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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迟到一年的太白山行纪

2020-09-17抒情散文Winson

隐——迟到一年的太白山行纪文/文森 自三登太白归来,便想书写些文字。但年来下笔,每每中道崩殂。题目和大意其实都孕自一年之前,所以还能记得,是因为不想失之言而无果(盖已答应同学写此游记)。这几年里三登太白,每次登罢,都不免疑问,是先有太白山

隐——迟到一年的太白山行纪
文/文森

自三登太白归来,便想书写些文字。但年来下笔,每每中道崩殂。题目和大意其实都孕自一年之前,所以还能记得,是因为不想失之言而无果(盖已答应同学写此游记)。

这几年里三登太白,每次登罢,都不免疑问,是先有太白山,还是先有李太白。幸而李白有遗作: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说实话,这诗在李白的作品中算不得上品,幸而诗仙有遗诗,于是有理由相信大致是山名于人之先了。

今早无事,得以览几篇闲文,思考些无用的话题。读的都是古人之迹,比之经济新闻、社会时事自是轻快不少。人们谈论先贤圣人,似乎也并不摄于其余威而有所顾忌,还是太白写的,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言语中的戏虐调侃,方才能显出最有灵性的智慧和幽默。而谈论身边的事情,则不免考虑些个社会和谐、稳定团结的问题而意犹未尽。仿佛大冬天的前往澡堂子沐浴,除衣尽而被告知停水,心有不畅也无可奈何!闲话少叙,今天读到关于所谓“隐士”的二三事,加之写书的人也被冠以“隐士”之名,诚然作者不已此称呼为荣,但我却想到有关“隐”之二三事。

古人将“隐”分为三品。所谓大隐、中隐、小隐。盖隐亦有品类,不可以“隐士”而总括也。畅行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粗线条的划分无非四家,儒道释法而已。今天看到有人将法家影响下的士人称之为“出人头地狂”,不禁会心一笑。如此说来,法家倒是当今成功学的鼻祖了。说道成功方面,儒家对于成功的追逐大概和法家并无二致。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稳定的存在,这方面的共识也许正是其基石之所在。且不论儒法在政治诉求上的区别,其追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无非是“修齐治平”之类的东西,于统治者都是大大的有利的。统治者所以愿意推行它们,这是所谓的帝王术的问题了,按下不表。

道家的目标则完全不同,或者说,道家根本没有目标。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一者如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深信社会的前途乃是系于自己一身,自己的努力能改变人类的前途。一者如同饱经世事的老者, 只是笑笑看看热闹,钓钓自己的鱼。只知道天道有常,不因我而异。

这直接导致了隐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隐而待发“,一种是”隐而不知其隐“。境界上的隐才是 千百年里为士人群体所认可的隐。身体上的隐只是形式而已。钱穆先生云,中国的社会没有阶层,只有品流。这隐者,往往是品流很高的人群。是中国文化里绕不开,不得不谈的一个群体。古代的文化将品流看的很重,清谈之风乃是始于魏晋,清谈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便是品评时人。后来的背后议论、八卦长舌,盖魏晋清谈之遗风耶?

有人在隐的标准前加上一条”可仕而不仕“,这标准也确实很容易服人。否则大批求仕而不得,心灰意懒回家摆弄锄头白菜的落魄文人皆可称”隐士“,那隐士的从业门槛也未免太低了些,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我今天想说的是”隐者“,而不是”隐士“,连士都可以不是,何况仕乎?

为隐而隐,隐而待起者,从群体上看,比较有名的便是”终南捷径“, 终南捷径之说始于唐朝的一位宰相卢藏用,《大唐新语》记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辞归。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嘉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终南山,今天离西安只有三十分钟车程,隐于此处,既可以不失隐士之名,又同政治中心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方便应招上京,也难怪很多人都有过隐居此处的经历,比如著名的诗人王维。李白之”隐“更是可爱的让人忍俊不禁: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听到李白这个自问自答,我也只有笑而不语了,套用网络语言,那真得呵呵了。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要隐居了!就在碧山!我够淡然吧?满世界的吆喝,但事实上,终其一生,李白”隐居“半年以上的,好像一次也没有过,也就是隐隐看看,既然钓不到鱼,那还有什么可装的呢?在他看来,隐居不过和太公”广张三千六百钓“一个作用而已。不过这也倒真符合他率性潇洒的风格。李白一生耻于应举而仕。可是不愿应举而仕,最多只能算是恃才自傲,同他所钦佩的古代名士的风骨尚有差距,终其一生,李白在隐的境界上都只是望陶谢诸公之项背而难及。

先暂时说回太白山,太白为秦岭诸峰之首。现在名气并不大,大概是因为开发不如华山等名山,但这于我辈登山者看来反倒是好处, 游人不盛,则还有些许清幽之感。观山须得远观,入其中而不觉其高、登其上而不觉其险、游其内而不觉其奇。最美不过入山的途中,然而从山脚到三千米的高度,都是坐车而上,历时大概一小时许,徒步攀岩,其困难可想而知,不过乘车而上,其间的很多美景也值得匆匆路过而不得细细欣赏。

山路蜿蜒,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车轮离路沿只有尺许,说是不紧张是骗人的。沿途路过有古栈道,贴石壁而建,一面深涧清溪,一面万丈悬崖。所筑的栈道皆为木质,木须深入石壁。前后相连,绵绵不绝,约有两三里许。古人云,蜀道难,其实所谓蜀道者,就是从陕南汉中进关中的道路,大抵说的就是这秦岭之中的山路了。汽车所行之路自然是借助了现代科技开山凿石而成的,每每路过一段路程,上有巨石悬空,竟会不自觉的侧身而避,但须知此石之形成,历经风吹雨打,量有百年之久。 盘山而转,约莫半小时后,忽然豁然中开,来路清晰可见,所经之路段俨然布于山谷之中,蜿蜒曲折,郁郁葱葱的一片,尽收眼底,雾绕云飞,深谷幽邃。

然而眼界愈开阔,则海拔愈高,山路愈险。汽车所转之弯也愈急,每过一道弯,都提心吊胆一番。行至山顶时已近黄昏,便于山顶的简易房草草住下,山中游客不多,我们前去时时至五月,只穿了一件衬衣和薄外套,哪只山上大雪方止,积雪还堆在屋边路旁。心中多事,于是前往道观求得一签。夜里偶遇佳友,煮酒夜谈,亦属快事!

次日天亮,继续攀登。中途而反,不能至于目的地。下山途中,偶遇挑山工,挑矿泉水和方便面前往文公庙、大爷海诸处。沿途山道窄三十厘米到半米不等,一面是乱石散布,加之山风来袭,让人站不觉稳。然而这些挑山工身负重物,步伐矫健,来去自如,令人佩服。我们途中偶遇,便闲谈几句,我问他们一日能上下几个来回,答曰大概三四次,我默然,来太白山的人,探险徒步爱好者大有人在。装备之专业,准备之精心,不用细讲,然而所来之人,最终能到达大爷海者,十之一二而已。然而这些挑山工,来回上下一日三遭,也未见困倦。自有雅士隐居山脚,闲则涉溪而行,春而沐风,夏而濯足。亦有僧侣,隐于山腰,问天求命,赚取个香火钱。其实即便隐中前辈如陶渊明,其实自己也是不耕作的,自有佃农为他耕种,他自己大概也只是闲来无事,提起锄头,写两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已了。于我看来,这些所谓的隐者,还不如那些挑山工更像隐者,这是我离开太白山的所想。所擅之事,本无高下,如卖油翁言,无他,但手熟尔。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隐呢?居其位而谋其事,精其艺而晦其名!范仲淹的一句半话说得好,一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半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另外半句说的不好的是据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半句对隐者而言,甚至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并不聪明,所谓吃的是地沟油,操的是中南海的心,说的就是这句话吧。突然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张缙彦,这哥们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士人,当时流放东北的宁古塔,不以那里是荒蛮之地而嫌弃,居然驾着牛车,拖家带口的乐呵呵的就出关了,到了宁古塔之后,教人读书、耕种,悠然自得的在这里过起了小日子,这哥们到了宁古塔的第一件事,不是其他,而是联系其他流放在这里的士人,流觞曲水、饮酒赋诗。 这才是真正的大隐的潇洒,须知,那时候的宁古塔在人们的眼中还是一个不毛之地,是流放犯人的监狱,终张缙彦一生,也许身边太多人试图逃离,来了走了,但他贵在乐知天命,不以己悲。另外一个是苏轼,有太多少年成名而最终困苦聊倒的人,苏轼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他也不是那么的达观,很多时候,人们在最不达观的时候,才会去写一些句子掩饰自己的苦闷。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身。这是乌台诗案后这位潇洒的诗人写下的句子。即便是在黄州、杭州,他写下大江东去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是一样的在内心挣扎: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直到到了海南,这位貌似放达的人才真正的放下了一切,他教当地人读书,在这里不识字不读书的地方教出几个状元,他教这里的人做中原的食物,改进耕作的方法,当地人亲热的称呼他苏公,并且把他最爱吃的东西命名为东坡肉,这时的他,才真正像是一个隐者。

《老子》的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就一定不是正确的东西,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辩若讷。现代的科技发展一步一步的证明了老子里面的话的深刻,余偶翻书几页,览景一二,也对隐的概念越来越变化。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但是,我要说的并不是道,那就还是写下来吧!


作于2013年7月8日于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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