制老式双人床：木制的床头、木制的床尾，两根长条形木版将床头与床尾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床屉，由长条形三寸左右宽的木板拼凑成的床板就架在这床屉上。阴霾的天空淅沥下着小雨，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更小的男孩相拥着坐在这张大床上，小女孩是我，小男孩是我弟弟。 　　“姐，我好冷”，我将弟弟搂的更紧了一些。我也好冷，屁股下面是冰凉的硬邦邦的床板，寒气从床板、从四周的空气中正“飕飕”的钻进我单薄的躯体。弟弟坐在我的腿上，这样可以让他逃避床板的冰凉并从我身上汲取些温暖。四周没有人声、没有人迹，人们都回到那两栋灰楼上去了。“姐，好冷啊”，弟弟嘴唇哆嗦着，上下牙齿磕碰发出“得得”的声音。我伸着的两条腿收回，盘成一个凹窝，将弟弟放了进去，然后让弟弟蜷起身体，我则张开双臂上身前倾，尽量用自己的身体裹住弟弟。弟弟好小，好让做姐姐的心疼。 　　这是1976年的夏天，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帆布蓬是部委机关临时搭建供居住在这里的职工及家属避难用的，头天夜里从楼上逃出后，对地震恐惧到极点、对我们姐弟爱到极点的父母不肯让我和弟弟冒险再踏上楼房的家，他们率先把床搬出来，又返身上楼收拾东西去了。渐渐的，怀里的弟弟不再哆嗦，小手也暖和起来不再冰凉。不知过了多久，父母终于抱了些衣服被子出来。我穿衣盖被武装了起来，却怎么都依旧是浑身发冷暖和不起来，奇怪的是冻的里外透心儿凉的我竟没有发烧。 　　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睡梦中的我听见母亲在埋怨父亲：“你没事摇什么床啊”。“我没摇啊”，父亲不承认。“不对，地震啦，大珍，小东，快起床”！父母惊慌的大叫，不知谁在喊：“快跑”，父亲大叫：“不能跑，来不及啦，不行就钻床底下”！天在摇，地在动，楼板、墙面、家具，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在晃动，发出恐怖的怪声。我绝望而又迷茫的站在屋中，睁大眼睛看着眼前强烈晃动的世界，等待命运的裁决。那一刻仿佛有一个世纪之久，时间停滞了，思维也停滞了。 　　那夜，震后的院子里站满了各种各样穿着奇怪的人。有赤裸上身的、有穿着睡衣的、有穿着背心裤衩的、有全副武装穿戴整齐的、也有仅靠毛巾被或枕巾裹体遮羞的。最尴尬的是睡梦中蹦起不管三七二十一裸着跑出的人，惊魂初定后发现了自己的窘境，连忙捂着羞部仓皇逃回楼去穿衣。 　　那夜，人们经历了血与心灵的考验：有逃离过程中遭遇挤踩受伤的、有恐惧中跳楼摔伤甚至摔死的、有不顾亲友自己竟自逃生的。那是没有人性的真实一幕：剧烈的震动中，妻子抱着幼小的婴儿不知所措呆立原地，问丈夫该怎么办，丈夫说：“都这时候了还谁顾谁呀，各自逃命吧”。话音未落，“勇敢”的丈夫已扔下妻儿，仗着自己平时身手敏捷，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结局是必然的：做丈夫的当即摔断了腿，且臭名远扬，以后还落得了个终身残疾。其美貌的妻子不论丈夫怎样忏悔，坚决离了婚。 　　帆布蓬搭起的当天晚上，其下面的空间就被一张张大大小小的床塞的几乎没有了缝隙。床一张紧挨着一张，每张床上都无一例外的挂着白色或绿色的蚊帐，一个个蚊帐里就是一个个家了。帆布蓬面积是有限的，每个蚊帐里人员密度都足够的大，就好比我们一家四口横着睡在一张大床上。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吃五谷杂粮肠胃就难免产生气体，从嘴里出来那叫打嗝，好歹没有特别难闻的味道；从肛门排除的气体则赛过臭鸡蛋的味道，让人十分的难以忍受了。虽说是夏季，这个夏季的夜晚却寒气逼人，哪个排气者也不愿离开暖暖的被窝到蓬外排气，更何况这排气有时是措手不及突然迸发的。于是，几乎每夜人们都是在一阵又一阵硫化氢的味道中度过了。臭极了时，往往有人忍不住提出抗议：“真不自觉，真差劲儿，放屁也不出去放”。说归说，臭依旧，“出去”依旧不可能，好在是在露天，臭气来势凶猛，散的倒也快。 　　大震小震连绵不断，家是万万不能回去住的。到底是首都，到底是共产党的天下，非常状态下担任着职责的人们觉悟空前的高，办事效率空前的快。很快，抗震物资便到处都是了：有单位发的，有自己买的，总之只要你需要就能置办到；很快，一张张带着蚊帐的床“家”从帆布蓬下撤出，转移到了树荫下、开阔地中、长安街沿线的附路上。我们院里最初的抗震棚———像集体公社样的“帆布蓬”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家”搬到了长安街附路上。那时的长安街附路，四周没有任何的高大建筑物，因而成了避难的黄金地带，绝对的安全吸引了大批避难的人群。路旁种植着一排排不高不矮的杨树，它们成了搭建地震棚时的良好支撑物，宽大透明的塑料布抻开用绳子拴在树上就变成了抗震棚，下面放上床和简易家什就能凑合过日子了。偷懒一些或是到晚了没抢到与树相邻的，就只好依旧靠用四根竹竿在床上支起的蚊帐作为最简易的家了，当然蚊帐顶部及四周要苫好塑料布以对付连绵阴雨的，生活必须的炉子、粮食和锅碗瓢盆儿就只好露天堆着或放到床下。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晴朗的日子也渐渐多了起来，居住在这样的抗震棚里，炎炎烈日的无情照射令人无处躲藏，白天成了难耐的煎熬。 　　乡下的亲戚成了我们的大救星。大舅赶来了，背来了一大口袋粮食，并用自己的口粮换了许多粮票送来，说怕地震粮食短缺饿着我们；二舅也来了，扛来了一大捆木头，说是给我们搭抗震棚用。没多久小舅也来了，说干脆接我们回乡下住，顺便告诉了我们他的壮举：地震的瞬间惊醒后的他动作相当的麻利，双臂左右开弓各夹起一个儿女就往外跑，跑到屋外后才发现其中一个胳膊夹的不是孩子是枕头，而这时小舅妈已经带着另外一个孩子冲了出来，大骂他慌张糊涂。 　　那个年头，城里的邻居羡慕死了我们这些有乡下亲戚在附近的人家。有了二舅扛来的木头，父母亲开始搭建新一代的抗震棚。先是在地上掘了方圆八、九平米的一块长方形空地，然后向下掘进，挖至一米多深时，在坑的四角将四根粗木的一头竖着深埋进土里夯实，固定好做支撑用，稍细些的木头用来搭建抗震棚的框架，用油毡和塑料布覆盖了顶棚，再把四面用油毡围起，用钉子夯实固定住，前面安个透亮的活动小门，门上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铁锁，新的抗震棚就完工了，这是院中少有的奢侈的抗震棚了。 　　依稀，我还记得那个小男孩的影子。他比我大两三岁，属于比较调皮捣蛋的那种，在玩耍中经常欺负我。可在父母搭抗震棚时，他主动过来帮了许多忙，即便是遭到我的白眼儿也照干不误。我已然忘掉了他的名字，他的相貌早已淡漠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当时我心里暗暗的那份莫名的感动和恶待他后的悔意却深嵌在了我脑海里。 　　随着一次次相对准确的地震预报和余震的震级越来越小、间隔越来越长，以及抗震知识的普及，人们渐渐的摆脱了对地震的恐惧，脱离抗震棚回到了家中。所以，我家搭建的“豪华”抗震棚实际并没有住多久。印象最深的是忽然有一天下雪了，好大的雪，厚的没过了我的脚面，厚的太阳一出我家的抗震棚顶边缘挂满了冰凌。 　　这是我对抗震棚最后的印象，之后所有的抗震棚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没有消失的，是那对我幼小的心灵刺激极深的记忆。 　　　　　　　　　　　 写于2007年1月13日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