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摸着隐者的郁结
2020-12-14抒情散文段成仁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1:24 编辑
摸着隐者的郁结历史容易记住风风火火之人,或者领袖,或者奸雄。作为隐者而名透史册的陶渊明却是个例外。爱诗的人记住了他的诗,爱文的
摸着隐者的郁结历史容易记住风风火火之人,或者领袖,或者奸雄。作为隐者而名透史册的陶渊明却是个例外。爱诗的人记住了他的诗,爱文的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1:24 编辑 <br /><br /> 摸着隐者的郁结
历史容易记住风风火火之人,或者领袖,或者奸雄。作为隐者而名透史册的陶渊明却是个例外。
爱诗的人记住了他的诗,爱文的人记住了他的文,爱安静的人记住了他的安静,甚至,有人学了他的隐遁。
我们都认为,他的诗和文跟他的轨迹是对位的,他的安静与他的思想也是对位的,他的隐遁是必然的。他身上有隐逸的种。
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也就是公元三百六十五年。隐者来了,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对自己的来去无法选择地来了。
隐者来到时,陶家却正在衰微。作为东晋开国元勋的曾祖父陶侃,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而祖父陶茂、父亲陶逸官仅至太守。官位的大小与身价成正比——这在东晋是真理。然而,不幸还常常青睐落泊的人。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隐者童稚的眼睛里,已满是苍夷和无望。是外祖父救了他,或者说是外祖父重塑了他。外祖父“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我们不难找出爷孙俩可以重合在一起的地方。
外祖父的藏书直接成就了隐者的儒道杂糅的思想。晋是汉的延续,董仲舒的影响还未散去,隐者却躲在外祖父宽大的袍子下,读着《庄》、《老》、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一个流着“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血液的隐者正在孕育。
江州祭酒是个不大的官,却载着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大济苍生”。这是最大的郁结,是天空中泛着神秘光辉的却为人乐意接受的枷锁。
东晋讲的是门阀,庶族身份的隐者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紧接着,误投桓玄,“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老》、《庄》的自由与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本来就无法结合,母亲的死,竟促成了他又一次辞职回家。
桓玄篡位,隐者在在家乡跨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桓玄兵败西走,刘裕来了。
或许是对篡权者的抗争,或是“大济苍生”的愿望又在萌动,隐者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然而,刘裕很快让隐者失望,《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生庐”后不久,于义熙元年(四零五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隐者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隐者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因不愿“束带迎”浔阳郡派遣邮至,不愿“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隐者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到此,隐者醒了,“大济苍生”的宏愿萎缩成不堪回首的过去,“猛志逸四海”的豪气绝望成《归去来兮辞》。
反复的进退,隐者该累了。看得见的枷锁可以除掉,看不见的郁结却能吞了人的一生。
幸好,隐者读过《老》《庄》,他没有走到尽头。对于历史来说,这才是个开头,孕育了四十年的隐者,终于走进了历史的核心。单就政客而言,谁会记住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
到了这里,隐者的样子开始在后人面前清晰起来。“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老农劝他出仕,他说:“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晚年,隐者的生活愈来愈贫困,求贷和接受周济之事常有发生,甚至病饿多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劝隐者:“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隐者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隐者挥而去之。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挽歌诗》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隐者对死亡蔑视。
节烈是一种生命的方式,是一种原始的固执,它也是控制命运方向的手柄,是我们可以记得住的一种精神。隐者给我们留下的,恐怕不只是他的诗和名,更多的是他的运行的轨迹给人的生存暗示和时代在个体上反映出来的独特印记。
这些暗示和印记将是后人的指路牌。
历史容易记住风风火火之人,或者领袖,或者奸雄。作为隐者而名透史册的陶渊明却是个例外。
爱诗的人记住了他的诗,爱文的人记住了他的文,爱安静的人记住了他的安静,甚至,有人学了他的隐遁。
我们都认为,他的诗和文跟他的轨迹是对位的,他的安静与他的思想也是对位的,他的隐遁是必然的。他身上有隐逸的种。
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也就是公元三百六十五年。隐者来了,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对自己的来去无法选择地来了。
隐者来到时,陶家却正在衰微。作为东晋开国元勋的曾祖父陶侃,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而祖父陶茂、父亲陶逸官仅至太守。官位的大小与身价成正比——这在东晋是真理。然而,不幸还常常青睐落泊的人。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隐者童稚的眼睛里,已满是苍夷和无望。是外祖父救了他,或者说是外祖父重塑了他。外祖父“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我们不难找出爷孙俩可以重合在一起的地方。
外祖父的藏书直接成就了隐者的儒道杂糅的思想。晋是汉的延续,董仲舒的影响还未散去,隐者却躲在外祖父宽大的袍子下,读着《庄》、《老》、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一个流着“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血液的隐者正在孕育。
江州祭酒是个不大的官,却载着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大济苍生”。这是最大的郁结,是天空中泛着神秘光辉的却为人乐意接受的枷锁。
东晋讲的是门阀,庶族身份的隐者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紧接着,误投桓玄,“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老》、《庄》的自由与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本来就无法结合,母亲的死,竟促成了他又一次辞职回家。
桓玄篡位,隐者在在家乡跨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桓玄兵败西走,刘裕来了。
或许是对篡权者的抗争,或是“大济苍生”的愿望又在萌动,隐者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
然而,刘裕很快让隐者失望,《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生庐”后不久,于义熙元年(四零五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隐者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隐者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因不愿“束带迎”浔阳郡派遣邮至,不愿“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隐者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到此,隐者醒了,“大济苍生”的宏愿萎缩成不堪回首的过去,“猛志逸四海”的豪气绝望成《归去来兮辞》。
反复的进退,隐者该累了。看得见的枷锁可以除掉,看不见的郁结却能吞了人的一生。
幸好,隐者读过《老》《庄》,他没有走到尽头。对于历史来说,这才是个开头,孕育了四十年的隐者,终于走进了历史的核心。单就政客而言,谁会记住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
到了这里,隐者的样子开始在后人面前清晰起来。“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老农劝他出仕,他说:“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晚年,隐者的生活愈来愈贫困,求贷和接受周济之事常有发生,甚至病饿多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劝隐者:“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隐者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隐者挥而去之。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挽歌诗》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隐者对死亡蔑视。
节烈是一种生命的方式,是一种原始的固执,它也是控制命运方向的手柄,是我们可以记得住的一种精神。隐者给我们留下的,恐怕不只是他的诗和名,更多的是他的运行的轨迹给人的生存暗示和时代在个体上反映出来的独特印记。
这些暗示和印记将是后人的指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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