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晋商的背影

　　晋商的背影 　　（约3000字） 　　薛林荣
　　安徽人说他富商多，山西人就笑了。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两代国内数一数二的商帮。明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制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首推新安（即今安徽南部），江北则推山右（即今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胜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去山西踏访晋商的背影，就像去探望“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余秋雨语），里外透着亲切、乡土的气息，如同闻到一锅从帐房、信房、票号中飘出的浓烈的旱烟味。 　　晋商的传奇色彩在《乔家大院》等影视作品中大有渲染，使人看今日山西亦不自觉将其与经商联系在一起。山西人的生意经，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人为其定好了调子，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猗顿，他靠蓄养六畜及贩盐起家，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将其一笔带过，但“猗顿”和“陶朱”一样，已是财富的代名词。 　　山西多巨商，有其自然、人文及社会因素。翻开山西地方志，充斥着如下断语：天寒地瘠、十年九旱、人稠地狭、土瘠民贫。这十六字使晋人的生存成为大课题。乾隆版《太谷县志》“风俗篇”载：“阳邑民多而田少，竭半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焉。”弃农经商是生存之需，当我们在大运高速上奔驰时，很难想象一望无际的辽阔的三晋大地竟然如此不待见万千黎民。在经过一个叫“金沙滩”的地名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是历史上的流放之地，是两军对垒的战场，它足够宽广，却也足够荒瘠。 　　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是山西人忠厚，历史上出过关羽这样的忠义之士，其人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晋商的气质，商风于是诚信，多年绵延不绝。而其勃兴的社会因素，以我的理解，大约与其处于北疆军事要塞，既需向边关输送物资，又需与内地交换特产有关。 　　总之，明清两朝最具商业头脑的大商帮在三晋大地形成了，他们的市场，在大北南北，也在长城内外。他们千里走沙漠，冒险穿戈壁，渡海东瀛，跨越南洋，多少人风餐露宿，客死他乡，多少人子承父业，薪火相继。那时候，三晋大地的村口路角一定广泛流传着这首哀楚的民歌：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一个要去闯荡口外的男子，和一位守着家园的女子，唱了，哭了，然后分开了。这是留守的晋人对闯荡江湖的晋人的道德交待，也只有忠厚如晋人者，才守得住这份交待。是的，出去的山西人最终还是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是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白花花的银子，然后大兴土木，于是有了祁县乔家大院、太谷三多堂和平遥古城，于是有了“海内天下最富”的山西，于是我们常常理解为哀惋的《走西口》民歌，这一刻听起来便透着欢快和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的发迹，总和开拓疆土联系在一起。如今在山西境内，还可以从史地专家、导游、作家口中听到下面的顺口溜：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即祁县乔家堡乔氏商业的字号，三代掌柜分别是乔贵发、乔全美、乔致庸。宠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对促进包头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定远营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市，平遥的商号祥泰隆于雍正二年首先开办，雍正八年，才有定远营这座城市的设置。 　　“先有三泰号，后有朝阳县。”三泰号是太谷曹家在朝阳建立的第一家字号。朝阳县今属辽宁省，原称三座塔，在曹氏商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曹三喜来此经商之前，仅是一个农村集镇，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座塔的人口逐渐增多，于是清廷在这里设立了县，名为朝阳。 　　听到这些顺口溜，眼前便有一辆满载茶货的铁轮车，滚过晋中平川，滚过省会太原，翻山越岭经过雁门关，直抵山阴县黄花梁。在这里，闯业者的民歌又唱了起来： 　　“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从此，晋商离开了山西，离开了故土，奔向他们将要开发的城市。 　　晋商催生了城市，这种口碑是人类发展史上商业的无上荣耀。事实上，晋商真正将小商小贩式的货殖之业上升到一种金融业的高度，并初步形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雏形的，当属票号。故票号者，是晋商不曾衰竭的真正命脉。 　　票号是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企业，它的前身是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明代的“会票”。票号诞生后，长途押送现金和货物的镖局便逐渐没落。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平遥人雷履泰创办的日升昌，据说他因为成功承揽并准确集结了《南京条约》中赔款2100万两白银的汇兑业务，使道光帝深为惊叹，说：“好个京都日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日升昌从此便奉道光口谕“汇通天下”为履旨。 　　票号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评价道：“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山西票号甚至给晚近中国知识分子以莫大的民族自信，民国元年（1912年），梁启超在太原山西票商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的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在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我无数次仰望过各种商号门楣上的大幅匾额。在宅院的深处，是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晋商的背影。晋中市政协曾编录一册《晋商人物传》，览之如睹晋商音容： 　　常怀于（1748－1827），榆次常氏第10世孙。“幼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栉风沐雨，以烁精神；握节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其议则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祟山，杖信如介石，以故利则渊深，财则阜积，古之陶朱不让也。” 　　常秉州（1778－1936），榆次常氏第11世孙。“饮食能节，群推善保其身；然诺不轻，从无爽信于世……遇贪贱而不骄，见富贵而不谄，宗族咸称端人，友朋皆推正士。及其竭力经营，不肯息肩于一日；精心会计，未尝失策于半筹……” 　　乔致庸（1818－1907），祁县乔氏商业第三代传人。讲求经商之道，以信字当头，义字为要，戒骄、贪、懒。他治家颇严，将《朱子格言》写在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其内宅门上有亲拟的对联：“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衣惜食非惜时，缘惜福。” 　　曹润堂（1853－1909），太谷曹氏商业第21世孙，是晋商大宅中唯一被《中国文学史》专门介绍的人物，博学多才，善经济，能谈兵，通医术，工绘画，尤精诗词，晚年尚要“喜逐陶朱求富国，漫从罗马觅奇书”，后人评其诗曰：“拔剑起舞，有此雄杰，读之犹觉满纸生风也。” 　　…… 　　上述抑或模糊但也可以管窥山西商人之一斑的材料，使我触到了真正的晋商精神。他们内敛、低调，注重儒家的修身治家精神内核，以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道义上的诚信、利益上的集结，打造出富有山西特色的精神向度和制度架构，从而富甲天下，令人刮目相看。晋商，他们不是存留于档案中的那些发黄的照片，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许多人的集合体。他们聚集的三晋盆地的街衢，比如太谷县，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而他们自已，执中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凡逾五百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交契深久、一诺千金的敦厚品行，看到了义气干云、帮靠忠诚的健全人格，也看到了以德治商、非义莫取的成熟行规，以及褒商扬贾、艰辛创业的实干精神。他们对当下人的生存哲学和生存困境的启发，几乎可以抵得上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甚至，比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在山西，我第一次觉得商人比文人更其实用也更其艺术地解决了人文和经济领域的一些课题，比如说美、和谐、发展等等。历史上表里河山的山西如今是否依然风光另当别论，至少，在我遥望晋商背影的这一刻，我如同读到了一件风情万种且充满各种隐喻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