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时代的美与精神高度——新中国70年散文创作的启示(王尧)
2020-09-17抒情散文川媚
散文是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文体,影响着人们精神生活中国当代文学70年,散文成就是其中重要篇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生活、书写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物新典型,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散文纪实性增强,在
散文是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文体,影响着人们精神生活
中国当代文学70年,散文成就是其中重要篇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生活、书写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物新典型,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散文纪实性增强,在文体上表现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成熟以至后来从散文中分立出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杂文也是这一时期广义散文的重要构成,《人民日报》“长短录”专栏,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及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是其中杰出代表。杨朔《雪浪花》、刘白羽《长江三日》、秦牧《社稷坛抒情》等创作,集中体现同时期小品散文创作特征。“诗化散文”被视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精神号角。可以说,这一时期时代精神及时反映在散文创作中,散文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参与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新时期以后,散文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无论是题材、文体还是艺术风格都呈现新素质,在处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趋于成熟。1985年前后,当小说、诗歌、戏剧出现显著变革,散文写作也逐渐开始寻求变革创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散文热”兴起:现代散文作品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层出不穷;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散文写作者增多,非职业写作给散文发展带来活力;散文一度成为读者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品。也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散文再一次靠近大众,成为与读者阅读生活紧密联系的文体。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的出现,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自信,也吸引了众多曾经游离于散文的读者。许多出自非职业散文家之手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发出自己独特声音。有深厚文化背景或学养,并且充分呈现写作者个人情怀的散文,以及以新的思想素质和表达方式介入现实、关怀生命的散文受到重视和欢迎。季羡林《清塘荷韵》、汪曾祺《蒲桥集》、张中行《负暄琐话》以及贾平凹等小说家的散文别开生面,成为文坛重要收获。
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散文不同文类此消彼长,报告文学和杂文逐渐从广义散文中分离出去,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成为与散文并列的文体。这种此消彼长与散文内部发展规律及精神演化有关,也与写作者、读者阅读、社会背景、文化生态等合力作用相关。文学意义与价值的产生无法和时代脱离关系,时代需要是推动文学文体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文体中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一种文体,或者说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文体。
越是全民写作时代,越应锤炼散文品质 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审美与市场的关系、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如果说诗之于古典,那么之于现代的则是散文。这里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对应的“诗”或者“史诗”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比喻,意指文学和市场、媒介、大众等更为贴近。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写作更需要对纷纭复杂的时代现实进行深入开掘,找寻生活洪流下的意义、精神、价值和诗意,从而呈现时代、大众与个人的肖像。史铁生《我与地坛》、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山南水北》等散文因此具有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迅速发展,个人和群体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故事产生的重要土壤,也应当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是散文创作者的重要机遇。当下,比“散文时代”这一说法更有普及度的是“全民写作”。媒介变革带来表达的变革,网络写作的兴盛是近十余年来的醒目景观。零准入门槛、海量文字产出、即时传播阅读,推动“全民写作”时代到来。散文的亲和性无疑让它成为全民写作的重要文体选择,新媒体时代散文形态成为不可漠视的存在。“全民写作”广泛的参与性和传播度为散文发展创造广博空间,这里面有提升散文创造力的无限可能。但与此同时,全民写作良莠不齐,存在碎片化、随意性甚至粗制滥造问题,这就需要理论批评加以选择和引导,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通道。
比究竟有多少人写作散文、散文究竟有多宽的文体疆域更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真正理解散文要素、写作是否具备散文品质。如果散文写作缺少与现实的对话,写作者疏于和自己心灵对话,以至在散文中看不到现实的生动丰富,看不到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那么无论文体怎样嬗变、技巧如何成熟,也难脱疲软之态。消费主义语境,散文作家更要肩负起思想使命,散文更要与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文化取向多元,散文作家更要突破纷纭表象,发现历史、现实、社会与人生要义;技术主义流行,散文作家更要创造独特的文体形式。这是我们今天考察散文发展的几个重要维度,也是散文写作需要建立的多种对话关系所在。
在沟通时代与个人中激活散文特性,走向创作高峰 上世纪40年代,在一次学术讲座前的闲谈中,有人问朱自清什么是散文,朱自清回答说: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散文。这一回答形象说出散文朴素平易和自由自在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散文写作是没有难度的写作,相反,通过艺术途径达到较高境界,从而让散文深入广大读者精神生活,仍然需要散文写作者的辛勤付出。
散文写作不能画地为牢。有些研究者逐渐将散文缩小为“小品散文”或者是“美文”,换言之,散文逐渐被定义为艺术散文。就我个人理解,散文应该处于“杂文学”与“纯文学”之间,中国的文章传统仍然应该作为当代散文重要资源予以传承发展。即小品散文或美文是散文主要文类,但散文不等于小品散文和美文。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主张,散文是海阔天空的领域。散文文体的边界是在变动中模糊,在模糊中清晰起来的。
散文的最高境界在于人、思想和文字融为一体。郁达夫曾经指出:五四运动“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如果按照人、思想和文字这三个要素来衡量,由现代到当代,文学的兴衰都与这三者的构成和融合有关。走向高峰的散文创作,需要在对人的观照、思想深度和文字创造性方面都有所深入,在与时代融合中激活写作者的创造力,激活散文自由广阔的特性,开掘散文文体的新可能。
我们时代需要的散文,既能够穿透历史、呈现时代精神,也能够抒发个人胸襟、烛照心灵世界,沟通时代与个人;既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俯贴大地,穿行在天地之间;既是社会的人民的,也是自我的创造的;既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如何,散文是向真向善向美的。在风格上,散文应该丰富多彩。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就说过散文的“绚烂”:“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样一种绚烂境界应该是当代散文写作者心之所向。当代散文创作高峰,应该是在新时代再造这种绚烂之境,同时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文体和风格,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与精神高度。
相较于小说、诗歌,散文凭借自己的文体优长能更直接呈现大时代中人、思想和文字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散文的兴盛直接关乎文学的整体繁荣。只有当散文写作对准时代中的人、思想和文字,校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散文写作才能离文学高峰越来越近。
(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08月16日20版)
新时期以后,散文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无论是题材、文体还是艺术风格都呈现新素质,在处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趋于成熟。1985年前后,当小说、诗歌、戏剧出现显著变革,散文写作也逐渐开始寻求变革创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散文热”兴起:现代散文作品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层出不穷;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散文写作者增多,非职业写作给散文发展带来活力;散文一度成为读者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品。也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散文再一次靠近大众,成为与读者阅读生活紧密联系的文体。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的出现,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自信,也吸引了众多曾经游离于散文的读者。许多出自非职业散文家之手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发出自己独特声音。有深厚文化背景或学养,并且充分呈现写作者个人情怀的散文,以及以新的思想素质和表达方式介入现实、关怀生命的散文受到重视和欢迎。季羡林《清塘荷韵》、汪曾祺《蒲桥集》、张中行《负暄琐话》以及贾平凹等小说家的散文别开生面,成为文坛重要收获。
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散文不同文类此消彼长,报告文学和杂文逐渐从广义散文中分离出去,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成为与散文并列的文体。这种此消彼长与散文内部发展规律及精神演化有关,也与写作者、读者阅读、社会背景、文化生态等合力作用相关。文学意义与价值的产生无法和时代脱离关系,时代需要是推动文学文体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文体中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一种文体,或者说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文体。
越是全民写作时代,越应锤炼散文品质 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审美与市场的关系、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如果说诗之于古典,那么之于现代的则是散文。这里的“散文”以及和它相对应的“诗”或者“史诗”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比喻,意指文学和市场、媒介、大众等更为贴近。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写作更需要对纷纭复杂的时代现实进行深入开掘,找寻生活洪流下的意义、精神、价值和诗意,从而呈现时代、大众与个人的肖像。史铁生《我与地坛》、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山南水北》等散文因此具有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迅速发展,个人和群体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故事产生的重要土壤,也应当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是散文创作者的重要机遇。当下,比“散文时代”这一说法更有普及度的是“全民写作”。媒介变革带来表达的变革,网络写作的兴盛是近十余年来的醒目景观。零准入门槛、海量文字产出、即时传播阅读,推动“全民写作”时代到来。散文的亲和性无疑让它成为全民写作的重要文体选择,新媒体时代散文形态成为不可漠视的存在。“全民写作”广泛的参与性和传播度为散文发展创造广博空间,这里面有提升散文创造力的无限可能。但与此同时,全民写作良莠不齐,存在碎片化、随意性甚至粗制滥造问题,这就需要理论批评加以选择和引导,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通道。
比究竟有多少人写作散文、散文究竟有多宽的文体疆域更重要的是,写作者是否真正理解散文要素、写作是否具备散文品质。如果散文写作缺少与现实的对话,写作者疏于和自己心灵对话,以至在散文中看不到现实的生动丰富,看不到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那么无论文体怎样嬗变、技巧如何成熟,也难脱疲软之态。消费主义语境,散文作家更要肩负起思想使命,散文更要与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文化取向多元,散文作家更要突破纷纭表象,发现历史、现实、社会与人生要义;技术主义流行,散文作家更要创造独特的文体形式。这是我们今天考察散文发展的几个重要维度,也是散文写作需要建立的多种对话关系所在。
在沟通时代与个人中激活散文特性,走向创作高峰 上世纪40年代,在一次学术讲座前的闲谈中,有人问朱自清什么是散文,朱自清回答说: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散文。这一回答形象说出散文朴素平易和自由自在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散文写作是没有难度的写作,相反,通过艺术途径达到较高境界,从而让散文深入广大读者精神生活,仍然需要散文写作者的辛勤付出。
散文写作不能画地为牢。有些研究者逐渐将散文缩小为“小品散文”或者是“美文”,换言之,散文逐渐被定义为艺术散文。就我个人理解,散文应该处于“杂文学”与“纯文学”之间,中国的文章传统仍然应该作为当代散文重要资源予以传承发展。即小品散文或美文是散文主要文类,但散文不等于小品散文和美文。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主张,散文是海阔天空的领域。散文文体的边界是在变动中模糊,在模糊中清晰起来的。
散文的最高境界在于人、思想和文字融为一体。郁达夫曾经指出:五四运动“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如果按照人、思想和文字这三个要素来衡量,由现代到当代,文学的兴衰都与这三者的构成和融合有关。走向高峰的散文创作,需要在对人的观照、思想深度和文字创造性方面都有所深入,在与时代融合中激活写作者的创造力,激活散文自由广阔的特性,开掘散文文体的新可能。
我们时代需要的散文,既能够穿透历史、呈现时代精神,也能够抒发个人胸襟、烛照心灵世界,沟通时代与个人;既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俯贴大地,穿行在天地之间;既是社会的人民的,也是自我的创造的;既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如何,散文是向真向善向美的。在风格上,散文应该丰富多彩。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就说过散文的“绚烂”:“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样一种绚烂境界应该是当代散文写作者心之所向。当代散文创作高峰,应该是在新时代再造这种绚烂之境,同时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文体和风格,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与精神高度。
相较于小说、诗歌,散文凭借自己的文体优长能更直接呈现大时代中人、思想和文字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散文的兴盛直接关乎文学的整体繁荣。只有当散文写作对准时代中的人、思想和文字,校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散文写作才能离文学高峰越来越近。
(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08月16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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