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编辑部忆旧 [原创]
2020-12-14叙事散文木祥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11 编辑
木祥大家编辑部在书林街上的一所老房子的二楼。在我的印象中,整个编辑部好象是只有两间房子,而且有一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另外还装有一些其它的杂物,基本
木祥大家编辑部在书林街上的一所老房子的二楼。在我的印象中,整个编辑部好象是只有两间房子,而且有一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另外还装有一些其它的杂物,基本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11 编辑 <br /><br />木祥
大家编辑部在书林街上的一所老房子的二楼。在我的印象中,整个编辑部好象是只有两间房子,而且有一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另外还装有一些其它的杂物,基本上是没有人在那里面办公,所以编辑部的所有人都挤在了一间办公室。这种情况是我在以前没有想到的,在这么一种简陋的环境里,会产生一本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杂志来。大家编辑部这间办公室从前可能是私人住宅,是一个小套间,意思是从编辑部的门里进去里面还有一道小门,里面还有一小间房子。我好象觉得,里面的那一间房子稍稍地大一些,因此,里面一般情况都有三个人在办公,而外面一间就只可以容得下两个人。我自从到了编辑部里,就觉得他们非常地拥挤,那几天,正好有几家电视台的都去搞采访,编辑部的人只好走到办公楼外面的过道上站着,等里面的事情办完了他们才进去。
在这两间房子里,靠外那一间里摆着两张办公桌,靠里那一间摆着三张办公桌。这些办公桌上,都堆满了稿件,信,书籍,在上面还放着红色的和蓝色的笔。办公室里的椅子,有一半是木椅子,有一半是藤椅。这些桌椅都显得有些陈旧,有一个藤椅的靠背还坏了,光只有一个坐架,上面垫了个块青布做的坐垫。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坐在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上和电视台的记者小姐说话。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好几张《大家》杂志的封面,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画象,给这个办公室增加了许多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墙壁上的一块空地方,还有人用红色的圆珠笔写了这样一句话: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我想这可能是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下来的,多少有点让人难于理解。主编和副主编,几位编辑,名字都是很熟悉的,除了海男以外,其他的几位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因此觉得神秘。这天,海男出差去了,海会把我带到了编辑部里,一一给我作了介绍。主编李巍,大家都叫他李老师,在这之前,我只是看过他的几篇《主编絮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他的主编絮语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对文章的“倒读”的话题。所说的倒读,就是把一篇文章先从头看两段,然后就又从后面看,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文章的好与差。据李老师介绍说,他们是没有采用倒读的方法的。几天相处,觉得李老师不爱开玩笑,对人的关心,也是不显示在表面上,他对任何事情都喜欢落到实处。李老师性子比较急,走路的步子相当快,听说连星期天都扎在办公室里,是个工作狂,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对《大家》杂志十分的爱。我到了大家杂志社,中午休息的时候闲着无事,就和马非和雷平阳打扑克,三缺一,就请了李老师抵上,结果他输了一局,做了一次下蹲运动。
在想象中,韩旭是一个大个子,一脸的毛胡子。其实不是,他留着长头发,脸很白净,随时都点燃一支香烟,显得非常文静,一身的书生气息。由于韩旭是我的《怒江故事》的责任编辑,电视台的记者将我和他拍了一个镜头,那时我和他走在一条小巷子里,我们没有注意摄影师怎么样拍镜头,我和他在说一些关于写作的事。他说在来稿中又看到了一篇我的稿子,好象题目叫做《摆象棋摊的老人》。我说是,叫他在审稿的时候留意一下。话是这么说,最终我的那篇小说也没有发出来,我后来寄了好几个杂志也没有让我发。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得了奖也不是随便什么样的东西就能拿出来发的,写东西不认真就不会有人轻易地买你的账。同时也说明韩旭和大家看稿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没有到大家编辑部以前,觉得李锦雯应该是一个男同志,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名字也可以取给一个男同志。结果猜错了,小李是一个年轻姑娘,漂亮而且活泼。她叫我木老师,让我很不好意思。她还问我是不是到过怒江。我说到过,我在怒江修了两年公路。她就说,还是要亲身经历过才写得出《怒江故事》来,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我应该感谢怒江,感谢生活。我和小李,在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的时候还有过一些交往,我觉得她在北京认识的人比较多,地形也熟悉。有一次杂志社的同志都出外办事去了,她领我到和平里东土城路吃了一吨饭,记得那个饭店的名字叫金孔雀饭店,在和平里是最好的一家。小李是编辑部里最年轻的一个,她做的杂事也就多一些,她还管着杂志社的财务,她年纪虽然轻,但已经是大家杂志社的主力队员之一。
我到大家编辑部,主要的任务是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记得第一天进了编辑部,就来了三家电视台。一家是云南经济电视台,那两家是昆明电视台。电视台的记者先生和小姐都非常忙,一到下就要对我进行提问,马上就要进行摄象。我却是一点准备也没有,我是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的,在这种时候,只能是赶鸭子上架。第一家采访我的是《云南经济电视台》,摄象师是虎良灿,记者小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位小姐对我的采访最为详细,她问了我在怒江的几乎全部生活情况。她还告诉我,叫我随便讲,不是我讲的所有话都要播放出来,而只是选讲得好的播。这次采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在中途,我们不得不作一个短暂的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她一再叫我放松一些,这样就从一个侧面告诉我在采访时我显得紧张,我听了她的话以后希望自己能和她配合好把这次采访任务完成好。但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还是看见她不时地轻轻皱起了眉头,我是多么地恨自己力不从心。虽然如此,《云南经济电视台》的采访还是播放出来了,我们家乡的许多人都说看到了我上了镜头,就只是普通话讲得不好,好象是文言文夹着白话文一样。
最后一家是昆明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的这位记者小姐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和出版社的好些人都很熟,她一进大家杂志社来就有好些人走来和她打招呼,我还看见还有人给她送书,可见她是经常到这里来的,人缘关系非常好。在大家编辑部里,这位记者小姐说,她这几天得了感冒,她说她头天晚上还在挂针,由于第二天要到杂志采访,挂了针以后又睡在床上读了我的《怒江故事》,把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大体上都记得有个头绪,就已经到了清晨二点了。我对她的这种敬业精神非常感动,她讲了几句题外话就开始对我进行采访,可是才谈了几句,就有一位她们一起来的小姐叫停一下。她说,我说普通话好象是不习惯,建议我就讲家乡的土话。我说,我讲家乡话你们听不懂,我到昆明来也是没有讲我们家乡的土话的。采访我的那位漂亮的记者小姐马上说,就让他讲这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好,这种话播放出来才显得真实。搞摄像的那个小伙子也在这时候叫我在采访时眼睛要看着记者,我说,我随时都是看着她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旁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家>,还有过去的文学朋友的故事,片断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觉得文学既复杂又单纯,既是诗意的,更是现实生活.往事并不如烟.
大家编辑部在书林街上的一所老房子的二楼。在我的印象中,整个编辑部好象是只有两间房子,而且有一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另外还装有一些其它的杂物,基本上是没有人在那里面办公,所以编辑部的所有人都挤在了一间办公室。这种情况是我在以前没有想到的,在这么一种简陋的环境里,会产生一本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杂志来。大家编辑部这间办公室从前可能是私人住宅,是一个小套间,意思是从编辑部的门里进去里面还有一道小门,里面还有一小间房子。我好象觉得,里面的那一间房子稍稍地大一些,因此,里面一般情况都有三个人在办公,而外面一间就只可以容得下两个人。我自从到了编辑部里,就觉得他们非常地拥挤,那几天,正好有几家电视台的都去搞采访,编辑部的人只好走到办公楼外面的过道上站着,等里面的事情办完了他们才进去。
在这两间房子里,靠外那一间里摆着两张办公桌,靠里那一间摆着三张办公桌。这些办公桌上,都堆满了稿件,信,书籍,在上面还放着红色的和蓝色的笔。办公室里的椅子,有一半是木椅子,有一半是藤椅。这些桌椅都显得有些陈旧,有一个藤椅的靠背还坏了,光只有一个坐架,上面垫了个块青布做的坐垫。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坐在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上和电视台的记者小姐说话。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好几张《大家》杂志的封面,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画象,给这个办公室增加了许多庄严肃穆的气氛。在墙壁上的一块空地方,还有人用红色的圆珠笔写了这样一句话: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我想这可能是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下来的,多少有点让人难于理解。主编和副主编,几位编辑,名字都是很熟悉的,除了海男以外,其他的几位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因此觉得神秘。这天,海男出差去了,海会把我带到了编辑部里,一一给我作了介绍。主编李巍,大家都叫他李老师,在这之前,我只是看过他的几篇《主编絮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他的主编絮语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对文章的“倒读”的话题。所说的倒读,就是把一篇文章先从头看两段,然后就又从后面看,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文章的好与差。据李老师介绍说,他们是没有采用倒读的方法的。几天相处,觉得李老师不爱开玩笑,对人的关心,也是不显示在表面上,他对任何事情都喜欢落到实处。李老师性子比较急,走路的步子相当快,听说连星期天都扎在办公室里,是个工作狂,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对《大家》杂志十分的爱。我到了大家杂志社,中午休息的时候闲着无事,就和马非和雷平阳打扑克,三缺一,就请了李老师抵上,结果他输了一局,做了一次下蹲运动。
在想象中,韩旭是一个大个子,一脸的毛胡子。其实不是,他留着长头发,脸很白净,随时都点燃一支香烟,显得非常文静,一身的书生气息。由于韩旭是我的《怒江故事》的责任编辑,电视台的记者将我和他拍了一个镜头,那时我和他走在一条小巷子里,我们没有注意摄影师怎么样拍镜头,我和他在说一些关于写作的事。他说在来稿中又看到了一篇我的稿子,好象题目叫做《摆象棋摊的老人》。我说是,叫他在审稿的时候留意一下。话是这么说,最终我的那篇小说也没有发出来,我后来寄了好几个杂志也没有让我发。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得了奖也不是随便什么样的东西就能拿出来发的,写东西不认真就不会有人轻易地买你的账。同时也说明韩旭和大家看稿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没有到大家编辑部以前,觉得李锦雯应该是一个男同志,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名字也可以取给一个男同志。结果猜错了,小李是一个年轻姑娘,漂亮而且活泼。她叫我木老师,让我很不好意思。她还问我是不是到过怒江。我说到过,我在怒江修了两年公路。她就说,还是要亲身经历过才写得出《怒江故事》来,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我应该感谢怒江,感谢生活。我和小李,在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的时候还有过一些交往,我觉得她在北京认识的人比较多,地形也熟悉。有一次杂志社的同志都出外办事去了,她领我到和平里东土城路吃了一吨饭,记得那个饭店的名字叫金孔雀饭店,在和平里是最好的一家。小李是编辑部里最年轻的一个,她做的杂事也就多一些,她还管着杂志社的财务,她年纪虽然轻,但已经是大家杂志社的主力队员之一。
我到大家编辑部,主要的任务是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记得第一天进了编辑部,就来了三家电视台。一家是云南经济电视台,那两家是昆明电视台。电视台的记者先生和小姐都非常忙,一到下就要对我进行提问,马上就要进行摄象。我却是一点准备也没有,我是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的,在这种时候,只能是赶鸭子上架。第一家采访我的是《云南经济电视台》,摄象师是虎良灿,记者小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位小姐对我的采访最为详细,她问了我在怒江的几乎全部生活情况。她还告诉我,叫我随便讲,不是我讲的所有话都要播放出来,而只是选讲得好的播。这次采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在中途,我们不得不作一个短暂的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她一再叫我放松一些,这样就从一个侧面告诉我在采访时我显得紧张,我听了她的话以后希望自己能和她配合好把这次采访任务完成好。但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还是看见她不时地轻轻皱起了眉头,我是多么地恨自己力不从心。虽然如此,《云南经济电视台》的采访还是播放出来了,我们家乡的许多人都说看到了我上了镜头,就只是普通话讲得不好,好象是文言文夹着白话文一样。
最后一家是昆明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的这位记者小姐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和出版社的好些人都很熟,她一进大家杂志社来就有好些人走来和她打招呼,我还看见还有人给她送书,可见她是经常到这里来的,人缘关系非常好。在大家编辑部里,这位记者小姐说,她这几天得了感冒,她说她头天晚上还在挂针,由于第二天要到杂志采访,挂了针以后又睡在床上读了我的《怒江故事》,把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大体上都记得有个头绪,就已经到了清晨二点了。我对她的这种敬业精神非常感动,她讲了几句题外话就开始对我进行采访,可是才谈了几句,就有一位她们一起来的小姐叫停一下。她说,我说普通话好象是不习惯,建议我就讲家乡的土话。我说,我讲家乡话你们听不懂,我到昆明来也是没有讲我们家乡的土话的。采访我的那位漂亮的记者小姐马上说,就让他讲这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好,这种话播放出来才显得真实。搞摄像的那个小伙子也在这时候叫我在采访时眼睛要看着记者,我说,我随时都是看着她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旁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家>,还有过去的文学朋友的故事,片断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觉得文学既复杂又单纯,既是诗意的,更是现实生活.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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