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遗失在罗浮宫前

　　一想到罗浮宫，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晕眩感。我感觉到又在罗浮宫前那个陌生的广场上旋转着，旋转着，晕晕乎乎飘了起来，飘了起来。
　　我是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巴黎的。下飞机时，正是巴黎的清晨，而手表还忠实地显示着北京时间：12∶30。登机时手表上的时间是24∶05分，空中飞行时间长达12个小时还要多，这是我有生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空中飞行。
　　入乡自然要随俗，来接我们的导游，一位个子矮小皮肤黧黑的女士在我们上了大巴后要大家对准巴黎时间，说现在是清晨6∶35。
　　有人说，我这天的丢失一定是时差导致的生理反映，而我却一直怀疑，事情的缘起一定与大巴即将启动前我和几个同伴带着戏谑色彩地喊出的那声“误导！”有关——那是在导游小姐自我介绍说“我姓邬，大家叫我邬导好了”时我们不约而同笑着喊出的。这天随后的行程，我总有些晕晕乎乎。先到凱旋门，在温暖的晨曦中匆匆忙忙绕着灰黄色的凯旋门照相时，就有一种进入梦境的感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在有十二条大街辐射开去的星形广场短暂逗留，然后去了艾菲尔铁塔，路过拿破伦母校，再到了凡登广场，在一家叫喜盈门的中餐店吃过午饭。午饭过后游了协和广场，我们就开始向罗浮宫进发。
　　车还未到罗浮宫，邬导就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解开来。她自然要讲到罗浮宫的历史，讲到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我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些东西早已从各种书籍和资料上读到，对我已失去了新鲜感。但是她说到呈U型的罗浮宫建筑前有一个酷似金字塔的建筑，是密特朗总统邀请著名的美籍华裔建造师贝聿铭为博物馆设计的，这座“金字塔”为卢浮宫博物馆，也为巴黎市增加了新的耀眼光彩时，我记住了她的话。
　　果然，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了那立于巍峨的罗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在下午的阳光下闪耀。
　　我开始手忙脚乱地对着那些古迹拨弄相机，代表团的成员也四散开来照相。我记得在罗浮宫广场前还遇到木祥，还为他以罗浮宫广场前三道圆拱门组成的大门为背景照了相。后来，我便做梦般地沉浸到一种境地中。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古老建筑，什么也不想。只是不时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我的伙伴们突然间从广场上消失了，等我回过神来，我只看见陌生的人群从我身边熙熙攘攘走过。我当时还没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本能地迈开步子朝向猛赶，到了金字塔也不停下脚，一直朝里面的古老建筑赶。
　　错误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我越过金字塔，来到由一幢宫殿式建筑和两侧古老建筑组成的U型建筑前，仍然看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想，我的伙伴们也许进入到其中的一幢古建筑中去了，连忙朝正前方的建筑疾步赶去。但建筑物的门洞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开始焦虑起来，我照相的时间很短，不至于与他们拉开很大的距离的。我朝右边的建筑疾步走去，看不到我的任何一个旅伴。再转到左边，情况同样如此。从时间估计，我与他们间的距离不应该拉开到很远的距离，但他们却神秘地蒸发了。
　　我的更大的错误，还在于竟然自我安慰地想，这么大个广场，他们一定在建筑群前照相。反正总会遇拢一起的，于是心安理得地开始对着金字塔后面和两侧的建筑照相。一处一处照了门、窗、柱、檐上的浮雕和装饰，然后又照建筑前的雕塑。直到我照完一个骑在马上的武士雕塑，再次用眼睛搜索我的同伴时，仍然看不到任何一个旅伴，我才有些疑惑，并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因为，如果他们和我一样在照相的话，一定散布在我的四周，早就应该遇上他们了。
　　只好往回走。又来到金字塔前。突然间就看到了金字塔的入口，一列排列得很长的队伍正从入口里移动。心一跳，想起了邬导津津乐道的介绍。我的同伴们是不是也进入了里面呢?
　　这时，我遇到了语言的障碍。我想询问，却无法开口。我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哑巴。语言像一道道透明的墙，把所有的人都隔在墙的另一面。
　　突然见人群中有个华人模样的人，连忙上前打招呼，他嘀哩咕噜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才发现是一个亚裔游客。
　　我心存侥幸地排在队伍后面，随着队伍往前移动。到了入口，没有查票的。缓缓进了金字塔内，才发现里面宽敞得很，而且有好几道门通向四周。这时听到了有人在说熟悉的中国话了，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喜出望外，迎上前去，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是的。我说我与同伴走散了，能不能进去找到他们?他告诉我进去要买门票的，20欧元，而且这里门很多，万一他们从哪个出口出来，你又进去，不是更难找到他们?说罢爱莫能助地一笑，你不如在外面广场等他们吧。
　　我记得在一条通道里隔着厚厚的玻璃看见了展览厅里的游客，但是却不能进去。后来，我走到地面，开始在罗浮宫前的广场上游荡，我看到了很多肤色各异的游客，脸上充满微笑，但都不注意我。我感到自己飘了起来，是一个随风飘荡的影子。想起邬导在路上津津乐道的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心头充满了沮丧。渐渐地，我感到蒙娜丽莎谜一般的微笑，像这秋后的阳光，无处不在。无论我怎样行走，都始终走不出这无处不在的微笑。用手去摸了一下手机，立即想起出国前匆匆忙忙忘了办理国际漫游手续。而且，纵使能拨通手机，我又能给谁打电话呢?下车时我把导游日程表放在车上的包里了，上面有邬导的电话。
　　我从铺着规则石块的广场甬道走过，从一幢幢有着圆形拱顶和密集窗户的建筑前走过。
　　整个罗浮宫广场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听不到一点熟悉的声音。孤独地在广场上彷徨无助地飘着，我突然想起“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比喻。我渐渐焦虑起来，这时我看到了两个年轻的女孩正在广场上照相，一个长发，一个短发。从她们穿着的T恤上衣、牛崽裤和一头乌发来看，很像中国人。
　　果然听到了她们在说中国话。而且，其中的长发女孩子迈着修长的腿向我走来。“先生是中国人吧?能否帮忙照几张相?”心头一松，连忙答应说“可以可以！”在广场上，我为两个女孩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她们无忧无虑的笑，让我暂时忘了心头的焦虑。直到女孩收回相机说“谢谢”时，我才突然想起面临的处境，赶忙问：“二位是来旅游的吧?”
　　长发女孩我：“不，我们是到巴黎来留学的。”
　　我很难为情地向她们讲起了我的情况。两个女孩听了，互相望了望，短发女孩说：“我们的学校在得很远的，我们要赶回去了！不然我们可以领你去大使馆。”长发女孩说：“先生身上有护照吧?实在不行就只好去大使馆，请他们帮你联系你的同伴了。”
　　我的头马上大了起来。我想起我的护照一下飞机就交给了带队的团长。
　　没有护照的我，是一个无法验证自己身份的人！
　　我开始在广场上四处张望，快步走动。罗浮宫广场突然间变大了，只看见一双双移动的脚。在脚的缝隙间穿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我走来走去苦苦寻找的，不过是一个认识我或我认识的人。
　　我唯一的希望，是赶紧找到我的伙伴，不能被他们遗弃。
　　不知绕了多少圈，当我再次来到金字塔前，意外地又遇到了一个中国导游，他站在入口处等他的游客。怀着一丝希望，问他能否为我联系邬导，他摇了摇头，然后问我：你们今晚安排了什么活动?心一亮，想起了红磨坊。导游说晚上要领我们去看红磨坊演出！导游先生让我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几行法文，说：“如果到了下晚还找不到他们的话，你找的士。把我写的这个给他们看，他们会送你去红磨坊的。在剧场入口处等着，总会找到你们的人的！”
　　我再次沿着金字塔左边的通道，向后面的罗浮宫走去。虽然已是深秋，但我的头上还是冒出了细密的汗珠。路边，一位身着长袍、头发金黄的行乞女郞进入我的眼帘。我刚才好像看到她，身前摆着一个钵，里面投放着过路者的施舍。她一直坐在路边，至今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式。
　　仔细看她，脸上表情凝重端庄，我走到她身旁时她头也不抬起来，她的神态让我想起一尊雕像。我的心一动，我想起了断臂维纳斯。
　　不仅因为她也披着一件长袍，不仅因为她也有着丰腴的体态，中分后挽于脑后的头发，还因为她脸上的表情。是的，她就是维纳斯，只不过比维纳斯多了一对修长的手臂。
　　我伫足望她，焦虑的心情得到了某些缓解。我佩服这样一位行乞者。佩服她脸上的祥和、宁静，根本没有乞者脸上惯常有乞求的表情。路人匆匆从她身旁走过，偶尔有人投下一枚两枚欧币。她安静地坐在阳光里，不把目光投向谁。她似乎不需要谁来注意她，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来证明她，只是坐着，静静地坐着。我被她从容大度的气魄所震摄了。
　　望着这位长袍金发的行乞者。我初始的感觉是有些惊讶：想不到在法国的巴黎也有乞者，想不到一个人身处这样的环境还如此淡定自如——她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好证明，她关注的对象也许就是自己的内心！我突然忧伤起来，我们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找或办理各种各样的证明，出生证、学生证、工作证、身份证。没有证明，人好像就会蒸发，就会与世界失去联系。而眼下，我最需要的也许就是那个写着我名字的护照！
　　想到护照，我神思恍忽。我不知道我将飘向何处。那位行乞的女人，她确实像一尊优美的雕塑。也许，不久的将来，她身边不远处会出现一尊塑像，一个行销骨立的中国男子，屈膝坐在路边，脚前摆放着一顶圆毡帽，等待着路人的施舍。那男人就是我，一个被世界遗弃的人！但一想到护照，我禁不住又焦虑起来，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女人！
　　但她却不望我。我首先想到了“无视”这个词，接着又想到“无助”这个词。前者属于她，后者属于我。
　　我掏出了两枚欧币，投入她脚前的钵里。我想以此来证明我的存在。
　　钱币落在钵子里，铿然有声。我想她应该望我了，但她只是默默地平视着前面不远处，仍然没把目光投向我。
　　我转过身子。钱币落在钵子里的声音留在了身后，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这一天内能够证明我存在的唯一声音。
　　然而，就在我彻底失望的时候，证实我存在的声音还是真正出现了，它与钱币落在盘子里的声音相距不远。不远处，在落日昏黄的余光里，突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看到了邬导，她站在金字塔入口处，两只眼睛因喜悦而闪闪发光。“急死人了，我一直在找你！”她声音里充满快活。
　　“邬导你——真是不折不扣的‘误导’！”喜出望外的我，向朝我奔来的邬导猛力击出一掌。
　　我想她一定飞了起来，因为她是那样的瘦小。但邬导却没有飞，而是静静地站着，望我，不好意思地笑。“对不起了！一进罗浮宫的展览大厅，就发现你不在了，急得我一遍一遍找你，大家也帮着找，出了一身一身出汗！”
　　当我跟着邬导，沿着一个地下通道来到等候在停车场的大巴时，车上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我终于找到大家，大家也找到了我。我再次感到了我与世界的联系。
　　因为我的失踪，团长引起高度重视，把代表团分成了几个组。我提议推举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为我们滇西作家的“小组长”，组员为丽江的木祥、楚雄的米切若张、临沧的段林、李德栋和大理的我。在欧洲的整个行程中，我始终与鲁若迪基如影随形。每当我走慢了，鲁若迪基总会在前面等我，用他魁伟的身影做我真诚的指路牌。离开巴黎回国时，我的手机丢了，一下飞机，鲁若迪基便把他带着体温的手机递给我，让我及时保持了与家人的联系。我们始终注意着对方的存在，并以此来印证自己。
　　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见到鲁若迪基的文字，我总要仔细阅读。这个曾两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普米族诗人，他的文字也像他的人一样真诚。以致两年后当我在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中看到鲁若迪基的名字，毫不犹豫地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上赞成符号时，再次找到了那种相互联系着的感觉——我怔怔地感觉到，这个名字早在两年前就在等着我。有时我想，其实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不过如此简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