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二婶、大学生[原创]

木祥
　　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木匠叔叔也去世了… …二叔晚年才残废，更是去世得早，二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就只有二婶和幺娘还活着，也都将近八十岁了。 　　二婶一个农家妇女，主持着安葬了我的奶奶，安葬了二叔。如果幺娘比她早去世，也得由她来安埋。这完全有可能，幺娘身体本来就没有二婶好，近年来越显老迈了。 　　我从懂事起，就没有看到过二叔。二叔在我心里，是一个谜，是一个梦。二婶却随时都在我的面前说起二叔，二叔出门就不回家，二婶没有问过理由，也没有强迫过二叔。二婶对谁都争胜好强，唯在这件事上，她依着二叔，这让我无论如何想不通。 　　马帮可以找个赶马的理由远走他乡，到了想家的时候才回来。二叔这个马帮，更是一去就不归家。马帮的家却是交给了他们的父母，更多的是交给了他们的妻子。马帮的妻子要管家，管父母管孩子，她们还担心在外的马帮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总是忧心忡忡盼望着马帮平安地回来。她们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赶马，她们不喜欢平庸的男人。她们总是在矛盾中过日子。 　　在我的印象里，二叔给这个家庭的信息，就是常给二婶寄钱，寄粮票。钱和粮票寄得不多，但次数不少，所以经常有邮递员到二婶家里来。经常给二婶送信的邮递员我都熟悉了，姓高，二婶叫他小高。当年，小高还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送邮件的时候，还在二婶家坐一坐，喝点水。现在，小高都成老高了，去年就退休了，住在县城西山村。可想而知，二婶也应该老迈了。有时候我到西山村去玩，碰到老高，还和他说起这件事，他还说二婶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女人。多年来，我们了解二叔的信息，也只能是从他往家里寄东西和他写的信里得到。有时候，二婶也到昆明去看过二叔，但那种时间总不是太多。我曾经计算过，二叔和二婶结婚的这辈子，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上两年。二婶却从来都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离别之苦，二婶总是讲二叔的好处，这让我感到惊奇。后来，我又常听二婶讲昆明铁路局中心医院这个地方。二叔受工伤住院，就住在这个医院里。二婶曾在这个医院看护二叔一年多时间。我到昆明，从北京路走过，路过昆明铁路局中心医院门口，就不由得想起这件事来。 　　二叔住了两年医院，就由二婶接回家来了。二叔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残废了，他的腰里装进去了一条一尺长的钢板。如果不是负伤残废，也不知二叔要到哪年才回家来。二叔出门时是赶马，也不知是哪年学起了木匠，二叔说，他在铁路局修房子时，从三层楼高的房梁上掉了下来。 　　二婶家里人不多，但每天都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二婶喜欢过轰轰烈烈的日子。到二婶家去的人，大部份是她做过媒，说过媳妇，或者是帮忙做过“锅灶”（办喜事做厨师）的。 二婶聪明能干，嘴也能说，村子里人喜欢请她说媳妇，二婶也喜欢帮年轻人做媒。实际上，在乡村里，能做谋的人不多，“做谋”，最能展示农村妇女的能力和水平。在我的印象里，村子里的媳妇，大部分是二婶做的媒。二婶做的媒，一般都能成功。做媒时，二婶会根据双方的条件来定对象，村子里人叫做“量体裁衣”。比如说，地主的儿子，她就一定会去找一个地主或者是富农的女儿，而且家庭情况也十分般配。我小时候，最爱听二婶和人家讲婚事。二婶做媒都是在晚上，在她家的火塘边上讲，听她说婚事，好象是听故事一样让人好奇。有时候，婚事进展不顺利，或者说要暂时保密的，二婶就不让我听，就把我赶到小屋子里去睡觉，我小屋子里蒙着被子里心里很不高兴，但又还竖着耳朵在偷听。 　　二婶做媒，往往是从说亲，娶亲，然后到男女双方的家庭问题，都一直包干到底。有人家结婚后，两口子不合，也要去找二婶解决。有一个叫胡国元的，结婚都五年了，有一次，因媳妇不起来做早饭，胡国元就往她的床上倒了一瓢冷水，两口子就扭打起来。二婶知道了，闯到胡国元家里，不问青红皂白，见面就扇了胡国元一个耳光，胡国元二话不敢说（当然，这件事是胡国元不对）。 　　我还想说的是，二婶曾为我做了一次媒。那一年，我刚从怒江修公路回到家里来，二婶就张罗着为我说媳妇。二婶为我说的是金官街上她妹妹家的女儿，由于是二婶上前，不久就说好了，还正式定了亲。但后来我到西藏当兵去以后，觉得这门亲事不太合适，就写信回去退亲。我远在西藏，不知我写信回去以后，二婶骂没有骂我。但我从西藏退伍回到家里，二婶从来没有多说我一句不是的话。退伍回到家里还不到一个月，二婶又在忙着帮我探听有没有合适的姑娘了。二婶说我当兵回家要趁早找对象了，不然年纪大了，高不就低不就，怕成“老小伙”去了。 　　二婶还喜欢帮人做锅灶。村子里办红白喜事，有人家起房造屋，都要请人做厨。二婶是村子里有名的厨师，做出来的菜可谓色香味美。村子里办红白喜事十分认真，先要在房子外打厨灶，用青枝绿叶搭一个临时的“凉棚”，把炊事用具，蒸笼案板全部搬到“凉棚”里去，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式。还要由厨师排菜谱，论各种菜类的多少，然后分配许多人到街上去买菜。把准备工作做好了，二婶还要物色几个人帮厨，那几天，整个厨房里都只听得到二婶和帮厨女子的喜笑声。我记得，那时候，一家人办事，要闹好几天。二婶喜欢热闹，二婶不怕累，她好象是有用不完的精神。但一个村子里，一个生产队里，如果有人不请她去做厨，不请她去做谋，她反而就不高兴，认为人家是看不起她了。 　　二婶随时都穿得干净利落，尽管她很少穿新衣服，但总是整整齐齐。一年四季，二婶的脸、手脚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肥皂香皂都没有供应的，二婶就做一种“猪胰子”来用。“猪胰子”是用猪的胰脏用酒泡，再加上土碱做成，园园的，好象香皂一样大，用来洗手和洗脸，很退污垢，用后手脸都还非常细嫩，不需要擦任何雪花膏之类的东西。现在，我的妻子都还专门和二婶要这种“猪胰子”来用，一年要用两三个才够。在二婶的一生当中，穿得最多的是青布大面襟衣裳，这种颜色和这种格式的衣服她穿了一辈子。困难时期，她几年没有缝一件新衣服，但每件衣服都补得平整而四熨。她腰上总是系一条黑而围裙，看上去特别精神，她走路总是风风火火，一看就是泼辣人。村子里的人都说，我们成家，女人要比男人泼辣干脆。二婶的性格和能力，完全可以接奶奶的班了。 　　在家庭里，二婶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带大了三个孙子。二婶只有一个女儿，就招了一个插门女婿，养了三个孙子。想不到的是，到了二婶晚年的时候，二姐和丈夫离婚了。家里就又只有三个女人，三个孩子。二婶虽然感到压力大，但还是让三个孩子继续读书，最后，两个孙子考上了大学，一个孙女考上了卫校。三个孙子读书期间，二婶70岁了，还和二姐喂猪卖，承包人家的田地打粮卖，历尽艰辛。现在，三个孙子都已经毕业，都有了工作。二婶这个马帮家属的一生，我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描述，来表达。二婶对我们这个马帮世家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我觉得这不是说大话），在她的三个孙子都有了成就以后就更能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