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散文写作的题材问题和基本的文学标准

散文写作的题材问题和基本的文学标准 　近来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散文家在写思想随笔，无外乎经典名著和宗教、神话，篡改或者摹写，都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当现实的题材不可再承受某些内心要求的时候，题材转换使得我们的写作有了可以依托和屏蔽的依靠。但一个问题忽然产生了:这种思想类的散文随笔写作存在着很多误读的成分，曲解或者按照个人意愿打开的世界从而从向了狭小和谬误。我不知道这是名著的幸运还是厄难。 　　　　散文的题材无外乎个体生活境遇、心情思绪和涉猎山水，读名著作文大抵是不新鲜的，从茨威格到钱钟书，鲁迅到当代的一些书本专家，前例浩淼，不可胜数。新散文运动之后，剩下的题材已经不多了，很多科学家和学者剑走偏锋，以学科取胜，使得散文有了真正的思想和科学含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无学科知识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十分匮乏的散文作家也开始染指宗教和神话了。 　　　　我们知道，宗教的教义大抵是明朗的，人尽皆知，但宗教是一个苛刻的信仰，外界者不可能只是凭借只言片语而深入其内髓。神话也是一样，各国的神话与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精神要求息息相关，作为异国人和界外人，如何才能够穿透并抵达本质呢？一些散文作家痴迷于此，生吞活剥，硬着头皮制造一些看似玄奥，实则类似“夹生饭”的散文作品，我觉得是无效的，可以承载一己之幽密心事，但终究与宗教、神话乃至名著之微言大义是相悖的，万言不及其里的。 　　　　很多时候，我觉得散文是轻的，可以承受一己乃至群体之痛，但不可以将之赋予社科论文一样的重量，散文不是探讨，不是随话就话，衍生歧义，勾兑思想；散文应当如曲折之流水，月夜之鸣玉，响声清脆，意味深长；散文更不是误读、诠释和牵强附会；散文是个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而在众多的题材被掠过之后，为出奇制胜，很多散文家开始找寻偏僻的题材，以新鲜的思维和技巧，书写了一些非常新鲜的散文文本。后起者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题材的匮乏导致了写作的创造性不足，难以超越前辈同类题材的尴尬局面。其实，这不是问题，人与人的个体区别就是散文的区别，唯有个体经验才是构筑我们独立文本的渊源所在。 　　　　个体经验是生活的，是真实的，不可僭越的。我时常对“散文必须真实”表示莫大的怀疑，从古至今，似乎没有一篇散文作品完全真实。“真实”只是散文的一个基数，而不是全部。对于处身底层，还没有被名利和虚假的颂扬包围的时候，我觉得，“底层生活经验、非凡的想象力和细致到位的细节”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散文写作之路。“经验”使我们获取了第一手的新鲜资源，他人无可掌控；“想象”构成了我们文学创作的基本品质；而“细节”是使文本区别于他人的具体标志。 　　　　关于文学的标准，在兰州时候极其赞赏徐兆寿先生的一番话，文中提到“终极关怀”、“伟大的心灵”和“精神向度”等基本文学批评概念。也对宁夏的诗人和小说家、散文家梦也先生阐述了一些基本的文学观点。我觉得，我们三个的文学理念是一致的，也是普天下都在讲的一个基本的文学标准。很多人表示了异议，他们声称上述这些概念太庞大了，空洞了，虚无了，跟文学写作毫无关系。我觉得了不可思议，就是这样一些在烦琐的现实生活中都忘不掉自己“诗人”和“作家”身份的人，他们的写作难道仅仅就是他们自己宣称的“纯粹为自己而写”的吗？ 　　　　这是不是有些荒唐？或许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吧。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写字为什么？要是纯粹为了自己，大抵是不会拿出来发表，本人又不会拿着写了几首几部好作品故作牛逼了得，在人前不可一世的。这话说的有点过，但是实情。那一天，和徐兆寿先生、青海的风马先生也说到了“谦卑”这个只属于大师的词。听风马先生说昌耀，忍不住眼含热泪，那才是真正的大师，现实中就是一个生活窘迫，处处不得志的男人，父亲和丈夫。谁知道这样的人创造出一点都不逊色于西方诗人的伟大诗章呢？ 　　　　或许昌耀不会高谈阔论，但他始终有自己的文学标准，这是了不起的。散文写作和诗歌小说相比，大抵是最难以建立和最容易被遗忘的。周涛的散文和诗歌红极一时，也是西北乃至全国最好的散文家之一，但现在看来，周涛的诗文实在不可与昌耀相提并论。在他们那一批作家当中，唯有张承志、史铁生（专指散文创作）始终令人刮目相看，每一篇作品都保持了相当的高度，为人所敬仰。而张承志就是有文学理想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且是一个学者，这一点，我想是构成他持续的文学创作高度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由此，牵连出我和徐兆寿先生谈的一个共同的认识：作家要学者化。我的解释是：很多作家只知道去写，甚至写的很漂亮，很到位，但理念仍旧是陈旧的，缺乏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更缺乏博爱和大度，仁慈和宽容，悲悯与人道。在2004年就说过这样一番话：“中国作家大抵是聪明的，有人叫做东方智慧或者中庸之道，甚至为此自美不已，著书立说。而我想，中国文学为什么远离诺贝尔文学奖，大概也和中国文人太机警、心性狭窄、机巧和处处卖弄世俗‘聪明’与‘中庸’有关。伟大的作品永远都不动声色、大巧若拙和指向宏大的。”（《有一些永生，有一些崩溃》） 　　　时间过了两年，我仍觉得自己这番话是正确的，也说到了问题根部。关于文学的标准问题，我想到了一个十分幼稚甚至浅薄的问题。很多人写了一辈子字，最终人去文终，烟消云散，有些人一生只写了几篇几部作品，却都成为了流传。这其中，我想文学的标准在起作用，作家的素质乃至人文理念也在起作用。从这一方面，我觉得“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是一个关乎到一个作家作品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词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说的，应当就是我们应当认同的基本的“文学标准”。 　　　附：威廉•福克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 　　　人类之所以永存，不在于万物之中唯有他可以连绵不绝地发出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有一种同情、奉献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描写这些东西。他们的殊荣就是去鼓舞人心，唤起人类过去引以为荣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与奉献精神，以增强其忍耐力。 （美）威廉•福克纳195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