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鲁迅与绍兴的交恶

　　鲁迅与绍兴的交恶 　　（约3700字） 　　薛林荣 　　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密码，童年的记忆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名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和所有爱护故乡的中国人一样，先生也深爱自己的故乡浙江绍兴，但是，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这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楼定宝塔山”那种热情呼告式的爱截然有别。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书信•110102 致许寿裳》）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除了这三点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绍兴师爷”的恶名。清朝有句俗语，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成当铺，庶几是实。作为刀笔吏的绍兴师爷擅长操持笔墨,挖空心思创造各种公文术语,且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几个字可扭转乾坤，操持中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文人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梁实秋在跟鲁迅斗嘴时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而这点，正是鲁迅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心理上抗拒绍兴二字便理所当然。 　　探究鲁迅避讳绍兴的原因，除了上述物理意义上的诸多说法外，更重要的还与鲁迅独特的精神历程有关，与他的心灵遭际相适。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作家与其故乡的关系，而是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原生性命题的观照。 　　笔者认为，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辞：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一种呼应。当然，鲁迅的赞美也是清醒的赞美，他同时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这种批判展示了鲁迅的眼界。 　　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概言之，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他饱尝了从小康坠入困顿后人们的欺侮和世俗的冷眼，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谈到过这段经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但他还是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虽然客观上看，鲁迅此次出走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正因为有了到南京学开矿，进而有了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以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是他的出走，终究是因为生计的困窘和故乡的冷眼所致，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鲁迅的所谓“反抗绝望”的战斗哲学，以及《野草》中多次表达的那种深刻的焦虑、不安、阴冷、怪诞、恐怖、残酷、虚无、悲观的气氛，都与他对故乡的童年记忆息息相关。 　　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对于原配朱安，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这段时间，鲁迅有意躲避着朱安，他囚发蓝衫，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在给许寿棠的信中，鲁迅说：“仆（即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对于现实处境的无奈和沉重的喟叹，于此可见。鲁迅在整理完《古小说钩沉》后，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此次离乡，无异是鲁迅的又一次“反抗绝望”。离开了故乡，其实是离开了他的旧式婚姻，离开了一种樊篱式的文化语境。他不愿提及故乡，因为那儿有他的难言的要时时逃避才能安静下来的隐痛，这种痛，是困扰着五四知识分子婚姻问题的冰山一角。 　　第三次离乡是变卖绍兴老屋后。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老屋离我俞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这是与故乡的永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恶，为何至于如此，连他自己都“殊不自知其何故也”。 　　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他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的精神的根基忽焉其上，忽焉其下，无从着落，此情此境，怎不令人长歌当哭！唐代诗人贾岛写过一首《渡桑乾》的诗，表现的就是这种永失家园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的创作，处处显出了一种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故乡形象，充满了冷寂与荒凉。如《孔乙己》、《明天》中的S城和鲁镇是沉寂和冷酷的，《故乡》中的小城是荒凉萧索的，《论照相之类》中的小城是蒙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随感录•五十六》中的小城是落后的，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成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后集成《朝花夕拾》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回忆性散文的扛鼎之作，百草园、三味书屋、鲁镇等鲁迅笔下的绍兴地名，便有了现代文学发韧之初的某种符号意义。 　　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文人这个飘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只有通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进行自我拯救，这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一生反抗绝望的鲁迅，正是这样对待失乡之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