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原生态——当前散文写作的另一种态势[原创]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2:13 编辑 <br /><br />散文原生态——当前散文写作的另一种态势
杨献平
　　　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说，正如我不知道面临的生活——这句话，我一直在重复着，某天晚上，我睡着了——黑黑的睡眠——如果仅仅如此，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对这个夜晚——人生的一个细节，我就再也不会有任何印象了。恰恰相反，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从没谋面的人，她泪流满面，站在一个奇怪的黑色的树杈上，忧郁而充满秘密的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一片阳光明媚的草地——我醒了，脑海里崩溅出来的第一面影像便是这个梦——到了中午，躺在床上午休的时候，忽然有想起这个梦……尔后，又不明所以地想到了当下的散文和散文写作——之所以要这样说，我想告知的是：艺术也如同睡眠一样，如果仅仅是艺术或者艺术的模型，写作者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吗？这显然是个问题。具体到个人的兴趣——目前，还停留在散文写作这个平台上，在商言商，在官为官，同样的道理，作为散文作者，自然对散文的思考和关注更多和专注一些。
　　　在散文写作当中，个体经验、学识和对事物的认知角度是一个颇为重要根基，就像泥土和水乃至阳光对于草木和生命一样，个体经验不仅使得我们有“的”可写，也形成了作家文本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构成了人和人世的丰富、驳杂以及不可思议。”散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呢？个体经验和个人的天性以及后来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个体内在的隐秘意识的飞纵和缭绕，高升与低潜，导致了人和人品质、精神世界与现实理解、个人生活观念和艺术主张的相异性。
　　　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散文是一个自觉的运动，是对体制散文的最大反动。然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在这一阵营当中，除了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加入之外，新散文的尺度和方式几乎原地不动，从抒情、修辞到文体幅度的一再扩张，参与者甚众，但它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并没有将新散文的概念一笔廓清。在我看来：新散文在形式（文体）上是开放的，通过多角度和多方位的实践，使得新散文朝向一个大的无所不包的方向大幅度敞开；语言的标新立异，质感和美感，使得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拥有了鲜活广泛的活力。但文体的开阔以致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地步，就令人怀疑了。就大量的新散文文本而言，炫技的嫌疑，逃脱的嫌疑，舍却己身，旁涉他物，与尘世烟火隔绝的嫌疑，都令人觉得大为不足。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姑且命名为新散文写作至今仍旧是一个圈子内的热闹，而没有和大众很好的沟通，没有与我之外的事物形成一种自觉的衔接，有点一群人自己上台表演，而观众席空空如也的喧闹和寥落。这类散文作品对尘世烟火和周遭物质的屏蔽和缺席，构成了它最大的致命伤。当文学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自我心灵展现”、“个人的精神碉堡”。一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时间里，在散文的阵地上，一些既继承新散文写作路数又很好地融合现实现场的散文写作群落，正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创作态势，这些作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积极容身当下的生存和自我的生活，最大限度地提供和发现原生态的人文精神和文学品质，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从而彰显一种崭新的散文写作主张——在这里，为了书写方便，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生态或者现场写作。
　　　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场，这个生活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僭越和替代的。这方面，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生活的现场，就是个人所在的地域和生存状态，个人的一种生活遭际和命运。二是心灵的现场，先天因素、人文精神、观念意识、个人品质，构成了作家内在的一种个人现场。我理解的散文写作的“现场回归”，就是要回到散文的“我在”、“在我”两方面品质，也是彰显原生态或者现场写作的散文理念的根本要素。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有陕西的贾平凹、朝阳、北京的苇岸、冯秋子、云南的于坚、新疆的刘亮程、浙江的马叙等人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人与鼠》、《商州三录》、《大地上的事情》、《生长的和埋藏的》、《棕皮手记》、《黑暗中的大海》、《在浙东北大地上游荡》、《父父子子》、《丧乱》、《先父》、《鸟与鼠》，以及后来的作家和作品如阿贝尔《1976:青苔和水葵》、黄海《城市词条》、寥无益《九痛》、张利文《在兽的身体里》、吴佳骏《河流的秘密》、老湖《老家植物志》、李存刚《住院部系列》、江少宾《记者手记系列》、塞壬《漂泊，一种下落不明的生活》、叶耳《简单的深度》、沈荣均《被轻视的身体：家族另史及我的被出生》、蝈蝈《迎风站立的虚空》、王开《秋天是一种句式》、杨献平《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系列》、肖欣楠《出逃和迷失》、张亮瑛《谋杀》、透透《渗漏》、颜全飚《2005年10月：生活笔记》、非牛非马《全部形状，全部颜色，全部声音》、樊健军的《小店时代的爱情系列》、刘纪广的《庸常生活的三个片断》等。
　　　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都具备了一种独立美感和自由，而不是笼统的，割裂和四面发散的，具体到了一片地域背景、一种生活的原生状态和多种精神。在他们的文本当中，既有生活在场，也有心灵在场。情感与生活的高密度结合，使得这些作家的散文文本自觉摒弃了情感与文字的剥离现象。使个人最大限度地融身于生活和物质的现场，也不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触摸和观照，描摹和表达。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是民俗的，也是文化的，是个人心灵的，也是客观上决然存在的。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是最为朴素的散文创作，在当时，苇岸区别于他人的独立写作真的叫人肃然起敬，他的《二十四节气》，确实是一种去掉了浮华和矫饰，贴近大地的仁慈写作。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人与鼠》等长篇散文，是一个在场的人，对生活尘烟的直接目击，是对内心灵魂和精神的自我发现、警醒和说出。刘亮程《先父》很好地把握了叙事在散文当中的扩张可能，与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一起，为当下拓展散文写作多种姿态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证据。在当下的散文家当中，于坚的优雅和大度，健康的品质，都是无可替代的。浙江作家马叙的散文作品是自我的，向下的，以最低的姿态贴近大地和生活，“我”的始终在场、真实触摸和对事物的本质开进，已然接近原质的另类创造，令人感觉到生活者的散漫、真实和自在，他的一系列文本，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散文写作中过度高蹈和深度迷陷的惯性。
　　　这些作品当中，黄海的《城市词条》应当说是目前最好的城市题材散文之一，它紧凑而优雅，散漫而准确，一词一物都来自生活现场，看到的，感触到的，不管印象还是具体的，都能够呈现出一种自我的光亮。寥无益的《九痛》是一种锥在内心的疼痛，是个人对乡村生活细节的另类发现，也是对个体乃至灵魂的一些有效的探触和询问，他的生活场在于乡村，又出乎乡村，在于个人而又超越个人。老湖的《老家植物志》是一组生动平和之作，以人的眼光和认知方式去度量平凡的植物，使得物我两相繁茂，且摇曳多姿。张利文的《在兽的身体里》，应当说是人性从生活现场到宇宙和生活本质的深度表现，在巨大的生活场内，人在其中，建筑和科技、饮食和思想、丝丝毫毫、一点一滴的存在，都是细微而且庞大，尖利并且凶猛的——而就是在诸如此类、林林总总的限制当中，张利文所发觉的正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物事的内在本质，以及人在某些时候内心和生存意义上的不可避免和不可逃脱。阿贝尔的《1976：青苔和水葵》是一个深度的，优秀的散文作品，它超乎了所有人对于乡村散文的预测和想象，也使得这一个具有了丰厚品质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和开拓了另一种乡村散文写作。吴佳骏的《河流的秘密》沉重丰沛，充满了对自我的信心和勇气。以河流为中心，写出了一些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而又时常回避的人间物事，如寻人启事、政府行为、民间运作、个人遭际等等，这无意中加大了这篇文章的含金量，也加大了它的内在价值，其中，揭示和彰显的散文写作姿态是大度的，不卑不亢，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隐忍力量。
　　　　江少宾的《记者手记》系列以记者的目光和良心乃至思想，注视发人深省的人间事实，叙述中有思考、怀疑和隐忍的疼痛与不安。这一系列的散文，它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散文了，而具备了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功用。作家在文本当中体现出的那种入世和关注众生的热情，悲悯和无奈，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李存刚的《住院部系列》，以一个医生的角度，观察和记录，并富有慧眼和思想地记录下“住院部”这一特定场所的典型事例和典型情景，让人在阅读当中体味到一种来自疾病乃至生活困境当中的尴尬与无奈，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职业散文写作的空间。蝈蝈的《迎风站立的虚空》是一个有意思，甚至奇异的作品，所谓的“虚空”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空洞的，而是一种现象、幻想、恐惧和存在，无所不在，有难以琢磨，蝈蝈写到了——笔触沉郁而富有激情，面孔怪异而且充满和善，不由得令人想起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散文《“尘土蒙住了海伦的眼睛”》，他似乎在批判，又在反思，似乎在发现，又在证实，阅读起来感觉像是在虚空中飞行一样。王开的《秋天的另一种句式》是来自生活现场的上好文字，读起来有风沙吹来，工地的气息很是强烈。在书写当中，她能够很好地把握“现场”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景象，以我为中心，也以物为重心，不放过任何细节，并使得恰如其分的细节发挥了提高和证实现场的作用。这是来自生活现场的第一手感觉，也是第一手的文本。肖欣楠的《出逃和迷失》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个人的一种限制和张开，出逃的只是精神，而出逃真的会走出吗？这是一个来自灵魂和生活的悖论，也是精神困顿之中的自我寻找。也就是说，出逃尚未成功，而迷失就开始了，她所表现的人生困境是普遍存在的，有着生活事实和心灵审美的双重背景。塞壬的《漂泊，一种下落不明的生活》，所表达的是一种本真的生活状态，是作家对自身的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照。漂泊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物事，都是可以触动作家内心的，一把叮当作响的钥匙。其中有安静的询问，也有悲伤的张望，有自我的沮丧和低沉，也有对自身价值乃至心灵的找寻。行礼、家具、行程、工作和现时现地的生活细节，都成为了一种真实的个人生存记录。张亮瑛的《谋杀》是一种以内心开始并以内心作为归结点的散文作品。涉及到了一只猫的被谋杀，一个人的自杀，自杀和被谋杀，在这篇文字当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气氛。人对猫的厌弃，然后谋杀，且是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暴露了人天性当中某些残忍成分。其中，还涉及到了对死亡的猜想和恐惧——这样的写作我觉得是可怕的，但它较为真实，而且不留情面地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面。
　　　沈荣均《被轻视的身体：家族另史及我的被出生》可以看作是一种另类成长或者对家族的念想乃至怀疑，是一种被反的，甚至反传统的书写。他说到了出生的姿态，尤其是引入“文革”这一特定时代和特殊情景，使得文本具备了很强的厚度和张力。他的这一文本，可以说是虚拟的，也是真实的，他追问了一个哲学命题：“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里，乡村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是沈荣均的追问和怀疑，使得文本的外延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和拓展。透透《渗漏》也是来自现场之作，“渗漏”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汇，透透的渗漏具体而又飘忽，有所指却又无所指，或许只是一种生活和内心的状态，透透很好地把握了这样的一种写作，并使他努力呈现出一种放射性的姿态，这是令人欣慰的。颜全飚《2005年10月：生活笔记》是一个有着生活坚硬质地而又柔软的作品，一如他往常的写作，基于生活又能很好的深入生活，把握本质而又能够不动声色地证实本质。词条式的写法让人读起来有一种疏朗之感。非牛非马《全部形状，全部颜色，全部声音》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不拘泥于细节，以感性的文笔天马行空，高蹈而真实，具体而丰满，让人很容易就想起了散文写作中“自由”这个伟大美妙的词汇。樊健军的《小店时代的爱情系列》以人物为主，都是乡村的，他的写作方式本真，笔调冷峻而内里温热，遵循事实，不矫饰，不伪装，安详自在，说出他眼中的他人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区别于惯常的乡村散文写作模式。
　
　　　叶耳是一个有着良好散文素质的写作者，他似乎在极力营造一个属于个人的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个体世界。可以说，湖南的客里山和深圳的三十一区，已经成为了叶耳散文乃至小说写作的根据地，对于叶耳来说，这两个截然不同，距离甚远的地域，既是情感的又是地理的，是大众的也是个人的。杨献平的《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坚持了好久的系列作品的总称，力图从个人在沙漠乃至集体的生活现场出发，说出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状态，从各个方面努力呈现出精神和生活的光亮，并且说出个人于时代和集体大背景下的悲哀与欢愉、痛楚和不安，幸福和败坏。以小说著称的刘纪广散文是有深度的，他的《庸常生活的三个片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生活和个人的良好感知能力，随意如说话，让人觉得了一种优雅，他写猫、种菜、散步，样样都有感悟，处处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生活姿态。
　　　以上列举的作家作品，对于当前的散文写作来说，应当说是一种弥补和缝合，让一度疏离生活的散文具备在场的巨大张力和真实性。在这里，需要申明的一点就是：原生态或在场写作并不排斥虚构，必要的虚构可以增强文本的冲击力和艺术性，这是无庸讳言的。就当下的散文创作而言，不但要摆脱旧的“体制”，重新融入一种自在的传统和美感，而且要从刻意建造个人内心宫殿的道路上回撤出来，打开一个通向原生态和现场写作的缺口。但这里所说的“原生态和现场”不是直接的，同样需要方式方法，需要一种特立独行的观照、发现、领悟和进入角度，以穿透性的认知、方式和书写，使文本自觉透射出一种源于本质生命生活和个人思想的自由品格。散文要返璞归真、回到现场和带有时代背景和意义的自我，尤其对生活现场和事物的平等姿态，就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当前散文创作中的“我”高于一切，主观情绪过分浓重的弊端。在我看来，原生态或者现场写作应当是是个人在生活、梦想、情感和内心之中的一声叹息、一次行走、一次遭遇、一次进入和一种折叠和展示。除此之外，它还应当是自我的，散落的，没有气味而又充满气味的。它尽可能地离开虚假——正如庞德所说：“所有优秀的艺术都是这一种或者那一种现实主义……，其中的人失败了，如果他以凯旋的调子结束，那就成为了一种虚假的艺术。”
　　　因此，我们当下的散文写作，应当离现实生活近些，再近些。不再过分依赖于形式、技巧和语词，而应当由在场的真实情感来引导文本的穿越、抵达和胜利。它的姿态应当是拙朴的，大气的，有品质和有气度的，散发着一种个人的强烈气味，是一种具体的“我”隐身于物象之中和之后的自觉发现和清晰表达，而不再是一种物我的远离和“我”的遁场与隐身。于坚说：“散文是一些语言的痕迹，就像生活，只是各种痕迹、碎片、瞬间、局部，它们只在老子的“道”这个意义上是有机的。”我觉得，这里所说的“机”不是粘合，而是一种自由的构成，是“我”在物象之中的自由跳跃和穿梭、分解和成型、崔发和举证。阿尔贝?加缪说：“他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他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鼠疫》）原生态和现场写作的散文应当是开放的，多元的，是现在的也是永久的，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不再关门自赏，把跑马场砌成碉堡，不再去刻意建立自己的富丽堂皇的宫殿，自镀金身，而要面向尘土和众生，真实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