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城市的距离

　　有时候，我喜欢用一把尺子来回的丈量：我离这个城市还有多远？有什么东西能够容纳我，又有哪些东西还在固执的拒绝我，或者，我还在固执中拒绝着城市对我的同化？是语言、思维，还是行走的方式，甚至吃饭的习惯？所有的疑问当然只是虚晃的招数，这把尺子并不真的存在，因为我已经用十五年的学习和近十年的搏杀逐渐修正了乡土出身的自己，给自己辟出了一条蜿蜒的小路，这条路通向城市的某个角落。 　　学会蜷缩着生活，即使是一个角落，也能成为安身立命的庇护所。　　 　　但有一个人始终不肯蜷缩自己的身躯，也不肯修筑自己的道路，理所当然的就被排斥在城市的旋律之外，他就是丹尼•布德曼•T•D•柠檬•一九〇〇，长长的名字说明他出身的奇特：他被人遗弃在一条叫做“弗吉尼亚人”号的大船头等舱的一架钢琴上，老丹尼•布德曼像接受上帝的恩赐般的接受了他，从此，他就开始在这条船上生长，生活，思考，直至一时的辉煌乃至最后的湮没，一步也没有离开。一九〇〇是一个奇迹，钢琴的奇迹，一九〇〇也是一个符号，艺术的符号，一九〇〇也是一把精细的标尺，横在城市与人类之间，直白的雕刻下一个个刺眼的刻度，意大利作家阿利桑德罗•巴里科塑造了他，他也因为《海上钢琴师》被拍成电影而蜚声世界，一种天真到癫狂的生存方式曾令许多人为之长吁短叹。在三十余年海上没有停止的漂泊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过客，只有他是真正的船上的主人，大海的守望者。 　　曾经有一次，一九〇〇几乎要离开这条大船，他说自己想要看看大海，换个角度，从陆地上看。但是，当他走上长长的悬梯，要沿着陆地与海洋的连接线从此岸走向彼岸的时候，却又突然停住了自己的脚步：“他停在那里，一只脚在第二级台阶上，另一只脚在第三级台阶上。他就这样久久地停在那里。目视前方，仿佛在找什么东西。”接着是转身，“重新登上那两级台阶，背对着世界，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就像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和钢琴有着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缘分一样，船上的人也同样不知道他在第三级台阶上看到了什么，他们的眼中只有夕阳，只有被夕阳染红的海水，还有海陆交界处穿梭的喧嚣与迷狂。
　　在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方面，巴里科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高手，在凭借小说《海洋•海》一跃成为意大利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明星作家之后，他更是意气风发，用“笔调优美抒情神秘，故事仿佛寓言传说，意在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与欲望”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书写人类某一心灵深处的浮生风景。风景是断面式的，关照却是直逼灵魂的，这种关照是出于对于城市膨胀后人类生存的审视，更是现代世界里人类无家可归，被城市逼迫着延口残喘的结果的拷问。一九〇〇站在海洋和陆地之间，也同时站在艺术和现实之间，他觉得自己离艺术和心情很近，离现实和秩序很远： 　　“整座城市，望不到边际。” 　　“一架钢琴。琴键是始，琴键是终。八十八个键盘，明明白白。琴键并非有限，而你，是无限的，琴键之上，音乐无限！”
“但我登上悬梯，前面就展开了一副有百万键、千万键的键盘。百万键、千万键，无边无际，千真万确，无边无际却从未堙没。在那无边无际的键盘上，在那无边无际的键盘上没有你能弹奏的音乐，你坐错了位置，那是上帝弹奏的钢琴。” 　　城市，是上帝弹奏的钢琴，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也都是上帝的一个琴键，你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有时是不由自主的。这是一种茫然的失陷，失陷在不断扩展的城市纵横交错的马路和诡异迷离的带着秩序桂冠的混乱里。卡夫卡曾经用城堡来表现一种无望，永远走不到的城堡就是永远的城市的世界，在城市面前，我们也许都是异乡人，真正的城市人已经不能看见，他和城市已经融合在一起，和钢筋水泥、和喧嚣杂乱混合在一起，没有身影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呼吸，他们是随着机器机械运转的某一个部件，没有方向，只有跟随。一九〇〇不想这样，他有自己的心灵寓所，陪伴着颠簸与风浪，陪伴着舍弃任何秩序的钢琴。也许，一个从小就呆在船上的人，陆地的平稳反倒成了无尽的折磨，人在上面会感到眩晕无助，那是另一种灵魂的流放。 　　苏珊•桑塔格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在《旅行的问题》中，毕晓普这样说：“莽原、都城、邦国、尘寰\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去路非此及彼……\所以，我们当伫足家园\只是家在何方？”但城市又恰恰是“具有活力，是效率最高、生产力最强的部落，与人的第一需要——生存，息息相关。”所以没有人能够忽略城市。尽管有些人城市人早晨一睁眼就欠银行一百块钱，但他也愿意这样负重前行，因为如果没有房子，不能获得城市的居住权，那么自己离城市的距离会越来越大，至少表面上的“家”的感觉也会丧失殆尽。家园就是你永远不要离开的地方，就像乡村的宁静，行船的摇晃一样，虽然只有小小的一方自己的土地与居室，那也代表着一种操守，有自己“无限的音乐”在。当你走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不满足，永远的不满足，这时你就已经背离了家园的舒适与安闲，走上了一条不停的拉近一种距离，但最终也不能弥合距离的漫漫长路。“一个人，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就象是城市里的一粒尘埃，任凭风把你吹到哪就到哪，你又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呢？” 　　一九〇〇最后随着大船一起沉默，“炸药在脚下，炸药无处不在。”后来他“看到了天堂的情景”，但天堂里找不到他的名字，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口，没有真正的父亲和母亲，他只是来往于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船上的钢琴手，相对于流转的时光，他只是一个没有身份的“过客”。他的美妙的钢琴声曾经使他获得了一个精彩的过程，而最后的消亡也证明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精彩，就像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里所说的那种含磷的物质一样，在“在它就要死去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最明亮的光芒”。一九〇〇的意义除了不受规矩约束的钢琴声以外，还在于他对“人”的语言的坚守，但“坚守”又同时伴随着无可消除的孤独，在那些看到美洲的人的狂呼背景下，一九〇〇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对着大海发呆，城市的阴影因为更多的人的涌入而越变越大，最后淹没了那条航船，还有一九〇〇单薄的身影。正是那个沉默的身影，反衬出城市的轻浮与浅薄。 　　城市的距离，因城市对于人的隔膜而渐渐变大，也因人对城市的恐惧而慢慢拉伸，在人与城市之间，就诞生了涂满情采的挽歌，在海面与陆地之间缓缓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