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靠灵感写作

靠灵感写作
　　秋天一到，我马上就开始想，我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夏天挨老婆骂，嘴上认了，心头还有点不服气。昨天在电脑上看了一天电影，《加勒比海盗》、《疯狂的石头》和《理发师》。我不是影迷碟迷，这样看电影也不是我所想的度日。就是看电影，感觉依旧颓废。再好的电影也不经我看，《加勒比海盗》中的技术性和娱乐性倒我胃口，而《疯狂的石头》和《理发师》缺乏足够的冲击力。我只爱震撼我的东西。我即使不是一个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也是一个缺乏远大理想和意志力的人。我总是无法在一个文本里呆上一年半载，总是看见从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在变色，我总是怀疑从自己身体里流出的血。两天前在南昌晓君的博客留话：你说“我认为可能就是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状态，写作其实也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写作是使自己走向希望的一个“人”的环节，活得自然本真、天真未凿而又尽情尽兴，是我最渴望的，这样的生活，仅仅是可能性，也使写作获得别样的意义。”非常赞同。晓君的回复是：我这样说未必不是为自己疏懒于写作寻找一种借口，我总是搬出法国现代艺术家杜尚的例子开导自己，因为他年轻并且取得盛名时，就不创作了，而是把生活当作艺术度过，去下棋干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前些年我思量过杜尚，在《一个务虚者的春天》一文里表白过我欣赏杜尚。一个艺术家必须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非胡子马子什么都搞的商人。我猜想杜尚二十年不画一笔，沉迷于国际象棋，未必是他对艺术的厌倦，倒可能是他对创作灵感的珍爱。他的口号应该是：没有创新，宁可不画。晓君是个诗人，写散文除了诗性外，还靠写诗必须的那种灵感。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是靠灵感写作的那类人。与晓君同居南昌的晓波也是。他“浪费”的时光一点不比我们少，喝酒，听碟看碟，写作就是拿不上手。我至今仍坚持认为，写作是需要灵感的，因为文字的质地和文字携带的可能的元素都直接取决于灵感。认为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依靠灵感写作是愚昧和荒谬的。他们所说的成熟不外乎是指车间生产的那种能力，那种受理性与利益驱使对个人和群体记忆的商品化。我越来越像是在为自己的疏懒辩护。其实我想做的不是辩护，我只是想表明一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我靠灵感写作，我一事无成；你们不靠灵感写作，你们可成大器。 　　看见越来越多的朋友迷恋小说，写小说，我很难受。我是搁下小说写散文的。小说的虚构性本来可以把我带到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去的地方，但我的身体没能适应他技术性的水土。技术性仿佛是小说与生俱来的称量作家智商的天平。感性的哲学气质和敏感注定了我与小说的无缘。但小说的虚构性却又像朝阳一样地在引诱我，它的小腿大腿，它的腰身、屁股，它的波浪般的披发和青果般的面容，它的悠远的微颤的眼神，它的海绵一般的母性的胸脯……我又怎么甘愿放弃？小说在被先锋作家写成散文之后，又被新现实主义作家还原成了白话故事。像那些中国古典话本一样，故事本质上又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作家的语言也不是个人的——虽然有时看上去很个人。不说读卡夫卡、穆齐尔，就是读杜拉斯、帕斯捷尔纳克、凯尔泰斯，就是读翻译小说，我们也感觉得到别人讲述或描叙的非同一般。看人大代表站在大会堂的阶梯上面对麦克风是如何说话的，看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面对媒体是如何说话的，我们就不会过分为难我们的小说家了。专制不仅在玷污国土国民，也在亵渎美丽的汉语。我们先是没有话语权，等有话语权了，我们已经说不来话了。这样的悲哀在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但牵涉到文学，我就特别难受。念书那阵学文学理论，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的荒谬今天显现了出来，一个经历过生死恋的人他怎么去相信小说中的爱情高于他经历过的爱情？小说中的苦难、激情、坎坷人生，怎么可以与现实中的苦难、激情与坎坷人生相提并论？我越来越坚持这样的观点，世界上最为伟大最杰出的小说不是我们阅读到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类的文本，而是我们的祖先已经经历过的和我们正在经历的“活着”。只有说到才华，说到审美，才可能涉及文本。 　　灵魂停电的时候，我便是这样的状态，坐在电脑前，或走在后街，人失去了起码的定力，感觉是漂浮的，曾经震撼过我的音乐和图画变得了枯燥的声音和色彩，就连伟大的大自然也显得渺小和木讷了。缺了灵魂由内向外的照耀，身体失去了质感，目光失去了电荷。偶尔的回望，只是灵魂残电的惯性所为，视野和能见度也非常有限。灵魂停电的时候，肉体在礁石上，海浪只席卷到沙滩就退回去了，一个浪子，一个浪子，肉体多么渴望被带走，被带到复活灵魂的岛屿或者大陆（那里有充足的电力）。灵魂停电了，肉体开始怀疑，肉体不怀疑肉体与灵魂的合谋，肉体只怀疑肉体的勾当。写作是灵魂的事业，靠肉体协作。灵魂停电的时候，黑暗在肉体里面漫延，渗出来的，吞噬了肌肤本来的光芒，这时候，写作就是一座废弃的水磨坊，或者一座废弃了的水电站，抬头便能看见洞开的木板门、干涸的水堰、生锈的机器和长满青苔的水车。风吹走了磨房顶的稻草和玉米杆，雨泡垮了水电站的屋脊。我在车水马龙的政府里潜行，在凑齐了当代世俗喜剧必须的元素的十字街口停留，看见的却是废弃的水磨房和水电站。 　　诗人野川的电话在阴郁沉闷的天气里带给我了明亮，像从乌云的罅隙透出的太阳。跟野川是近二十年的若即若离，联系我们的是文学。野川把一个人活成了两个人，两个成功的人，诗人和官吏。我不明白两个人为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又是分得那样的清。野川核质的价值观是诗歌的，艺术的，他只是拿了官吏来做诗歌的垫子、弹簧床或者火箭发射器。准确地说是，诗歌是野川灵魂的，精神的，而官吏是他肉体的。诗歌一直都是他仰望的，至于那个官吏，我想他一定是小视的。在我结识的亦官亦文的朋友中，野川是个另类，官吏的野川仿佛并没有损害到诗人的野川，诗人的野川似乎也没有妨碍到官吏的野川。其实，官吏不过是野川的一件袍子，有人看上去华丽，有人看起来则腐败肮脏，时常脱了袍子的野川只是个诗人，他跟朋友们喝酒，说话，真实得见刀见枪，匪气十足，很多纯真的东西从袍子底下漏出来，简直就是小孩子吹的肥皂泡。我猜想即使在社会上，野川也不是穿着袍子的，他只是披着，像我们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大队干部那样披着，两个袖子空着、吊着。我敢肯定，野川从来没有把那袍子挨着肉穿过。喜欢把袍子挨肉穿的，我一眼就能看出，哪怕是一件毫不起眼的褴褛的袍子。 　　妹妹的长途说的是生活的细节，个人现实生活的细节。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关系、仕途的时态。本质上还是适应问题，还是人的劣根性问题。教育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教育的本质已经不再是顺其自然。教育早已成了打靶，孩子是子弹，学校和家庭是枪炮，家长和老师是枪手和瞄准器。靶子是北大、清华或者别的什么重点大学。子弹从小学（甚至一出生）就上了膛。小学六年中学六年，一颗子弹十二年在枪膛里发着高烧，是个什么世道？妹妹自然把儿子本土也当了子弹的，虽没有明说，靶子自然也是北大清华。为了后劲足，小学一毕业妹妹就把子弹送到成都七中加特殊钢去了。加了一年，炉火太旺，本土有些吃不消，妹妹急了，打电话说的就是她的急。我说了三点：人的成才是一辈子的事，读了名牌大学未必就能成才；孩子的成长应该是愉快的，孩子的道路由他自己选择；身心健康，个性成长才是教育的目的——你必须要是你，你才是一个人。像诗人野川一样，妹妹算起来也是个官吏，一个县的建设局副局长，但妹妹没有野川作为诗人的那一半，野川作为诗人的那一半，她作为了母亲、妻子和一个耍人。和野川一样，妹妹不把袍子挨肉穿，她不拿袍子当个啥，但又要有一件，她操心老母丈夫儿子，也潇洒地吃喝玩乐，她骨子里有四川人的“天塌下来有高汉子撑”的活命哲学。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妹妹就晓得我在写作，二十年过去了，我写到那一步，妹妹却又不晓得，我们的兄弟姊妹都不晓得。就像我从不在熟人面前说自己的写作一样，我也不在亲人面前说我的写作，写作是且只是我个人的事，最多涉及到我的写作的老朋友的事。妹妹不看重袍子，未必就看重写作，看重务虚。除开我，我们家兄弟姊妹没一个喜欢务虚的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原则上还是继承了我们父亲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务实，打鬼随鬼转，有钱能使鬼推磨。 　　电话突然震动，看到一个久违的号码，接通电话，叫了声雷哥。有一月没有与雷哥通电话了，但我知道他很好，他去了北戴河疗养，带了一瓶剑南春本来要与居京的朦胧派诗人梁小斌撇了的，但走拢北京勾子没坐热板凳就都醉了，结果又把剑南春带回了绵阳，给了诗人雪峰和他的酒肉朋友。雷哥就是雨田。现在洋盘得很，时常在飞机上，去年一个月就飞了两次杭州。雷哥是靠写诗修道的人，现在正果修得，时常组织全国性的文学活动，作为文学活动家的威望已经大于了诗人的威望。87年春天认识雷哥，晃眼就20年了，20年里他有过长诗《麦地》轰动台海的高潮，有过89年夏天被下了病危通知的昏暗，有过从临时工转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人员的幸运，也有过自制炸药包与文联大楼同归于尽的冲动，有过当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沙汀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辉煌，有过被兄弟“大师大师”称颂的场面，也有过被当成文学串串的尴尬。我本来该主动给雷哥电话，随时随地，请个安问个好什么的，只是我有我的不便——去年年底给雷哥写了个东西（后来标题改成了《诗歌渡雨田于彼岸》），他找人发在上海《文学报》的“作家写作家”一栏里，年初他说湖南的《文学界》找到他，可以发一个写他的东西，字树可以宽限到一万。雷哥是国家诗歌界赫赫有名的诗人，甚至是国家文坛可以呼风唤雨的人，写一万字，我真的拿不准，最要命的是，这个东西的主题已经是定了的，是主旋律的，想呈现，想跑跑调，都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迟迟没有动笔。每当雷哥的电话打过来问及此事，我总是支支吾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