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滞重、摇摆、前行——2018年文学盘点

作者：申霞艳来源：北京日报
　　2018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年的文学现场，喧哗与滞重并存。近距离的回顾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年尾的标记——刊物的排行榜、报纸的年度好书之类，这与消费时代庞杂的文学生产是相匹配的，先不说狮子一般庞大的网络文学，就是传统的期刊和出版物的容量也在伸展、扩充，期刊的增刊，年均9千部的长篇小说；微信这个全新的传播媒介正在更新我们的阅读方式，小小的手机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对于时代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我们能做的是调整，作家、期刊、评论、书店都在相应地调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现场就是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 　　时代审美的固化

　　奖项可能是影响文学传播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名单颁布，与大家的猜测重叠较多：一方面阿来、石一枫、李娟、李修文、马金莲等是众望所归，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由此想到，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意识形态正在固化，就获奖名单来看，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80后”所占的比例太小，二是在美学上提供别有洞天之感的作品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作品就少之又少。当下同质化的生活使得我们想象也在趋于板结化，整个时代的创造力在钝化，曾经充满希望的田野如今日渐苍茫。 　　从整体上说，近年来小说在往现实转、往故事转，尹学芸的作品《李海叔叔》获鲁奖即是最佳注脚。尹学芸写作多年，密集的生活经验与浓郁的个人情感、务实的写作态度在这次创作中达成匹配，引起了阅读的共振，她的新作《望湖楼》依然健壮密实，空灵略欠。石一枫经过反复摸索之后个人风格渐渐明晰，《世间已无陈金芳》荟萃了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优势。新作《借命而生》被誉为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深度介入现实与横向的叙事空间并重。小说悬念迭起，语言风趣，气韵生动，侦探外衣下有圣徒的灵魂。作家抓住消费时代的特点，从最普通、最卑微的人物身上辨认人类的欲望与执念，在纷繁变化的时代中发掘良心的光芒，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李娟的散文获得了大众与专家的一致好评，她以一个人的力量更新了我们对散文的观念。李娟成就了阿勒泰，我们阅读李娟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阿勒泰，而是在欣赏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遥远的向日葵地》同样显示了汉语的魅力，美的诱惑。没有了神秘的游牧生活，一片小小的向日葵地，作家仍能从中画出金子。按品来分，李娟的文章当属逸品，自然、自由、自性，她将我们重新带到澄明的天地之中。石一枫的小说和李娟的散文隐约能够见出当今时代对这两种文体的追求。
　
　　小说的现实转向 　　长篇：没有最厚，只有更厚

　　如果重估新时期的小说成就，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形式探索意识，但这种任务并未完成，另一方面我们对民族精神的指认和形塑也有待深入。市场意识形态的力量无孔不入，文学河流上的浪花和泡沫正在扰人耳目，写作这项寂寞的事业也被时代的高速列车裹挟，年均出版长篇的数量即是明证。 　　长篇依然是名家、新人的必争高地，也是资本积聚之地。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以闲庭信步的姿态保持固定的出版频率。贾平凹的《山本》出版后各大评论刊物纷纷专栏组稿进行评论。《山本》试图为秦岭立传，无独有偶，徐则臣的《北上》渴望为运河代言，真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本》以土地的灵验开篇，宛若《白鹿原》换地幽灵的再现，这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地灵人杰的迷信不能未经反省地植入文学作品。小说家的世界观需要更新，否则无法为当下的读者提供现代想象。王安忆的《考工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继承了作家一贯的细腻、细密与细心，被誉为《长恨歌》的姐弟篇。小说开门见山，抛出陈书玉和一座老宅，我愿意将这老宅看成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国的象征。二十世纪中叶，陈书玉的命运起起伏伏，老宅也几经周折，人和物的命运被时代结合在一起。王安忆着力写一座老宅，努力修复人与天、地和时间的连接，审视传统对今天的意义，这是一扇可以持续观景的楼窗。 　　《应物兄》(《收获》秋之卷)是李洱继《花腔》之后的力作，显示了一种宏大的气魄和对俄罗斯长篇小说遗产的自觉继承。李洱供职于现代文学馆，交流频繁，高处相逢，执意思考时代的大问题，应物兄象征着知识的无用之用，经济发展背后是文化的出路。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李洱试图从整体来把握当今时代的精神气质，小说开篇就张开了一张大网，像推土机一样承载着诸多问题的重量缓缓前进。说李洱“十年磨一剑”，不是写意而是写实，十三年过去了，迎来了《应物兄》。对于长篇，是否同样需要反复打磨？我想大家读后自有答案。同期《收获》收入了网络文学代表作家蔡骏的《无尽之夏》。一定程度上，我把它看成是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融合标记，《收获》这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刊物敞开怀抱接纳网络作家，网络文学常被诟病的粗制滥造也会因期刊的收编得以纠正。经过二十年的探索网络文学必定伴随经典化的诉求，研究也是传播中的重要环节。夏烈的《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回顾了他与网络作家的交往史，重现了网络作家不同的个性、人品以及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写作的追求和不断成长的历程，一定程度上重现了网络作家们的生活史、写作史。 　　与网络作家粗枝大叶截然不同，叶弥是精雕细琢派，她的书《风流图卷》是发表之后大幅加工润饰后出版的。这次阅读对我是奇异的魅力之旅，我常常感到不合常理又忍俊不禁。叙事人“我”是一位敏感的少女，心脏跳得忽快忽慢，青春期意外经历男人的糟蹋之后，心脏却跳得正常平稳了。我以为这是一个隐喻，幻象让人狂热，生活被打开之后反而使人拥有面对真相的勇气。 　　陈河的《外苏河之战》借鉴了非虚构的写法，以外甥为母亲还愿的方式重访战争现场。作为高干子弟，舅舅参战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气息，但舅舅约会所致的悲剧非常世俗，舅舅的女友无比孤独而悲惨地死去，崇高的革命理想与俗套的男女情爱碰撞得出了新的历史想象。投身战争让叙事基调高亢，而舅舅战友们的生活故事则将我们带入沉思，诗意的理想与极度的贫穷、变形的权力形成强烈的对比。 　　2018年的长篇中亮点不少，比如刘亮程的《捎话》文风俏皮，内容独特，驴和人穿插叙事，驴对人类认为庄严的事物加以戏谑，权力、真理都被驴眼重新考量，作者以此颠覆了我们惯常的认知，认识到驴声喧哗背后的恒常。笛安的《景恒街》努力写出“外省人”眼中的北京，感受细腻，表述准确。爱情故事的内核被消费时代的风云变幻包裹着，在物质充裕的消费时代，爱依然艰难。每代人有自己的爱情和文学。陈继明的《七步镇》充满不屈不挠的追问，是对自己和整个民族心路历程的清理，对精神饥饿进行细致的描述。范晓青的《灭籍记》同样涉及身份追寻与认同的问题。张平的《重新生活》调动了他丰厚的官场生活经验，可读性很强。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则将思索的痕迹和盘托出。 　　中短篇：各显神通 　　中短篇是一片宽阔的海域，尤其是青年小说家练兵之所。尤凤伟的《老屋》迂回曲折，围绕着老屋的拆迁，叙述在现实与历史中来回穿梭，故事一波三折。小说写得老到，思想性与故事性并重，让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之中。肖克凡的《特殊任务》用了小朋友模仿大人的俏皮口吻来讲述，“我”随外婆、母亲乘火车去给病重的姨妈“救援”，“我”的棉衣夹层塞满了面粉，一到姨妈家外婆就拆出来做饼子卖；大表哥从东北农场回来，用棉裤夹带猪油回来卖给妈妈的老师做肥皂。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时期，大家一直都在想办法蒙混过关。“我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常为谎言脸红，但自己的亲姐姐也不能见死不救。釜底抽薪的是大姨并没生病，是因为赌博而躲起来了，而参与赌博的正是母亲的偶像，那位留过学、会自制肥皂的老师。在极端年代，精神与身体同样饥饿，每个人都被迫参与谎言工程；高度禁锢的时代，人们必定会铤而走险。小说以戏谑写沉重，以童趣写历史，令人莞尔，催人深思。 　　莫言得诺奖之后好几年没有发表作品，大家对他的复出充满期待，但目前的作品似乎都盛名难副。《等待摩西》通过一个人的几度易名：摩西——卫东——摩西来构筑故事的主体框架，人内心的信仰亦随政治历程一起动荡。东方的个人崇拜需要质疑，西方的宗教同样不可靠。摩西的父亲置自己的孙子受罪于不顾，他的宗教信仰也值得质疑。只有卫东的妻子，无论丈夫飞黄腾达时还是后来失踪多年再回家来，她都表现了一种东方女性的伟大、宽容和坚韧，这也许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与她相似的是《吃苦桃子的人》中的憨宝，憨宝看似憨，实则为知足常乐的智者，他逆流而动，在消费社会信守自己简单生活的价值观，拒绝别人的恩惠甘愿守护自己贫穷而平静的生活。孙频的《河流的十二个月》写当代人追寻信仰的故事，三个人在西北边陲人烟稀寥的戈壁滩相遇，每个人都怀揣着生活的难题和精神的困顿。女主人也有更名的经历，更名后再看自己写的书上的名字就有了他者的感受。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通向诗歌，仿佛回到古老的诗教传统。 　　班宇的《逍遥游》让人感到欣喜。小说语言流畅而风味独具，东北口语与古雅之语交织，淡淡的星光时隐时显绘出了丧失希望后灰色的中年，空心的生活就像尿毒症，需要隔两天就透析才能勉强维持下去。任晓雯的《换肾记》详细刻画儿子和儿媳逼母亲为子捐肾的悲剧，《金锁记》的狠毒阴魂未散。

　　林森的《海里岸上》扩写了中国文学地理，我们习惯的故乡是“东北高密乡”“商州”“东坝”等，而林森的故乡是大海，无穷无尽的大海也蕴藏着人类自古以来的想象。小说开阔、俊朗，有与大海匹配的伟岸气质，以双线交替的方式书写今昔，两代渔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展示时代的剧变。 　　周嘉宁写作立意高，境界大，她从来没有走在故事的大道上，她在崎岖的小径上踽踽独行。为了重历已经告别的青春，作家写下《基本美》，光是题目就够奇特的了，小说写到两位青年因艺术结下深情厚谊，但情谊并不能阻挡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差异，他们的交流日益艰难，当大家都在谈全球化、同质化的时候，周嘉宁却写下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同代人造成的隔阂。这也是成长经验一种。王占黑的中篇《小花旦的故事》将“我”的成长与反身份的“小花旦”老人的人生经历交织叙述，一个逝去的时代宛然眼前。 　　房伟《“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构思独特，以历史中与读者拥有相似经验的小人物为媒介，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有趣的重构。 　　宋小词的写作粗粝，《固若金汤》关注聘用合同工与公务员之间的等级差异。小说核心事件有两个：“我”在送材料时把自己也送到副处长的怀里，意外分到了上一年的绩效工资；与“我”情同姐弟的合同工在干群矛盾中被迫顶包，接受辞职。良心未泯的秦江南和追求正义的兰大懋一度成了命运共同体，他们在与现实同流合污时依然坚守内心某个光辉的角落。标题既指女主角的道德观念，也隐喻整个社会利益和阶层的固化。

　　2018也是须一瓜的收获年，她的长篇《双眼台风》、中篇《甜蜜点》和短篇《会有一条叫王大新的鱼》都获得了相当的关注。须一瓜持续在侦探小说的框架下将写作伸向四面八方，她的执着开拓让人心生欢喜。 　　近年来，随着刘慈欣、郝景芳等科幻小说家的努力，科幻小说正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王十月、王威廉等也开始尝试创作科幻小说。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虚构了元世界、子世界、O世界三重世界，并融汇“下凡”的神话，故事扑朔迷离、虚实交织，虽然是借科幻说自己的话，但不能不说科幻的未来向度对当代作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之外，朱大可的神话小说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神话乃民族的诗，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字造》以仓颉造字为素材，将字分为光明系和黑暗系，写出当代人对远古祖先的生活方式和创造方式的重新想象。 　　非虚构作品：与时代共振与纠偏 　　随着非虚构写作的深入人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比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资料详实，作家的经历和人格的光辉得以复现。马丽华的皇皇巨著《青藏光芒》也值得另眼相待。无疑，今天科学技术也被市场意识形态庸俗化了，科学家这个曾经光芒四射的称号今天正在遭遇危机。我们的时代以取笑专家、科学家为乐，熟悉科技史的都知道，自地理大发现之后我国的科技就落后了。而要振兴科技先要弘扬一种敬重科学家的态度和尊重科学的精神。对于青藏高原，马丽华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和情感。她的作品是祛魅也是赋魅。 　　袁敏的《兴隆公社》将个人视角客观化，以个案反映历史的侧面；《访问童年》则选择尽可能多样的访问者，话风非常朴实，秉笔直书，在平民百姓的童年里藏着真正的时代画卷，犹如一面镜子将就要被忘却的匮乏时代重新反射到我们面前。王梆的《当代英国观察》系列扩宽了我们的感知范围，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不是拍相片发微信圈这么浅表。

　　我也特别乐意谈一下余秀华的《且在人间》，非常本色的写作，我们仿佛听到她在大街上惊天动地的喊叫。诗人余秀华的感受和诗艺都值得称道，因为她有不屈不挠的灵魂，她与天地万物交谈。“摇摇晃晃的春天”，是属于她个人的生命体验。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何时想象过残疾女孩的强烈渴望？在大街上喊出自己的心声是什么滋味？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压抑女性，不肯给女性人的地位。余秀华的散文和诗歌一样是女性真诚的呐喊，她道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本真的心愿。

　　苏沧桑的《与茶》用采茶的一天写出了茶农的艰辛、孤独与落寞，原始手工艺在消费时代受到挤压，一方面是茶越来越昂贵，另一方面茶农却得忍受贱卖带来的痛楚，忠于古老却要消失的传统让人心生痛惜。傅菲的《墨离师傅》用清简的笔墨写出了一个巫术师傅的一生，从他离奇起伏的人生中我们看到历史的淡影。帕蒂古丽是回族和维吾尔族的后代，居住浙江，她的散文常常给人新鲜感，《下雪了，我就回来》她的情绪在回忆和幻灭之间游弋。张羊羊在《钟山》杂志的专栏《我的词条》形式新颖，文笔自由。塞壬的《黄村黄村》延续了她多年来的观察，她对自我的坚持，对与时俱进的时代的考察是散文中的强音符。

　　林岗的《漫识手记》属智性写作，延续了千百年来箴言录的传统，他的理性思考、凝练的表达对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时代是一种有力的提醒。李敬泽近几年的专栏拓展了文体边界，融批评与散文、随笔于一体。他从当下出发去遭遇传统和西方以及枝蔓丛生的知识群落。透过夹叙夹议、情景交融和大开大合的知识帷幔，自由的写作之境里边有清明的理性，不含糊的姿态和精到的学识。 　　没有主义，只有高下。好的作品能超越作家、超越时代，好作品都如诗。而作为文体的诗歌在这一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则值得专论。
转载自北京日报，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