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油灯和我（三章）

　　　　　　　　　　　　　　小油灯 　　小油灯如一粒新发的豆芽,经不得风的。 　　这逗点般的小油灯一点也不张扬,其实也容不得它张扬,有满天的星呢。要是有月亮,小油灯就更谦卑了,这会，有不少人家就搬只小板凳到院说话。"月亮地里点油灯--头号烧不熟"。"烧不熟"是讥讽那些不会过日子、不会节俭的人的,词典里查不到这词。满月的时候是没多少人家点油灯的,费油,过去日子穷,这也是无奈的事。不过,小村人也会自己安慰自己："瞎子一辈子不点灯,也没省多少灯油钱"，对自己的渴望近乎奢侈:点！能下得了这决心说这话一般都是孩子晚上要写字了。 　　太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跑到乡场上去了,捉迷藏,做游戏。 　　"亮月牙,查豆查,查大的,查小的,查你能跑的-欧" 　　我们围坐一圈,一起拍手唱着童谣,当一只手拍丢在谁的背后的时候,小伙伴们发觉了就会拼命的跑,逮到了,一堆的笑。月亮是乡村孩子的朋友。 　　去年过年我回老家，没头脑的提及小油灯和那句歇后语来,我表侄一脸迷惑。长我两岁的老表接话:咳,什么时候了,没有了,现在人哪知那些！ 　　也是,没有了好。 　　到我能用钢笔写字的时候我就会做小油灯了。乡村的小油灯多半都是墨水瓶做的。墨水用完了,没有一家人舍得把空瓶扔掉,留着做小油灯。在瓶口剪个盖,盖中打个孔,然后用细竹杆插在孔里,把用棉花捻成的芯穿过竹孔就成,芯会自动"吸油",烧不到竹的；当然,要是把竹换成铁皮最好。铁皮是用罐头盒剪的。盖一般只是一块小圆铁皮,黑水瓶原盖最好,严丝合缝,就是小油灯倒了也不会漏油,但盖上圆孔难打,一般人家都只是在瓶口剪个小铁片盖上就成。 　　王叔是我家的邻居,成份不好,是地主。他常帮我们家做些挑水之类的力气活。父亲是队里的记工员,这也算是对他下放的照顾,虽说读书在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但是父亲常会呵斥我们"写字去",好象他就从来没想过"点灯费油"的事。那天江叔带着小冬到我们家来,小冬是江叔的儿子,要上三年级了。父亲看江叔神情庄重的样就知道"有事",江叔敬重父亲,家里有什么事都会找父亲商量。我知道江叔家一定有什么大事了。小冬也没了往日的活泼,直直的站着。父亲问过之后,江叔似乎鼓足了劲才木木的叫了句我的大名,说是找我的。在乡下,孩子叫大名了那就不能“小视”了,我一下子真的长大了似的。父亲问什么事。江叔说想请我为小冬做盏小油灯。 江叔家孩子多，穷，上大学靠推荐的年月江叔显然没存多大的奢望。父亲不这么认为，说读书总归是有用处的，鼓励江叔一定要让孩子上学。依着这渺茫的希望，江叔让他家的五个孩子都上了学。这样说来，与其说是江叔要我为小冬做灯，不如说是让美好的希冀为如磐的岁月凿开一丝亮色，让深囿于心底的梦想在漫漫的黑夜喘口气儿。 　　我们一家人都觉着这是件正事。父亲要我快点做好把灯给小冬送去。 　　因着我们家和小冬的影响，可喜的是山村里做灯的孩子真的多了，村民们也似乎不大在意这样会费多少的油。在一家家的千格篾窗前，总会有孩子伏案读书、写字的身影。大人们也大多会围在孩子身边，偶尔也会问一些孩子学习方面的事情，要是看到小油灯结灯花了，妈妈们就从发间捏下簪子把灯花拨了，增一片亮。 　　我每年元旦前后都会收到小冬寄我的贺卡，他和我在一个城市。恢复高考以后我们都考上了大学，我读师范，他学的是财会。听父亲说江叔也常到我们家来，说多亏父亲让孩子读书的，提及我为小冬做小油灯时，这老哥俩都一同感叹那段不平常的岁月，说着现在生活的好。
　　　　　　　　　　　　　　　　　　　　台灯
　　其实，在山村用台灯的人并不多，就是有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点。 　　自制的小油灯油烟太大，你要是在灯下看书写作业久了，鼻孔里全是黑烟，村民们家里的墙上那一层厚厚的黄褐色，也都是小油灯给熏的。 　　台灯的油烟不大，可多半的村民不点煤油点柴油，柴油便宜，但结灯花，不长的时间灯罩就叫熏黄了。在那时，帮着家里擦灯罩可算得上是个活的。 　　父亲是擦灯罩的好手。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他就开始站在院内擦灯罩了。一开始油烟多的时候他用报纸“打粗”，一边擦，一边用左手掌把出烟口堵着，用右手扶着另一头呵气。罩颈处是最难擦的了，食指和中指都够不着，父亲就用一只筷子轻轻的摁住报纸擦。报纸不柔软，擦不干净，擦过两遍之后，父亲会用裁好的禾纸来擦。禾纸软，依旧是一边擦一边向灯罩里呵气。呵过气之后他会把灯罩对着太阳看，太阳还没落山，这时，就是有一丁点的黄斑也是看得清的。父亲灯罩擦的的确干净。他把灯罩小心的罩在灯上之后，又用手扶一扶，看是不是妥贴，再围着灯罩看一圈，他的脸上会现出少有的笑容，有时，还会哼几句不上板的京剧，显然，他为自己的劳作自得。 　　父亲也许是为我做样子，因为不久之后他就把擦灯罩的活交给了我。我擦灯罩要比父亲省事的多，因为我手小，可以伸到罩内擦，不用筷子，似乎也不要那么的小心。不过父亲也会检查我的灯罩的，要是哪一天灯罩上有黄斑没擦干净了，他会就数落我：“从小看大，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灯下的时光似乎能给父亲带来满足。我在灯下看书，那会没多少作业，多半是父亲要我读的书。那时父亲下放时带有一大纸箱的书，我常读的一本散文集叫《暖流》，我至今也不知作者是谁。父亲在一旁“写大字”，他也会把毛笔给我，还给我找来颜真卿的字帖让我练：字在百日功，字是人的门面，字是要写好的。其实现在想想，父亲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也是有理想的青年，只不过是多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遭下放了，他哪里心甘，他会把自己的好多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家的台灯是妈妈用的。妈妈是裁缝，为队里做衣服挣工分。我读过书了，父亲也写过字了，妈妈洗碗什么的家务也做的差不多了。我和父亲都上床睡觉了，妈妈就把台灯端放在缝纫机的台板上做衣服。妈妈觉着灯光很亮，怕影响我们休息，就让父亲用白纸剪个盖罩在灯罩上挡光。我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有时我半夜醒来，还看到妈妈坐在缝纫机前做衣服。不知怎的，妈妈这帧背影，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 　　在乡村，台灯可是个不小的家什，不少人家把擦干净的台灯放在堂屋的家堂上当摆设。要是哪家女孩出嫁了，女家首先想到的是陪两盏台灯做嫁妆，把台灯放在磁盆里，灯罩里放上一块崭新的红纸，透着新人的喜气。 　　当我手伸不进灯罩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我高中毕业那年恢复了高考，擦灯罩的事又让父亲给包了。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哪儿也不去，鼓励我复习参加考试。夏天天热，父亲从井里挑来凉水，在我坐的写字台下放只脚盆，把凉水倒在脚盆里，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当他轻轻用手拿我的脚朝盆里放的的时候，我才知他是想用凉水为我降温。他手里拿只扇子，还会不时的在我背后扇几下。太阳偏西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擦灯罩了。点上灯，父亲又悄悄的钻进我床上的蚊帐里。蚊帐里钻有几只蚊子，父亲举着台灯在四下的找，要是看到了，他就轻轻的把罩口靠过去，虫子遇着热浪，就掉进罩里了。捉过蚊帐里的蚊子之后，父亲还会举着灯盯着墙壁上看。他想把屋子里的蚊子都捉尽，有时，蚊子趴的很高，父亲会找来凳子，一手扶墙，一手举灯，借着灯光，我看到父亲肥胖并不灵巧的身影，我的眼睛就湿了。 　　父爱如灯，温暖我心，也激发了我学习的热情。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也就在那年，我上了大学，成了小山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
　　　　　　　　　　　　　　　　　　　　马灯
　　马灯作为用品或是商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依着这曦微的亮色，我看到了我童年的欢悦、苦闷，也看到了我自己人生行走的那几行最初的脚印。
乡夜漫长。鸡鸣犬吠，鼾声如栅，屋外，能给夜色透点亮的，怕只有这马灯了。 　　“白天一片旗，晚上一片灯”，那是夜晚民工挑土扒河的工地。机器轰鸣，杈影草飞，那是村民在夜晚灯下给麦子脱粒。这些我都是听大人说的，这些马灯下的生活场景我只能用文字作一些简单的想象，并没有多少真切的体验。 　　夜晚马灯照亮后给我印象最深的竟是戏台。 　　戏台在乡场上：埋两根树棒，拉一根绳，绳上拴吊着在风中晃悠的四五只马灯。乡夜虽很寂聊，可喜的是那会儿每个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也都是村民，宣传队经常为村民演出，唱“小小竹排”和“小铁梅出门卖货”什么的，也有“三句半”之类的表演唱。表演并不出众，唱声也常失真，马灯吊的高，还晃，也不能看清演员的脸，这些没多少人较真，村民们跟着“演员”唱，有时演员上句词还没唱完，观众就把下一句给唱了出来。看得出，这些都是“老节目”了，村民们早已烂熟于心，就象不少村民能把一部样板戏从头唱到尾。我们小孩子就更开心了，在乡场上来回的跑着，钻人档儿。散场了，一长串马灯顺着小路蜿蜒，原来，村民们出来看戏的时候，不少人手里都提着马灯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队里给每个社员都发一只马灯的。我高中毕业，成了“社员”，队长除了发一盏马灯给我以外，还给了我一只摇把。队长觉着我有文化，就让我开手扶拖拉机，这可是不少社员想做的美差。这样的好事却让我妈犯了愁，因为我体单力薄，怕伺候不好那玩意。妈妈的担心不久就应验了。有一次，手扶拖拉机我怎么也摇不响，一不小心，摇空的摇把将挂在车上的马灯给砸了。队长很生气。妈妈长吁短叹起来，为我今后的日子担心。 　　后来大队学校没有教师，还好，队长又找到我，重新发了盏马灯给我：教书去吧。 　　除了这盏马灯之外，大队还为我配了一只小闹钟。山民住的分散，有的学生离家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虽说学校下午放学不迟，可不少的孩子到家时天已大黑。为了学生的安全，我们老师就坚持每天“送队”，就是护送孩子回家。回来的时候天黑山路难走，我就点着马灯回家。
我在学校只教了一年的书。大队很满意，学生家长也很喜欢我，都叫我“小陈老师”。我那年十七岁。记得那年学期结束的时候，大队评我是“积极分子”，社员有奖锄子的，有奖铁锹的，大队奖给我的是一盏马灯。 　　虽说马灯不很精贵，但妈妈还是无比的喜，因为她觉着她的儿子有出息了，不用再为他日后的生活犯愁。也就在那年的冬天，国家恢复了高考。我离开学校去上学的时候把马灯交给了校长。也就在那一年，父亲又重新工作了，搬家的时候好多农俱都送了人，妈妈没舍得把那盏“奖品”马灯送人，队上用手扶车送我们的时候，妈妈坐在车上，她怕灯罩坏了，把马灯用布包着。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母亲仍然没把那盏马灯扔掉，虽说那盏马灯连同那一段岁月一样，早已锈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