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光手记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1:00 编辑 <br /><br />时光手记（散文）
■杨献平
一
　　窗外，阳光蛋黄，正午无人，鸟雀不飞。拨通老家电话，嘟嘟很久，没人接听。原先温暖的心黯淡下来，思绪缭绕很久，仍旧漫无头绪。不由得一声叹息。一边的儿子听到了，学我的样子，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或许他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的叹息像母亲一样经常。或者说，我就是在母亲接连不断的叹息声中出生的——尽管这并不能说明母亲就忽略了分娩的疼痛——我甚至觉得：很多时候，叹息比疼痛更为深重和持久。母亲不止一次说起：很多年前，在这个村庄东边五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庄。她已经长大成人，她想到的未来是：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不算富裕但可以舒心生活的家，生养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像自己父母那样，在乡村，日复一日地传统的和命定的乡村生活。
　　而事实的情况是：母亲21岁那年，姥爷收了祖父家的一袋谷子，就把母亲许配给了从无一面的父亲——反抗是徒劳的，父权的强大足可以让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都正视一眼的勇气都没有。那时候，两村之间没有公路，来往的道路是年年被大水冲刷的巨大的河沟，乱石堆涌，很多的树木和柔韧的藤条在两边的悬崖上顽强成长——结婚那天，正值隆冬，母亲骑着一头小毛驴，在河滩上缓慢行走，驴子不停响嚏，北风卷动花朵和红绸。迎亲的人群披红挂绿，小唢呐在鞭炮声中断断续续吹着。悬崖上的枯草和树木呜呜作响，灰色的鸟雀忽高忽低飞行。红绸的盖头飘飘扬扬，在母亲的头顶，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这一天，不满一百口人的村庄照样充盈着喜气，孩子们围着小毛驴嘻嘻哈哈地笑着，还在襁褓的婴儿不明所以地止住了哭声。就连村里不多的鸡们也都围拢上来。
二
　　有必要说一下那个年代的乡村婚俗，第一个要素是严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到现在，母亲的这种观念仍旧根深蒂固）。姥爷和姥姥一生养育了5个孩子，前两个是儿子，后三个都是女儿。大舅和二舅结婚时，姥爷和姥姥怕浪费，便在同一天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这样，一座酒席和一次结婚，成全两个儿子，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鲜方式，而主要是为了省钱和省粮。姥爷和姥姥也知道：按照乡俗或者迷信的说法，这是不允许的，但“省”使他们决定这样做，而付诸了实际行动。
　　第二天一早，大舅二舅新娶的媳妇双双死去——叫姥姥姥爷措手不及。时至今日，没有人告诉我当时的真实情形，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换句话说，要是母亲姊妹三个先两位舅舅出生和出嫁，这憾事似乎就不会发生。姥爷可以用三个女儿出嫁获得的财产，为两位舅舅分别举办婚礼——这是一个交换，以女儿的出嫁换得儿子娶妻所需的钱财，这是乡村婚俗中迄今为止仍在继续的一个浅显规则。
　　夫妻之间的另一半的死亡，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另一方的生活。不久，大舅和二舅先后又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基于前次的教训，姥爷姥姥不得不趋同乡村的婚娶规则，兄弟两个，错开一年，又分别结婚成家。关于这件蹊跷事情，每次听母亲讲起的时候，总是把耳朵竖得高高，在她平静得言辞中，我竟然感觉到脊背发凉，并飞快窜上头顶，毛发似乎也竖了起来。直到前些年，我还奇怪地想：两位猝亡的妗子（舅妈），她们会不会责怪两位舅舅呢？还有：一个人肉体的离开，另一个人的再度拥有，会不会伤害到她们？
　　第二个因素应是钱财和门第了。其实这是一码事，钱财的地位凌驾于人之上。打问一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母首先打听的是这家人富不富裕，未来女婿有没有赚钱的能力和手艺。长相是次要的，只要不是聋子哑巴和有残疾的，基本上没有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使有唯美的丈母娘，也只是把女婿的长相挂在嘴唇上说几天，唧唧喳喳，但随着女婿上门次数增多和彩礼的逐一到位而销声匿迹。
几乎没有人逾越父母之命这道门槛，高墙之下，即便有不轨之举，也不会有反抗之实。两位舅舅再一次的婚姻应当说是幸福的，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大舅娶回来一个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这点，令大舅和姥爷姥姥不快，但事实已成，再不会有补救的机会。等两位老人撒手人间，所有的痛楚都会落在大舅一个人心上。婚后，大舅和大妗子没有再生育——这成为了大舅一辈子当中最大的心病。36岁那年，大舅抱回一个女儿，这一举动的实质，大妗子和村人心知肚明，只是说和不说的问题。
三
　　　现在，父亲出场了——和母亲结婚那天，父亲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我想象的情况是：依照父亲的性格，他也只能站在自家的台阶上，高兴地笑。这笑可能是他20几年生活中最真实和最快乐的。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祖父祖母膝下单只父亲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我后来得知：奶奶先前怀孕几次，都流产了，只保住了父亲，以及父亲之后的姑妈。
　　以此观照乡村习俗，对于儿子找媳妇，是个有利条件：一个儿子，不存在家产将来被瓜分的危险。女儿终究是外姓人，再怎么也不会回身与兄长弟弟争夺家产——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没有人觉得不合理。
　　父亲结婚了，爷爷奶奶松了一口气，一颗石头摞了下来。剩下的事情是父亲和母亲的，和父母的关系不能说可有可无，但确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我后来知道的情况大致如下：父亲和母亲婚后几个月，新婚的喜庆随着分家的来临荡然无存。家里除了一面土炕，爷爷奶奶分给的一只缺口的大水缸、一只铁锅和几只碗筷之外，再无长物。母亲叹息了，似乎从那一时刻起，她真的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重量。
　　　父亲一声不吭，跟着村里的人，集体运作，今天到这片田地收麦子，明天到那块地里种玉米，秋天大家一起上山，给队里的牲口割草，准备冬粮。村里的地少，冬天就集合起来，东一片西一片地“斩地”（重新修地），母亲当然不能例外，只是挣公分少一些（但事实的情况是，同样的妇女也有像男人一样挣满公分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村里的墙壁写满了语录，就连村后几里之外的羊圈也是。老一些的人现在还说，那时候，人们几乎靠着“语录”生活，一天不读都吃不下饭——我一直不相信这种夸张的说辞，但他们言辞凿凿，不容置疑，有几个老人，还被我的“狐疑”弄得面色紫涨，胡子乱翘。具体到我们家，父母婚后第三年，我出生了，这在乡村，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的结婚当年就生了孩子，最晚也不过两年。这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缘由，我断断续续地听母亲说过（父亲是从来不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父母是贫苦的。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曾祖母一直卧病在床，爷爷又患白内障，双眼失明，奶奶的粮食总短缺，每年春天，都要向队里借一些，才能度过春荒。借容易，还难，“还”的粮食都是从父母的口粮中扣除。爷爷奶奶一直住在姑妈村里，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和生产队开会，整年见不上一次面，只是没粮时候从生产队借粮，而且不用父母出面，就可以办到（儿女孝敬父母这个传统强大到了人人自觉遵从的地步。对此，父亲从不多说一句话，母亲生气的时候也只能说：谁叫人家是爹娘呢！）这句话和后来的事实反映了母亲的一个品质——再普通不过的，也是最天性和人伦的素质。
四
　　　隐藏或者矗立在我们这个家背后的是村庄，具体的村庄，小得不能再小，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山地里，从飞机上看，几乎与草木和岩石没有任何区别。可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深刻的传统，它的起源或许永久都是一个秘密，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无可毁灭的事实。
　　　按照流传的说法：这个村庄诞生于3个人。最初的3个人，来自山西的某个地方。讲古的老人开始第一句话就是：很多年前，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山顶上长着一棵老槐树，一半伸到山西，一半遮蔽河北——咱们这些人都是大槐树下的子孙。“子孙”这句文雅的话从胡子和口水遮掩的嘴巴里吐出来，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事实上，10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槐树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他们说，最初，有弟兄3个，逃荒到这里，停下来，用自制的羊镐、锄头和铁锨，刨开长满紫荆、杂草的山坡，开垦出第一片田地，有了一点收成，他们就留下来了，搬来满山的石头，盖起遮风挡雨的房子。
　　　
　　　对此，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两个：三个人的妻子从何而来？在所有关于他们的传说当中，只有3个赤条条的男人，并没有使用“携妻带子”这个词语。第二个：三个人，怎么能够开拓出一个村庄呢？单是那些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磐石，就足够三个男人消耗1个冬天了。
　　　长大后，上学下地，几乎每天都路过和看到老坟，几棵松柏下面，倒三角形的坟茔，起初的那座最为庞大，石头的拱门敞开着，有几次冲里面看，只是一堆尘土，几根白色的骨头异常安静。不知道哪年的落叶堆在坟口，除了时间和风，我确信没有什么来清理、翻动它们。
　　　 再向前，我不知道墓主的名字，但知道是谁家的先祖。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一日，嫁出来的女人都回来了，先到坟地，自家的父亲和母亲坟前摆上祭品，放声大哭一场。再去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家。这里面的区别是，家境好和生活舒心的不会嚎啕大哭，大都是装装样子（这一点很悲哀，大多数祭奠是靠不住的）；有家境不好的，或者正在烦恼和苦难中的，则是声如高歌，气运流畅，哭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连干硬的地面都一片湮湿。
　　　而对于我太祖父的坟茔，我至今不知道哪座是，也几乎没有询问过——时间简直就是一把刀子，刮净了血肉，连骨头都不放过。
五
　　　好人——这个称谓可以与父亲之间划一个绝对等号，虽然这个称谓和赞誉不是母亲和我奉送的，也不仅仅是本村人，还有四外乡村的。提起父亲的名字，人都会说，那是个老实人，好人。我不知道父亲听到这句话是否受用，但根本的问题是，母亲是绝对不承认的。
　　　13岁，父亲就是一个壮年劳力了，这在乡村，尤其是60年代的乡村。这可能是最大的一笔财富，也是博得乡里喜欢的最大资本。13岁，父亲就学会了驾马车运粪、拉着玉米上山西，在左权一带换土豆。13岁，他也学会了超负荷的劳作，一块上百斤的石头，不用任何外力，就可以放在肩上，并扛出老远的路程。
　　　种地——这个基本的本领让父亲获得了最好的名声，一个注定要一辈子俯首土地的人，种养庄稼这门手艺肯定会使他受益终生。这种手艺的掌握，一个是他热爱，另一个是他必须热爱。
　　　任何一个名声都是有代价的，好名声更是如此。任何一座村庄都是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利益的不均衡和人性中的好斗，欺弱怕强。或者说母亲的好胜与对生活的更高（其实，也就是想要自己过得不比同村的任何人差）要求，而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摩擦。利益，自己的、公有的和他人的，只要有能力，在原始积累阶段，没有人会轻易放手，成人之美。
　　　父亲怕事，一旦有事，还没有如火如荼，就远远走开，去奶奶家或者去远一点的地方干活，把母亲（后来还有我和弟弟）留下来。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跟在母亲身后，像个老鼠一样，用牙齿咬着她的后衣襟。只有惊恐，甚至不知道谴责一声父亲——当硝烟散尽，父亲回来了，阴沉着脸，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走进家门。
母亲以咬牙切齿的方式，回敬父亲的“好人”之谓。
　　　我不知道他是在有意维护“好人”的名誉，还是天性中的懦弱。父亲确实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尽管这个说法会让父亲颜面扫地，但他绝对不会生我的气——他连别人的气都不生，怎么会和自己儿子生气呢？
六
　　　5岁多一点，世事开始在我内心显出痕迹。这一年，弟弟出生。有一个傍晚，母亲从很远的地方回来，扛着一个东西，组装起来后，才知道是一台缝纫机。田地包产到户，再不用每天听着钟声劳作和休息了。不多的人们四散开来，在自己的田地里，忙自己的事情，就是蒿草长得比麦子还高，粮食烂在地里，也没有人制止和惩罚。
　　　而空前的自由度并没有使母亲放松，或者说，这种自由更加重了父母的负担。在集体时代，多少有些听天由命，大家一般如是的意味。劳力的多寡不仅决定生活的质量，而且还决定着尊严。前者平均主义味道十足，后者则充满了不信任、暴力和危险性。事实也是如此：爷爷奶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带给母亲的好处仅仅是可以单独享受他们逝去之后的财产（这种财产的最终是模糊和可疑的），而直接担当的是家庭的单薄，在一个以成员多少度量尊严和生存保障的环境中，这是最为直接的冒险和现实面对。
　　　以现在角度，总结我的乡村幼年生活经验，一个突出的体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强大的群体面前获取真正的胜利——我的乡村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成长的最初，最先接触的是母亲的叹息和村庄的利益纷争，是强弱的明显对立。而深嵌于内心的，最为清晰的似乎就是恐惧和暴力了。
　　　天黑了，我一个人不敢在家，沿着水井的路去找母亲。迎面都是匆匆回家的人，挑着铁桶、扛着攫头和提着一些。我逆流而行，像是一个孤单的鱼。一个一个的人过去了，母亲还没有出现，我使劲喊。走到水井边，有一个邻居，我应叫他叔叔，他两只手夹住我的脑袋，凌空提了起来，我哭。母亲赶到，责问他，他说和我开玩笑。那一夜，我多次从梦中惊醒，哭声在漆黑的夜晚显得突兀而又恐怖。
　　　有一次和同村的一个年龄相同的人打架，本来势均力敌，他哥哥的出现改变了战况。大我7岁的那个人使劲拍打我的头——直到16岁，我的头一直隐隐作疼。母亲记得比我还清楚，时常告诉我说，是9岁那年谁谁谁打的，你还记得不？
　　　我说不记得了。只是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疼。
　　　小学三年级，我对老师有了别样的看法。在学校，我同样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一个同学欺负，另一个也会紧随而上，连锁效应让我在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忍受，直到母亲获知，到学校去对老师说，您就管管那些孩子吧，不要总欺负俺孩子——这句话带有严重的祈求性质，直到现在我仍能听出来，并猛然为之疼一下。
而教师的回答让母亲大失所望。一气之下，带着我，从学校一边的山坡上回到家里，仍还气息咻咻。但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是：母亲要我读书的愿望比我个人更为强烈。回家没几天，母亲又抹下脸面，把我送到老师面前。
七
　　　初中，记忆开始大幅度明朗。
　　　
　　　与之相对的是：幼年的懵懂是对记忆是视而不见。真正的记忆与切身的行为和意识感知融合相生。
　　　走进中学大门的那一时刻，我没有向自己的村庄看。
　　　母亲说：初中和小学不一样——我也相信。唯一的区别是：我没有向后看是仍旧对那个民办老师仍旧怀恨。母亲用直觉说话，但肯定没有包含“我儿子终于离开了那个老师手下”的潜意识。
中学离家5里，舅舅和小姨妈都在这里。但可惜的是：舅舅和小姨妈都不怎么喜欢我。先是二舅为我提供了住学的房子，后来是大舅，再后来是小姨妈，再再后来是姥姑（爷爷的妹妹）。离开二舅家的原因是我有一天尿床了，13岁的眼睛看着一片尿黄的褥子，一个人面红耳赤。不知道怎样才能晾干。
　　大舅有几个孙子，都是大妗子带来的。和他们一起住，虽然辈分大，但他们根本就不把我当成叔叔看。冬天晚上故意掀我的被子，冻得全身发紫，但又不能发作。后来和同村的晓民一起住到姥姑家，那个房子阴暗，潮湿，没有火炉，但两个人挤在一起，又加上没有亲戚的顾忌，很是放得开，什么话都敢开口就说。
　　说得最多的是隐秘和朦胧的生理，还有对女生的某种意识窥测。当然，同学和老师是最直接的。一个管着我们的荣誉、命运前途，一个朝夕相伴，温暖和睦或者磕磕绊绊，都是群体生活中必须和必然产物。印象深的老师有一个张老师、两个刘老师，还有一个只在这里待了半年的女曹老师。不是说他们对我如何的好（肯定也有），而是记住他们在教学和生活中某些叫人兴趣昂然，难以忘怀的事情。比如两个刘老师，一个和那个女曹老师恋爱，两个人关在房间亲吻拥抱，被我们撞见，引得一大堆学生时常趴在门缝偷看。另外一个刘老师因为媳妇黑，便在课堂上创造出“黑最美，肤色黑皮肤细腻”的伪经典话语。
　　同学当中，先后暗恋过两个女同学，一个是小学同学，初一辍学。临走的那天，下课的空挡，在门口遇见，她那双眼睛简直清澈到了湖底。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嫁给了我大舅的二孙子（至今想起来隐隐作疼）。另一个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市二中，矮胖，眼睛也大也美，但多了一些狡黠。
　　男同学还是不喜欢的多，就连品学兼优的班长，我都没有好印象。这其实是嫉妒在起作用。先后和几个男同学大打出手，呼啸往来，当时信誓旦旦，非要灭掉对方不可，但时间一长，尤其毕业之后，当年恩怨如风消散，虽没有握手明确言和，但从各自的脸色上表现了出来。
　　到高中，这段时间比较难熬——离家远了，城市始终是陌生的，也是新奇的。有一次几个男女同学去看电影，我暗恋的那个人也在，当时假充大方，买了票后，还买了一大包瓜子，最后把仅有的50元钱交给暗恋对象保管。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大方，愿意把自己交给她的男孩子。事后，反馈到我母亲那里的说法是：那（我）是个傻子，把钱都给别人，肯定成不了大器。
八
　　　第一个：毛泽东同志逝世。那时，我3岁多一点。清晨，大人们忽然放下手中活计，疯了一样冲出家门，在麦场上集合，一个个神色慌张，面孔惊讶。大张着嘴巴老半天不合拢。早晨的阳光在东边的山岭上，像是一面结满红漆的铜钟，纹丝不动。接着是哭泣，长时间低头，后来的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很多人臂戴黑纱，说话的神情悲痛而惶恐。
　　　第二个：老队长死了，当晚，擦黑，忽见坟地处一绺红火，在材树林间游动。一人惊呼，全村人放下或者端着碗筷，迅速奔来观看。有民兵连长拿出枪支，开了一枪。红火速奔如闪电，消失在老坟间。
　　　第三个：母亲给我做了一件花方格衣服，我不穿，说是女孩子穿的，男孩子穿了就当不了大官了。母亲劝说：小孩子没事，长大了再穿女孩子衣服才不会有出息的。我穿上，自我感觉很美，趁这机会。母亲让我到房侧替她抱了一回柴。
　　　第四个：看见奶奶。那时候，她和爷爷在姑妈那个村子住，整天抱着小我几个月的表弟，下地回家，我喊过她几次，都不理我。有一个傍晚，奶奶到我们家，站在门口跟母亲说了一些话，然后转身离开。第二天早晨姑妈来，手里拿了一个拨浪鼓，叮叮咚咚敲，笑着送给了我。
　　　第五个：有一个剪苹果树的男人，坐在我家外面喝水，看我，对母亲说，等我长大了，给他作女婿。后来我见到他女儿，竟然比我大了近7岁。但很喜欢，一直等着。我读初一的那年，她出嫁了，连句话都没有说过。再见到那个男人，不愿意给他说话，见面绕着他走。
　　　第六个：去大奶奶家，那时她差不多60岁了。中午，村庄都在炎热中，连鸡犬都趴在阴凉下面有气无力。我进门，看见大奶奶仰躺在炕上。后大爷爷（再婚）趴在一边亲她。
　　　第七个：总是站在学校西边的核桃树下，目送暗恋的女同学回家。最喜欢她穿红色的衬衣，蓝色的裤子，走在马路和河滩上，就像一直笨拙而美丽的蝴蝶，慢慢地飞，慢慢不见。
　　　第八个：和奶奶去山西老舅家。一个冬天，新婚的婶子（姥姨夫的儿媳妇）很漂亮，我病了，她一直趴在床前，看我，好看的眼睛，粉白的脸。有时候等我醒来，蓦然看到她的脸，就是一阵心跳。回来后，奶奶对我说，你婶子说你很漂亮（那时候我真漂亮），就是鼻子上有几颗雀斑。
　　　第九个：村里忽然分田地，接着又把果树、牲畜分到了各家各户。
　　　第十个：弟弟追赶蜜蜂，被蛰。哭，母亲跑过来训我。也就在那一年，母亲和父亲盖了新房子，秋天搬过去，距离村庄远了，中间隔着一道河沟，一道山岭，还有一片槐树和杨树混杂的树林。几年后，又盖了10间房子。并告诉我和弟弟：5间是哥哥的，5间是弟弟的。一样的建筑（材料），一样的大小，谁也没意见，谁也不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