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流血的儿童节：我们在仇恨中还有多少安全？

　　流血的儿童节：我们在仇恨中还有多少安全？

　　2月24日上午，一男子冲入上海市普陀区某小学持刀劫持一学生。公安特警队员、武警防暴队员迅速出动。经与犯罪嫌疑人巧妙周旋，在确保人质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公安特警队员把握恰当时机强行突入，成功解救被劫学生，擒获犯罪嫌疑人。 　　4月30日，上海警方成功处置一起发端于浙江杭州的劫持人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被劫母子得到解救。但被劫男孩却受了重伤，生死难卜。 　　5月9日下午，一男性歹徒在上海浦东某超市停车场持刀劫持一名女孩，由被劫女孩的父亲开车，沿杨高路逃逸。经过五小时的僵持，警方果断实施强攻，一举擒获歹徒，成功解救被劫女孩。 　　5月14日下午4点左右，紧靠重庆最繁华商业街——解方碑商业步行街的较场口闹市区一人当街持刀劫持幼女。警方赶到现场后果断开枪击伤劫持者，成功将人质安全解救。
　　在面临儿童节来临的时刻，我不但没有感到高兴，不但没有重温我的儿童节时那种快乐的回忆，不但没有重温我在当少先队大队长时候的那种快乐，不但没有重温我在当少先大队主辅导员时的那份快乐，反而感到莫名的悲伤。 　　在我的记忆中，“严打”是一个随着时代而不断攀升的字眼。在没有“严打”的时候，好象街上贴布告枪毙罪犯很少，随着“严打”的不断攀升，那街上的布告越来越像“牛皮癣”一样，泛滥起来。当年一群群人聚在布告前观看宣判的场面也是明日黄花。在这些被判有罪的布告后面，有多少故事，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冤假错案”这个词，似乎是对“文革”的“罪恶”的一种声讨。“文革”后期，有一串串数字在表明，在“文革”期间有多少多少冤假错案。在这些简单的数字面前，我们被煽动起了对“文革”的仇恨。作为“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对文革的印象，自然被教导为“人类浩劫”。似乎我们正生长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 　　然而，当我们一个早晨起来，发现原来当官的是黑社会的幕后；发现我们这些无辜的红领巾居然变成了别人手中的“王牌”；变成了要挟的工具；发现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荒唐事：被判杀妻罪的佘祥林却因为妻子回来而让国人大跌眼镜。 　　我们在满足于警察击中劫持者的快感的时候，不但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反而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更大的恐惧中，这种恐惧是被人们常常忽略的感觉。无论你是年长者，还是年幼，你可能在晚上睡在家里时，成为别人手中的肉，你可能在大街上忽然就沦为人质。当你面临这样的社会处境时，你还有什么地方值得高兴呢？ 　　发生在杭州文二路的那场劫持儿童事件，最终儿童也没有被安全地“解救”。儿童的脑伤，被怀疑是警察的枪伤。劫持者与被劫持者最终都同归于尽，这是最常见的结果。警察的作用，似乎就是见证这场同归于尽真人秀的观众。没有人有权利质问警察的所谓“解救”的决定，没有人有权利讨个公道。更没有人有权利质问：为什么无辜的人总是被当作人质？ 　　无辜的人被当作人质，他们被劫持者当作手中的工具，沦为劫持者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现实。没有人去思考这后面的问题，没有人去追问被警察格杀勿论的劫持者。社会统统把他们当成“歹徒”，不论真实情况如何，他们不被警察手中的枪打死，也必然被社会的所谓口水淹死。社会不再去追问这一切的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当四月的劫持者被抓之后，五月的劫持者依然“前赴后继”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些劫持者，为什么会如此冒生命的危险而去动持人质呢？ 　　我们想到的，依然是一个简单的思维方法：他们是歹徒。 　　没有人想到，制造歹徒的歹徒！ 　　正是这些制造歹徒的歹徒才是我们身边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制造出我们的人身危险因素。 　　这个歹徒是谁？ 　　这个歹徒，就是不平等的观念。 　　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一代又一代革命，反抗，为的就是一个理想，“争取平等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哪个社会，当“革命”过去之后，新的“不平等”的秩序又建立起来，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却披着“平等”的外衣。在这种“平等”假设下，一部分人有理由“先富起来”，却没人敢质问，凭什么他能“先”富起来？这个“先”是谁给予的权力？而其它人凭什么就应该“后”？从这个时候起，新的不平等就以新的“平等”的观念进入人们的思维了。 　　其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揭示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人们都知道“平等”的概念和平等的精神是美国的精神，却不知，在美国之前，英国人自从亚瑟王开始，就形成了。征服者贵族之间要求“平等”，于是，贵族与国王之间要求“平等”，当这种“平等”的斗争，结果形成了“分权”的机制之后，“平等”的可能性就成为英国人的现实。资产阶级上台，自然要继承贵族的“平等”“传统，”其实，他们的革新，恰恰是继承传统，而那些阻碍他们获得平等权利的贵族，恰恰与传统的“平等”观念相反，竭力证明他们的“不平等”规则。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这种被资产阶级用过的“平等”观念，又成为工人阶级的武器。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历来都是社会最根本的价值观。他们要求在“平等”的起跑线上竞争，他们要求在平等的机会上竞争。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就是一种“平等”的学说。虽然，他们的社会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也存在着我们目前所面的“劫持者”，但是，他们的价值观里有着“平等”。正是在平等的价值观建成了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才形成了英国的二十世纪“福利社会”的模式，才有工党上台执政的可能。 　　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改革之初，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主张的“公平”，“平等”观念统统扫除干净，以为正是“平等”观念才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对着“大锅饭”喊打，把“平等”的观念，连同“大锅饭”一起连根拔掉。在我们怀疑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我们恰恰忘记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个论断，在我们推崇它的时候，资本被看成是罪恶，可当我们回过头来，推崇资本的时候，又忘记了这句话。我们总是在一个简单的思维中转来转去：要么维持“公平”，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必须去掉“公平”。陷入了这样一个自我设定的悖论圈套里。在那些试图通过据国有资产为己有的人那里，他们深深懂得了马克思的论断，既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是血腥的，那么，要获取资本，就必须采用血腥的手段。换言之，要获取优先了他人的“权利”，就必须采取血腥的手段。 　　当我们轻易地把“平等”观念当作“落后”的东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自己掘自己的坟墓。我们不知道，丢掉了这个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就变得黑白颠倒起来，我们就必然陷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困境。 　　而这些被劫被杀的无辜者，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轻易丢掉了以“平等”的平民社会为理想的毛泽东社会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之后，当我们把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当作乌托邦而称为“幼稚”的空想的时候，当我们在嘲笑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幼稚的”理论的时候，我们究竟有多少聪明呢？ 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又有多少“成熟”呢？ 　　当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被劫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又是何等的幼稚！比起毛泽东的“乌托邦”，不知幼稚了多当倍！我们不懂得“平等”的价值观体系，对维系一个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我们不懂得平等的社会观念，正是一个社会安全存在的基石。我们不懂得，当我们搬掉了这个基石，我们整个的安全大厦必将倾覆。 　　英国人早在美国人之前，就懂得了用“平等”来建立社会整个价值观体系。中国并不比他们迟，在韩愈的词汇里，就有“一视同仁”。尽管我们可以说，韩愈的“一视同仁”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平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思考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实质”实质上又是怎样的实质呢？韩愈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历代推翻统治集团的起义那个“均平富”的口号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这个“平等”的口号，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开始是“将相宁无种乎？”，是平民与贵族的“平等”意识，然后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平民与帝王之间的平等意识。在那些时代，“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为什么还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平等”口号呢？而我们现在，又在重复着不平等的价值观，试图用它来代替“平等”的价值观体系，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血的代价，换回来的价值观体系，一时之间，被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改革者”扔掉之后，我们又必然要重新付出沉重的代价去购买它。 　　当我们用平等的价值观来建立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时候，我们的和谐社会才有希望。我们才会尽量少地避免把那些弱者逼上绝路。一个人，当他彻底地丢掉了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利益，平等空间的时候，他如果不是选择忍耐，他就必然选择反抗，他如果不是选择自杀，他就必然选择谋杀！ 　　一个颠覆了平等价值观体系的社会，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我在儿童节来临之际，更加为我们的儿童的生存状态担忧。我们的未来，又必然是如昨天一样，看到那一幕幕悲剧继续在我们身边上演。 　　因此，我们也被迫奋起反抗：追究那些破坏平等价值观的当权者，向他们讨回应有的平等权利，建立法制的平等体系。只有这样，才有社会的新生！只有这样，我们的儿童才能过上一个真正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