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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原创] 一 种 刻 骨 的 真 实

2020-12-14叙事散文何也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55 编辑

一 种 刻 骨 的 真 实——电视散文《胡杨祭》的民族化思考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被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会。但无论走出多远,“故乡在我们血液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55 编辑 <br /><br />一 种 刻 骨 的 真 实

        ——电视散文《胡杨祭》的民族化思考



  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被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会。但无论走出多远,“故乡在我们血液里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韩少功语)。”对故土对家园的感念,由于有了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眺望”,电视散文《胡杨祭》(乌鲁木齐台摄制)才能够出类拔萃,且具有了深广的文化韵味。
  对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讲,胡扬树这种次生林繁衍物是极具生命力的,长年的风沙侵袭,锻造了它坚韧不屈的品格,所以它又是一种难得的颇具象征意味的附体。用贾平凹的话说它拥有3000年的生命枯荣期。

  在漫长的生命等待中,胡杨一季一季地更替着。和胡杨相伴的克里雅人则一代一代地轮回着,他们在强盛繁茂的胡杨大梦里固守家园,挥洒生命。但是,因为剧烈的土地荒漠化进程,大片大片的胡杨林枯死消失了,克里雅人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沦丧了。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还有什么比失去家园更加悲苦的呢?

  灰蒙蒙的天,苍茫茫的地,秃秃的胡杨,白白的腐骨。不断迁徙的克里雅人一次次地背井离乡,他们举着空空的鱼网,背对远去的故园作着苍白的祷告。与其说这是他们面临的一种生存的真实,勿宁说它是剥离了历史之后的一种文化的真实。编导以近乎纪实的电视手法,如此坚决而彻底地审视这种生活的纯粹性,不仅使得象征的附体——胡杨远离了现代文明,远离了意识形态中心,而且也使得胡杨及其生存状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民族化特征。

  这是一次深刻而残忍的解析。编导正是通过胡杨的生死和克里雅人艰难的生存,从文化上反思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作家阿成曾言:“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忘记是由于有了背叛,不容易忘记是因为我们还存活着一种叫作精神的高贵品质:这就仿佛胡杨树,即使它的身躯倒下甚至内心被岁月掏空蛀干,但是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它还会长出新芽发出绿枝。我们在感叹生命如此坚强的同时,难道还能忘记它曾亲历的艰辛吗?

  很显然,该片透过胡杨树所极力渲染的人性力量和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它真正能够震撼我们心灵的,却是一个生命抑或一个民族对待磨难对待悲苦的态度。纵观全片,它并没有细节化地展现生命绝灭的过程,它只客观地记录了胡杨树凄苦悲绝的生存环境;地平线上的曙光,也不仅仅意味着自然意义上的时过境迁,而更多的是为这绝境生存增添一种人文关怀;飞沙走石的尘暴,除去令人窒息的视觉冲击外,也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象征意味;精炼深邃的解说和美仑美奂的画面相得益彰,但其核心却凸现了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深刻忧患。

  祭,在某种程度上标榜着反思。一个民族如果放弃了反思,那么,它必将和克里雅人一样丧失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如此的话,它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其实,无论在精神上、文化上,还是民族的成长史上,我们与胡杨树都有着极其相同的经历。在经历了历史的真实之后,“奥斯维辛以后”即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只有记忆的力量和由悲哀与痛苦构成的情状,才是希望的超验之光的酵素。”“苦难记忆要求每一个体的存在把历史的苦难主体意识化,不把过去的苦难视为与自己的个体存在无关的历史,在个人的生存中不听任过去无辜者的苦难之无意义和无谓。”(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胡杨祭》中有一个克里雅老人的镜头使人久久难忘:他坐在船上长时间眺望着远方,脸上的泪水早已干枯了,而双眼却仍空空的似在渴望着什么。这是苦难记忆的标志,烙在老人那木然脸上的无辜负疚,向已然败坏了的人的品质和自然环境提出无声的质问和抗议!

  由于有了人的觉醒,抑或由此及彼的拨正,胡杨的视觉形象还并没有使人心衰气丧。相反,我们获得的恰恰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广度和深度。

  “当无辜者在一方,而罪人们在另一方时,这叫作什么?”

  “如果人们将一切毁灭,一切都已失去,但太阳还在升起,空气仍旧清新——”

  法国电影艺术家戈达尔在影片《芳名卡门》中的这段对白,但愿能使每个有良知者不轻言放弃。而对于民族化的<胡杨祭>来说,文化重构也许更意味着不仅仅是颠覆,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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