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文化的执著追寻者 [原创]

　　——读胡杨散文集《东方走廊》有感
　　认识胡杨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胡杨来自敦煌。敦煌的历史文化是大家谈不完的话题，据说很有一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肃而知道敦煌，足见敦煌是何等的“盛大辉煌”。而胡杨就来自敦煌，而且写诗，而且取了一个很有点意思的名字，与那“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植物同名。初见胡杨，便觉得名字起得很贴切，那黝黑的面孔，瘦弱的身躯，很有那在戈壁沙漠中顽强生长的胡杨树的神韵。——那时大家都很年轻，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因为共同的爱好，便经常性地走到一起，争论、探讨、憧憬，一起做着文学的梦。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一起做梦的人已经没有几个能找得见。毕竟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并不轻松，梦醒时分去忙活点别的也无可厚非。人首先得活着，而文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这也许正是我的短视所在。直到有一天，胡杨将他的新著散文集《东方走廊》和诗集《敦煌》摆到我的案头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也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袭上心头：原来我认为遥不可及的目标还有人在努力，我已经基本放弃的东西还有人在坚持……正如胡杨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持续的生活重压和卑琐欲念的蚕食，人们已没有了交谈的心情，各自怀揣一份心思，独自进入自己的长夜，或在冬夜的大地上奔忙于金钱和名利，越来越远离围炉夜谈的路径，越来越远离心灵的真实。”（《围炉夜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样的时刻，胡杨的坚持就显得尤为可贵。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现在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胡杨的最新收获就是这两本著作：《东方走廊》、《敦煌》。散文集《东方走廊》弥漫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作者足之所涉、目之所至离不开敦煌、嘉峪关、玉门关、阳关等河西文化古迹。在他的笔下，阳关是象征悲凉、愁苦、思乡、送别、欢乐、喜悦、回归等种种复杂情感的古老的东方哨所；而玉门关则充满诗意而又凄凉幽怨，积聚梦想而又磨砺重重，是希望与绝望、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可以看出，胡杨对河西大地充满了感情，他对于一些并不为普通人所知晓的地方及景观也给予更多的关注，如被毁坏的屯庄，传说中的白马塔，桥湾、甜水井、寿昌故城、大泉河谷、石包城、疙瘩井、苜蓿烽、马营河、伊腾湖、讨赖河峡谷、西流河、扬歌、骆驼城、骟马城、榆林窟、渥洼池等等。他的目光总是在那些古城池、古墓群、古建筑、古关隘、古驿址中流连忘返。他甚至追寻到充满死亡气息的罗布泊，置身于雅丹地貌去体会那一份独特的感受。作者也注意到了岩画、石刻、汉简、马灯、陶片、民间的歌声这样一些历史的细节。通过胡杨的描述，这些都已不再是深藏在史书中的文字符号，也不再是某个人迹罕至的地理方位。胡杨的意义在于为其赋予感情色彩，因为有了人类的关照和探询，风物不再是自然的风物，而显得更加深邃，更加耐人寻味，更加让人感慨历史的漫长和生存的艰难。 　　与此同时，胡杨也注意到了在西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的一些动植物，如大到声名显赫的胡杨树，小到戈壁滩上不起眼的沙葱，祁连山麓的雪莲，生动的棉桃，看不完的油菜花，芦苇和苜蓿，肃北草原的盘羊，高原上的白唇鹿，城墙里飞出的乌鸦，西域大地上奔腾的马……胡杨对马充满了热爱，文章中多次加以赞叹： “……当人们真正拥有一匹马，在马宽容的背上驾御时间和力量，人们一度将此作为生命的家园……”（《胡马》）。“……马作为速度的象征，开拓着人类的想象。一匹马甚至可以超凡脱俗，成为天马。”“驿马的速度，急切，英勇，像一道闪电……”（《驿传的速度》）。 　　在《东方走廊》中，也有一些涉及写人的篇章，那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清明节，作者怀念牧羊的姑妈，姑妈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不仅驱散了寂寞，也是作者最初的文学启蒙。还有诗人昌耀，蛰居西部小城诗情奔涌的林染，陶醉在莫高窟而远离尘俗一生未嫁的敦煌少女……仔细读来，这些篇章更为亲切自然。 　　我认为，《东方走廊》也有不足，比如过于注重文字的华丽，有时反而将朴素的情感淹没去了；一些部分体验还需更细致一些，开掘也需更深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