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璎 珞 松 鸣
2020-12-14叙事散文墨园堂主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1:48 编辑
初冬时节,寒风瑟瑟,我肩背行囊,从千山脚下那个叫丁香峪的小山村出发的时候,天空隐晦着,山路两旁的“火炬树”已经枯枝秃叶,花败蕾落了。根据剩人和尚“曾
初冬时节,寒风瑟瑟,我肩背行囊,从千山脚下那个叫丁香峪的小山村出发的时候,天空隐晦着,山路两旁的“火炬树”已经枯枝秃叶,花败蕾落了。根据剩人和尚“曾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1:48 编辑 <br /><br /> 初冬时节,寒风瑟瑟,我肩背行囊,从千山脚下那个叫丁香峪的小山村出发的时候,天空隐晦着,山路两旁的“火炬树”已经枯枝秃叶,花败蕾落了。
根据剩人和尚“曾经到过尚阳堡”这一点点渺茫线索,心中满怀无限的希望,沿海拔660米的千山西麓,踏上了寻访璎珞峰和“剩人禅师塔”遗址的崎岖山路。
剩人和尚,俗名韩宗騋,明万历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11年,生于广东博罗一个诗书礼仪传家的官宦家庭,他少年颖慧好学,才华横溢,是名闻乡里的一江南名士。其父韩日缨是明朝末年的最后一位礼部尚书,死谥文恪功。早年榜中秀才的剩人和尚,每每听人谈起明末宦官专权,官场腐败成风时,心中渐渐埋下了鄙视官场的种子。
在剩人和尚27岁那年,他目睹着大明皇朝纲纪不振,国弱民困苟延残喘的状况,埋藏在心底的那颗种子,便萌生出遁世脱俗,远离宦海,不肯为官的新芽。他执意潜心向佛,性崇禅宗,愤然出家,躲避在朋友家中,以此恪守忠贞不二,刚直不阿的性格。三年过去了,在明崇祯十二年,父亲韩日缨故去,剩人和尚落发广东罗浮山为僧,取法名函可,字祖心,自号剩人,以避乱世。
1645年,也就是顺治二年,清军大举进攻南京,入主中原,曾经安居乐业的大明皇朝黎民百姓惨遭杀戮,纷纷死于异族滴血的屠刀之下,横尸遍野;朝廷旧吏、文人墨客或杀身成仁,以死报效朝廷,或为虎作伥,变节降于异族淫威之下甘为走狗。在南京翻印藏经两年多的剩人和尚,痛感失国亡家之痛。当他耳闻目睹清军在6月24日至8月26日期间先后制造“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的“扬州十日”惨案和“清军屠城三次,牺牲两万多人”的“嘉定三屠”的两大惨案,见证了清军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大肆剿杀明军,涂炭华夏民众的罪行;见证了死于清军的刀枪剑戟之下明朝臣民惨状;见证了昔日作威作福的达官显贵,弃政逃遁,变节投降的丑态时,心生无限愤慨;他亲身经历了包括韩氏家族人员与明朝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纷纷举起义旗进行抗清斗争的英勇;他亲眼看到了族兄率领韩氏家族在东莞地区城门被攻破之时,同归于尽、全部遇难的忠贞烈节,泪沾衣襟,发出“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的仰天哀叹。
面对国破家亡,枉有一腔爱国爱家热情的剩人和尚,利用译经之余开始编撰《再变记》一书,私记南京城沦陷后清军的种种暴行,尽数明朝臣民英烈抗清的次次壮举,尽收百姓深受战乱之苦的桩桩事实为史,宣泄对清军无比愤恨,感慨家国之亡。
1647年秋天,剩人和尚与四个徒弟赴广东激励抗清将士,离开南京出城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再变记》、弘光皇帝的书稿以及一些有关明朝的资料被清军查出,将剩人和尚以犯有“谋叛罪”打进大狱,成了历史上“文字狱”最早受害者之一,轰动一时。狱中的剩人和尚,累遭刑讯拷问究其同党,“拷掠至数百”、“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语”,剩人和尚仍然死不招认有同谋“仅己一人”,又成为“文字狱”史上唯独“无人受牵连”的案例,剩人和尚被押解京师送审。
清廷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想知道《再变记》的究竟,剩人和尚“超度众生”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那些歇斯底里的刑部官员,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折磨了半年。顺治皇帝根据剩人和尚罪行,在衡量对他的处置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在自己的老家盛京(今日的沈阳)大南门的荒郊野外,有一座由几个院房组成的慈恩寺小庙,正在翻修,初具一些规模,于是,在1648年春末夏初,也就是顺治五年,把剩人和尚流放盛京,勒令监修慈恩寺,以示大开“慈恩”,想要他在那荒凉僻远的地方,被世人永久遗忘。身陷“文字狱”的剩人和尚,带着浑身的伤痕和沉重的枷锁,踏过苍茫的浑河,走进冰天雪地的盛京慈恩寺。
慈恩寺,位于今天沈阳大南街的慈恩巷,坐西朝东。在剩人和尚来到这里之前,这里香火冷落,庙内的和尚大都是务农的,不认得几个字,主持僧人只能诵一篇金刚经。剩人和尚初来这里,身单影孤,加之要案在身,根本没有自由,活动处处受到限制,无人愿意与他接近。他只是帮助寺里干些杂活,余暇时间教教僧人们认字读经。
顺治七年,翻修的慈恩寺落成,剩人和尚在这里设道场讲经说法,阐述禅宗之义,顿时轰动盛京城,皈依门下的人士络绎不绝,寺里的和尚们都对他亲热起来。更有盛京城里的一些文人名士和被流放到东北的故友旧交纷纷慕名来访,他成了盛京城里“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而耻”的人物,他们吟诗论文,聊以消遣。剩人和尚以他过人的佛学心境,极高的诗文和品行,获得了百姓极大的尊崇和爱戴。每当他讲法时,无论是凶暴之徒还是愚钝之辈都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听者如云。至于来请他排忧解难的更是络绎不绝,慈恩寺的香火才起了变化。除了在慈恩寺外,他还相继在普济寺等七座古刹作过道场,被奉为辽沈地区“佛教开山之祖”等。这些在今天的慈恩寺和重修的“剩人禅师塔”碑文及相关的书籍里都有记载。
那年春天,盛京城干旱无雨,城内外瘟疫四起,许多人头痛腹胀,畏冷发热,上吐下泻,城外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是跳神求鬼的鼓乐声声,城乡各处满目凄凉。面对此情此景,剩人和尚心急如焚,他亲自率领寺里的和尚翻山越岭,去东山嘴子一带采集马齿苋、藿香草等草药,挨家逐户地登门施送,在患者家中代煎汤药。遇到信巫不信医的人家,剩人和尚便采取借佛托口的办法,声称是“观世音菩萨送来的救命草”,劝人饮服,使许多生命垂危之人转危为安。
1650年10月20日,剩人和尚和一些流人们在人称“塞外高松”的左懋泰家里庆贺他的生日时,他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结社的风气,创办诗社的建议时,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在场的僧三人、道二人、士十六人、后来者八人,和诗32首。剩人和尚为诗社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冰天诗社”。“节旌既落心愈壮,诗卷犹存道未穷”,他积极联络同道,借诗言志,在大大地活跃了文坛的气氛的同时,“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在冰天雪地的塞外,在交往中,彼此完全超越了曾经有过身份的界限,友谊成了乏味的流放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后来有博学者赞扬他们的“冰天诗社”赋诗说道:“缁衣风雪下三辽,南国才情气未凋,散罡天花归去也,余芳犹贮剩人瓢。”从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剩人和尚从莺语呢喃的南国,被流放到冰寒料峭的北疆,应该说是十分不幸的,恰恰十分幸运的是,能在他死后几百年,仍然有人怀念着他,并且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倘若他能够忘却人世间的“文字狱”给他造成的苦难,在那个彼岸的极乐世界里,便会消除因被“流放”而滋生的许多怨恨吧?
随着清廷对剩人和尚监视的渐渐松弛,他得以寄情山水,每年都外出一二次,游览大小寺庙,足迹遍及丘壑林泉,写下诗篇百余首。1652年,也就是顺治九年,剩人和尚由慈恩寺赴千山,与千山僧人说法吟诗,乐而忘归,便常驻千山寺内,渐渐与千山僧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被千山这座灵秀的山峦深深地吸引了,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这里,其弟子今羞和尚等人将他的语言录下,编为《千山剩人语录》三卷,将其诗编为《千山诗集》二十卷。
顺治十年,剩人和尚来到银州龙首山苦修三年,佛教的正统“大乘法”在铁岭奠定了基础。这期间,奔走在龙首山和尚阳堡之间,在尚阳堡见到了曾为清廷向哥哥劝降、人称“塞外高松”的至交左懋泰,此时正在尚阳堡砺砥志节,勤于著述;见到了上谏朝廷“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的李茵;见到了上疏朝廷,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自己反被流徙的魏琯;见到了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的季开生和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的郝浴。昔日的朋友相聚在尚阳堡,共同追随那失去的王朝,竟有了诗境的土壤,也为这片零落着逃荒者和罪犯的黑土地,提供了最早的诗情。
戊戌五月,郝浴携家眷从尚阳堡移居铁岭办起“致知格物之堂”,两人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更加亲密,各持清风亮节,在诗文内尽表仰慕之情,诗歌唱达,相互勉励,彼此感到爽心宽慰。剩人和尚潜心禅道,讲经传术,把郝浴从“岂不爱官,押班螭头紫绶繁;岂不爱床,云鬓晓立温柔乡”、“今宵不买银州醉,枉向黄花荷插来”的痛苦、无奈之中带到平淡中和、超然物外的“致知格物”的精神境界中来。
顺治十五年,千山众僧迎请剩人和尚入住龙泉寺,身伫素有观渤海、观日出、观云飞、观松风、观莲花的千山仙人台的盛境之中,剩人和尚心生无限感慨:“几度登临不到顶,此回到顶畏登山,九州细碎烟尘里,万里虚填指点间,云在极低极可踏,天虽至近竟难攀。急须携手下山去,纵对仙人无好颜。”1660年,也就是顺治十六年冬腊月二十四,剩人和尚在慈恩寺留下偈云“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坐化龙泉寺,年仅49岁。众弟子念其对千山的深情,没有将其遗体“归骨岭南”,选千山璎珞观安葬。康熙十二年,剩人和尚的师兄亲率众徒,在璎珞峰西麓下选址造塔。”有资料介绍说,“那日郝浴闻讯,不避炎暑烈日,自银州跋涉至千山装香塔下,为其撰塔铭并提诗于塔上。”
在1775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年大典的时候,挥舞着“文字狱”李建的乾隆皇帝,在阅读各省报来的应该销毁的书籍时,突然发现了剩人和尚的诗集。这本作者已经死去115年的诗集,顿时让这位“开明”的皇帝双眉紧蹙:清兵铁蹄可以扫荡天下,“文字狱”利剑所向披靡,大明王朝政权都不堪一击,唯独这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却怎就死而不僵?一百多年前,先帝已经对这个叛逆“皇恩浩荡”豁开“慈恩”了,今天怎能让他在自己的祖先之地居“塞外佛教第一传人”宝座?怎能在自己祖居、陪都成“开宗鼻祖”之势?
想到这一切,乾隆皇帝惶恐不安,心有余悸。即刻下令给奉天府尹,仔细查看剩人和尚在世时是否有占住寺庙?是否有支派沿袭?是否有香火承袭?是否有无碑刻字迹留存?他在将那七级浮屠断碑毁塔之后,要在盛京彻底搜查销毁剩人和尚的诗文、著作及和他有关的全部记载,非要置之于“荡然无存”而防后患。
至此剩人和尚非但没能逃过“文字狱”对肉体的摧残,死后百年还在承受着精神的摧毁,两次遭受“文字狱”的摧残,这在整个种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顺治、乾隆两代皇帝挥舞着同样一把“利剑”,不但要摧毁一个生命,还要摧毁由这个生命滋生出来精神,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肉体的摧残只能是对肉体的摧残,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恰恰相反,这样的精神,正是从当年被乾隆皇帝列入《禁书总目》、历经千回百转之后,得以幸存下来的《千山诗集》和《千山剩人语录》中被后人继承下来。古代文人志士,在儒道两家文化互补的塑造下,大都表现出得志之时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将个人抱负付诸实践的积极入世和失意之时独善其身,归隐山林,做个天地任逍遥的隐士的消极退隐的“双重人格”特征,被剩人和尚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人格特征演变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失节志的爱国、爱家、爱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被传颂着。
璎珞峰上,寻不见剩人禅师塔遗址,峰下塔林中“羽化先师赵诚文之墓”、“皇清先师南教广之墓”等三十几尊坟莹比比皆是,独不见剩人和尚古墓,问及导游和住在丁香峪村里的农人,他们竟然连“剩人和尚”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当看到几个面容和善,满面红光,头带针织线帽的胖僧人和尼姑在无聊的交谈着,凑上跟前本想细细打听,顺便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偏偏那些人看我走来,旋即分开各忙个的去了,本来渺茫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走下璎珞峰,朦胧暮色,笼罩着金身重塑的七级浮屠,偶听得几只归巢山雀,伴着萧瑟的松鸣在低唱,那合起来的旋律,不知道是为了送我?还是在为我来去“空而不空且又空”发出的声声叹息?当我拖着疲惫脚步,径直走出丁香峪村的那片“火炬树”林的时候,耳边还回绕着来自璎珞峰不息的松鸣声。
根据剩人和尚“曾经到过尚阳堡”这一点点渺茫线索,心中满怀无限的希望,沿海拔660米的千山西麓,踏上了寻访璎珞峰和“剩人禅师塔”遗址的崎岖山路。
剩人和尚,俗名韩宗騋,明万历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11年,生于广东博罗一个诗书礼仪传家的官宦家庭,他少年颖慧好学,才华横溢,是名闻乡里的一江南名士。其父韩日缨是明朝末年的最后一位礼部尚书,死谥文恪功。早年榜中秀才的剩人和尚,每每听人谈起明末宦官专权,官场腐败成风时,心中渐渐埋下了鄙视官场的种子。
在剩人和尚27岁那年,他目睹着大明皇朝纲纪不振,国弱民困苟延残喘的状况,埋藏在心底的那颗种子,便萌生出遁世脱俗,远离宦海,不肯为官的新芽。他执意潜心向佛,性崇禅宗,愤然出家,躲避在朋友家中,以此恪守忠贞不二,刚直不阿的性格。三年过去了,在明崇祯十二年,父亲韩日缨故去,剩人和尚落发广东罗浮山为僧,取法名函可,字祖心,自号剩人,以避乱世。
1645年,也就是顺治二年,清军大举进攻南京,入主中原,曾经安居乐业的大明皇朝黎民百姓惨遭杀戮,纷纷死于异族滴血的屠刀之下,横尸遍野;朝廷旧吏、文人墨客或杀身成仁,以死报效朝廷,或为虎作伥,变节降于异族淫威之下甘为走狗。在南京翻印藏经两年多的剩人和尚,痛感失国亡家之痛。当他耳闻目睹清军在6月24日至8月26日期间先后制造“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的“扬州十日”惨案和“清军屠城三次,牺牲两万多人”的“嘉定三屠”的两大惨案,见证了清军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大肆剿杀明军,涂炭华夏民众的罪行;见证了死于清军的刀枪剑戟之下明朝臣民惨状;见证了昔日作威作福的达官显贵,弃政逃遁,变节投降的丑态时,心生无限愤慨;他亲身经历了包括韩氏家族人员与明朝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纷纷举起义旗进行抗清斗争的英勇;他亲眼看到了族兄率领韩氏家族在东莞地区城门被攻破之时,同归于尽、全部遇难的忠贞烈节,泪沾衣襟,发出“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的仰天哀叹。
面对国破家亡,枉有一腔爱国爱家热情的剩人和尚,利用译经之余开始编撰《再变记》一书,私记南京城沦陷后清军的种种暴行,尽数明朝臣民英烈抗清的次次壮举,尽收百姓深受战乱之苦的桩桩事实为史,宣泄对清军无比愤恨,感慨家国之亡。
1647年秋天,剩人和尚与四个徒弟赴广东激励抗清将士,离开南京出城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再变记》、弘光皇帝的书稿以及一些有关明朝的资料被清军查出,将剩人和尚以犯有“谋叛罪”打进大狱,成了历史上“文字狱”最早受害者之一,轰动一时。狱中的剩人和尚,累遭刑讯拷问究其同党,“拷掠至数百”、“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语”,剩人和尚仍然死不招认有同谋“仅己一人”,又成为“文字狱”史上唯独“无人受牵连”的案例,剩人和尚被押解京师送审。
清廷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想知道《再变记》的究竟,剩人和尚“超度众生”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那些歇斯底里的刑部官员,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折磨了半年。顺治皇帝根据剩人和尚罪行,在衡量对他的处置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在自己的老家盛京(今日的沈阳)大南门的荒郊野外,有一座由几个院房组成的慈恩寺小庙,正在翻修,初具一些规模,于是,在1648年春末夏初,也就是顺治五年,把剩人和尚流放盛京,勒令监修慈恩寺,以示大开“慈恩”,想要他在那荒凉僻远的地方,被世人永久遗忘。身陷“文字狱”的剩人和尚,带着浑身的伤痕和沉重的枷锁,踏过苍茫的浑河,走进冰天雪地的盛京慈恩寺。
慈恩寺,位于今天沈阳大南街的慈恩巷,坐西朝东。在剩人和尚来到这里之前,这里香火冷落,庙内的和尚大都是务农的,不认得几个字,主持僧人只能诵一篇金刚经。剩人和尚初来这里,身单影孤,加之要案在身,根本没有自由,活动处处受到限制,无人愿意与他接近。他只是帮助寺里干些杂活,余暇时间教教僧人们认字读经。
顺治七年,翻修的慈恩寺落成,剩人和尚在这里设道场讲经说法,阐述禅宗之义,顿时轰动盛京城,皈依门下的人士络绎不绝,寺里的和尚们都对他亲热起来。更有盛京城里的一些文人名士和被流放到东北的故友旧交纷纷慕名来访,他成了盛京城里“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而耻”的人物,他们吟诗论文,聊以消遣。剩人和尚以他过人的佛学心境,极高的诗文和品行,获得了百姓极大的尊崇和爱戴。每当他讲法时,无论是凶暴之徒还是愚钝之辈都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听者如云。至于来请他排忧解难的更是络绎不绝,慈恩寺的香火才起了变化。除了在慈恩寺外,他还相继在普济寺等七座古刹作过道场,被奉为辽沈地区“佛教开山之祖”等。这些在今天的慈恩寺和重修的“剩人禅师塔”碑文及相关的书籍里都有记载。
那年春天,盛京城干旱无雨,城内外瘟疫四起,许多人头痛腹胀,畏冷发热,上吐下泻,城外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是跳神求鬼的鼓乐声声,城乡各处满目凄凉。面对此情此景,剩人和尚心急如焚,他亲自率领寺里的和尚翻山越岭,去东山嘴子一带采集马齿苋、藿香草等草药,挨家逐户地登门施送,在患者家中代煎汤药。遇到信巫不信医的人家,剩人和尚便采取借佛托口的办法,声称是“观世音菩萨送来的救命草”,劝人饮服,使许多生命垂危之人转危为安。
1650年10月20日,剩人和尚和一些流人们在人称“塞外高松”的左懋泰家里庆贺他的生日时,他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结社的风气,创办诗社的建议时,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在场的僧三人、道二人、士十六人、后来者八人,和诗32首。剩人和尚为诗社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冰天诗社”。“节旌既落心愈壮,诗卷犹存道未穷”,他积极联络同道,借诗言志,在大大地活跃了文坛的气氛的同时,“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引为法交”,在冰天雪地的塞外,在交往中,彼此完全超越了曾经有过身份的界限,友谊成了乏味的流放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后来有博学者赞扬他们的“冰天诗社”赋诗说道:“缁衣风雪下三辽,南国才情气未凋,散罡天花归去也,余芳犹贮剩人瓢。”从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剩人和尚从莺语呢喃的南国,被流放到冰寒料峭的北疆,应该说是十分不幸的,恰恰十分幸运的是,能在他死后几百年,仍然有人怀念着他,并且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倘若他能够忘却人世间的“文字狱”给他造成的苦难,在那个彼岸的极乐世界里,便会消除因被“流放”而滋生的许多怨恨吧?
随着清廷对剩人和尚监视的渐渐松弛,他得以寄情山水,每年都外出一二次,游览大小寺庙,足迹遍及丘壑林泉,写下诗篇百余首。1652年,也就是顺治九年,剩人和尚由慈恩寺赴千山,与千山僧人说法吟诗,乐而忘归,便常驻千山寺内,渐渐与千山僧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被千山这座灵秀的山峦深深地吸引了,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这里,其弟子今羞和尚等人将他的语言录下,编为《千山剩人语录》三卷,将其诗编为《千山诗集》二十卷。
顺治十年,剩人和尚来到银州龙首山苦修三年,佛教的正统“大乘法”在铁岭奠定了基础。这期间,奔走在龙首山和尚阳堡之间,在尚阳堡见到了曾为清廷向哥哥劝降、人称“塞外高松”的至交左懋泰,此时正在尚阳堡砺砥志节,勤于著述;见到了上谏朝廷“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的李茵;见到了上疏朝廷,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自己反被流徙的魏琯;见到了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的季开生和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的郝浴。昔日的朋友相聚在尚阳堡,共同追随那失去的王朝,竟有了诗境的土壤,也为这片零落着逃荒者和罪犯的黑土地,提供了最早的诗情。
戊戌五月,郝浴携家眷从尚阳堡移居铁岭办起“致知格物之堂”,两人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更加亲密,各持清风亮节,在诗文内尽表仰慕之情,诗歌唱达,相互勉励,彼此感到爽心宽慰。剩人和尚潜心禅道,讲经传术,把郝浴从“岂不爱官,押班螭头紫绶繁;岂不爱床,云鬓晓立温柔乡”、“今宵不买银州醉,枉向黄花荷插来”的痛苦、无奈之中带到平淡中和、超然物外的“致知格物”的精神境界中来。
顺治十五年,千山众僧迎请剩人和尚入住龙泉寺,身伫素有观渤海、观日出、观云飞、观松风、观莲花的千山仙人台的盛境之中,剩人和尚心生无限感慨:“几度登临不到顶,此回到顶畏登山,九州细碎烟尘里,万里虚填指点间,云在极低极可踏,天虽至近竟难攀。急须携手下山去,纵对仙人无好颜。”1660年,也就是顺治十六年冬腊月二十四,剩人和尚在慈恩寺留下偈云“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坐化龙泉寺,年仅49岁。众弟子念其对千山的深情,没有将其遗体“归骨岭南”,选千山璎珞观安葬。康熙十二年,剩人和尚的师兄亲率众徒,在璎珞峰西麓下选址造塔。”有资料介绍说,“那日郝浴闻讯,不避炎暑烈日,自银州跋涉至千山装香塔下,为其撰塔铭并提诗于塔上。”
在1775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年大典的时候,挥舞着“文字狱”李建的乾隆皇帝,在阅读各省报来的应该销毁的书籍时,突然发现了剩人和尚的诗集。这本作者已经死去115年的诗集,顿时让这位“开明”的皇帝双眉紧蹙:清兵铁蹄可以扫荡天下,“文字狱”利剑所向披靡,大明王朝政权都不堪一击,唯独这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却怎就死而不僵?一百多年前,先帝已经对这个叛逆“皇恩浩荡”豁开“慈恩”了,今天怎能让他在自己的祖先之地居“塞外佛教第一传人”宝座?怎能在自己祖居、陪都成“开宗鼻祖”之势?
想到这一切,乾隆皇帝惶恐不安,心有余悸。即刻下令给奉天府尹,仔细查看剩人和尚在世时是否有占住寺庙?是否有支派沿袭?是否有香火承袭?是否有无碑刻字迹留存?他在将那七级浮屠断碑毁塔之后,要在盛京彻底搜查销毁剩人和尚的诗文、著作及和他有关的全部记载,非要置之于“荡然无存”而防后患。
至此剩人和尚非但没能逃过“文字狱”对肉体的摧残,死后百年还在承受着精神的摧毁,两次遭受“文字狱”的摧残,这在整个种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顺治、乾隆两代皇帝挥舞着同样一把“利剑”,不但要摧毁一个生命,还要摧毁由这个生命滋生出来精神,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肉体的摧残只能是对肉体的摧残,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恰恰相反,这样的精神,正是从当年被乾隆皇帝列入《禁书总目》、历经千回百转之后,得以幸存下来的《千山诗集》和《千山剩人语录》中被后人继承下来。古代文人志士,在儒道两家文化互补的塑造下,大都表现出得志之时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将个人抱负付诸实践的积极入世和失意之时独善其身,归隐山林,做个天地任逍遥的隐士的消极退隐的“双重人格”特征,被剩人和尚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人格特征演变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失节志的爱国、爱家、爱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被传颂着。
璎珞峰上,寻不见剩人禅师塔遗址,峰下塔林中“羽化先师赵诚文之墓”、“皇清先师南教广之墓”等三十几尊坟莹比比皆是,独不见剩人和尚古墓,问及导游和住在丁香峪村里的农人,他们竟然连“剩人和尚”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当看到几个面容和善,满面红光,头带针织线帽的胖僧人和尼姑在无聊的交谈着,凑上跟前本想细细打听,顺便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偏偏那些人看我走来,旋即分开各忙个的去了,本来渺茫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走下璎珞峰,朦胧暮色,笼罩着金身重塑的七级浮屠,偶听得几只归巢山雀,伴着萧瑟的松鸣在低唱,那合起来的旋律,不知道是为了送我?还是在为我来去“空而不空且又空”发出的声声叹息?当我拖着疲惫脚步,径直走出丁香峪村的那片“火炬树”林的时候,耳边还回绕着来自璎珞峰不息的松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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