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黄，豆叶稀

　　像是小时候落下了病根儿，观摩项目途中看到路边茂密整齐的草心里直痒，不由羡叹，这草真好啊。同行的人盯着草丛说，是啊，小的时候要是看见这么好的草，早拔家里去了。我们这里管割草叫拔草。挺奇怪的，明明是用镰刀割，却说拔。 　　不用镰刀，名副其实空手拔草的活儿也干过。多是在庄稼地里，苗棵间，用镰刀不方便；那些草被苗棵荫庇着，长时间见不着太阳，长得比较嫩，手稍一用力就能拔下来。有水白子草，草棵直立散开，茎叶如剑；热草秧子呈匍匐状，长得较密，多长在地沿上，密密麻麻把地沿遮住；小苗子秧，茎叶细嫩，开喇叭状的花，像牵牛；还有灰灰菜，青青菜，等等。 　　小时候拔草的人多，大人孩子都拔，能发现一处茂密的草不易。小孩子放学没事，重活儿累活干不了，就被支使去拔草，用来喂牲畜家禽。这像是农家孩子的必修课。大人去地里干活儿，有的背一只筐，回家的时候随手扯点青草野菜。玉米棵长到一人高的时候，也有劈自家玉米叶子高粱叶子的，回家喂牲口。 　　那时候已经分田到户了，家家户户有责任田，侍弄庄稼是庄稼人的本分。庄稼侍弄的好坏，成为衡量一个农民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 　　侍弄好庄稼离不开勤快，稍一懒散地里的杂草就窜起来，被人耻笑。好处是给拔草的人提供了草源。经常拔草的人知道去哪里寻。一处一处地方寻遍了，在近处拔草就变得越来越难。 　　拔草需要有伴儿，三两个人一拨儿，投脾气，拔草来去的过程也成了玩儿的过程。那时候我常和常军一起。 　　常军比我大一两岁，两家隔着村小学操场。他父母年龄比我父母年龄大，我管他们叫大爷大娘，对常军直呼其名；他有一个妹妹叫常静。是常还是长，我说不准，因为是小名，只知道是这个音。 　　常军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没什么文化，话不多。他的母亲腿有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读过高中，头脑灵活，说话敞亮，大声大气的。一个有文化腿有残疾的人嫁给一个没文化其貌不扬的人，天知道在媒人那杆秤上两边儿是如何平衡的。 　　有时候，平衡只是一种表象，用农村的俗话说，胳膊折了在袖里。 　　过日子免不了勺子碰锅沿。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父亲常说一个家门儿一个天下。说谁家怎样怎样，父亲习惯归结为，咳，就这家门儿。家门儿像一个符号，给家家户户安上了隐形的标志。 　　自然地，常军家也自有家门儿，自成天下。在这个天下中，他母亲是主导，是灵魂。他母亲的聪明、有文化与他父亲的笨、没文化形成天壤之别。作为这种天壤之别的结合，很显然，常军和常静几乎没有遗传母亲的聪明基因，而是恰恰相反。这像是一个悲剧，却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 　　这个事实如折了的胳膊，即使在袖里，也掩盖不了那块缺失的空荡或是扭曲。作为扭曲的外在表现，他们兄妹俩的挨打受骂时常能看到听到。他母亲主骂，骂中少不了一个傻字。他父亲主打，手边什么方便用什么。我亲眼见他父亲在大门外拿簸箕打常静，吓得她抱头鼠窜，惊恐失声。常军也有挨打骂，相对较少，毕竟是男孩子，得做人，避免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我能听得出他说的那些礼节话问候话大人话出自他母亲的教育。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有点虚张声势，生怕别人看出他的内在虚弱，怕别人说他傻。可是我知道，有时候别人说你傻不是用明确的语言，而是用嘻笑和眼神。 　　在村子里，判定一个人傻不傻，笨不笨，正常不正常，都用事例说话。时间久了，那些事例便成了一个人的口碑档案，存入村里人的记忆，难以更改。 　　同样，判定一个家庭所谓是什么家门儿，也是用事例说话，比如这家人对待老人，和同族院中或地邻的关系处理，等等，也成为口碑档案，被人传播，定性。 　　很显然，常军的父母在对待老人处理兄弟妯娌和庄乡关系方面受人诟病，那些事例和议论如一顶隐形的牌子，挂在他家门上，威力强过公家颁布的所谓十好人家。 　　对于这些事，我隐隐知道，但并不关心，依然故我和常军结伴往来，去地里拔草，去游泳游戏。好在在这方面，家里人没有干涉，每有他来找我，家里人对他都挺好的，遇到吃饭或是有好吃的，也给他吃。他谦让一下后接着，和我结伴出去。有时候我们一起在外面玩儿饿了，我回家拿吃的，时有拿给他一份儿，祖母和母亲从不阻拦。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一人一个玉米面饼子，一块蒸熟了的地瓜咸菜。饿了吃什么都香。两个玩儿伴在一起吃更显香甜。 　　我们俩时常结伴儿写作业，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去他家。他母亲夸我字写得好，有一次还一时兴起拿起笔写了几个字给我们俩示范，果然大气。她还教我，要想写好字不能用圆珠笔，得用钢笔。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光亮，和那个打骂儿女时恶狠狠的样子判若两人。对此，常军并没有表现出自豪，反而是惊慌少自在。我觉得在他母亲面前，他的心像是一直提着，不敢放下来。或许夜里睡觉时能完全放下来吧。 　　除了写作业，多是去地里拔草，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村南和东南，要过一条河。那里庄稼地多，寻到草的机率大。 　　河北岸是槐林。秋天时候树叶变黄，次第落下，有放羊的赶着羊去吃树叶，和树丛边上的枯草。槐树丛枝上有刺，即使边上有疏散的草，我们也不喜欢去拔，怕扎着。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在树棵较大的地方玩儿，找那种沙猴子，用来在石板上写字。 　　河南岸有玉米地和豆子地，我们时常去那里拔草。推一辆独轮车，放上筐和镰刀。我们俩轮流推。空车的时候他还行，装上草他就不灵了，常歪倒。与其歪倒了再装车，还不如我一直推着。 　　那一次我们俩带着常静一起去。三个人在黄豆地里拔草。豆子差不多成熟了，叶子落了好多。草少，想拔满筐自然有困难。平时看不上的草也拔，混着豆叶，也劈些半青半干的玉米叶子。在这种时候拔草，常静自然拔得少，常军对她时有厌烦，不想让她跟着。看她一副可怜样儿，我把寻到的草让给她，她欢天喜地，紧着忙活。常军看在眼里，也不再说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树立一个当哥哥的威信。 　　回家路上，他坚持推车，结果还没过河就歪倒了。自我解嘲，说没掌握好。接下来我一路推着，他们俩在后面跟着，踢踏踢踏地，像俩跟班儿。来到桥上，碰到同村的建梅，打了声招呼。我们俩同班，一起去乡里参加口头作文比赛，得过奖。她说话笑吟吟地，声音脆生，穿一双黑色凉鞋，脚小巧白净好看，像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