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山村记事

　　（一）快乐童年 　　姥爷所在的村子地处沂蒙山区的边沿，虽没有高山大河，却到处是起伏的山岭潺潺的流水。整个村子依山而建，高低错落，一目了然。更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布满了房前屋后，春天一到百树吐绿，把个小山村点缀的煞是好看。上学以前，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姥爷家度过的，只要母亲不采取强硬措施，我是不回去的。这不只是慈祥善良的姥爷姥娘对我宠爱有加，更主要的是山里有许许多多美妙无比令人留恋往返的好东西。层层叠叠的山峦就像一座庞大的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拿花来说吧，有黄黄的迎春、红红的碧桃、洁白的梨花，还有亭亭玉立的石竹，以及下霜后仍凌寒怒开的野菊花。除了白雪覆盖的冬季，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花把山村映衬的分外美丽。石竹盛开的季节，每次上山姥娘总叮嘱我采把石竹回来，然后用它给我煮鸡蛋吃。用石竹煮过的鸡蛋有一股涩涩的清香，据说吃了能强身健体醒目养神。去年我到青岛崂山，那里产一种石竹炮制的石竹茶，涩涩的清香一下子勾起了我美好的回忆。为了能够常常重温儿时的梦境，我买了大大的一包。 　　一年四季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的鸟儿，是山村的另一大特色。山里树多鸟也多。有长尾巴长嘴的喜鹊，专挑最高的枝头停留，尾巴一翘一翘的，喳喳的叫着，声音响亮，传的很远。叫声舒缓而悠扬的是布谷鸟，不过我只听见它的叫声，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却从来没有见过它的本来面貌，因为它很刁，一有动静就会迅速飞掉。而两眼贼亮的夜猫子，老在夜间出现，声音凄惨恐怖。姥娘说，“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要是谁听见夜猫子笑，那他就离到天国不远了。这当然是迷信不可信，不过在那时却对年幼的我起着强烈的震慑作用，天一黑，调皮好动的我就乖乖的回家，更不敢在晚上到处乱窜。至于那些胖胖的斑鸠，漂亮的画眉，更是不甘寂寞赶来凑热闹，把寂静空阔的山村搞得像个大戏台。而我最喜欢在河边低矮的树丛中蹦蹦跳跳的小月月牛，它常常成为我和伙伴们游戏和射杀的目标。常用的武器是弹弓，姥爷是制作弹弓的好手。选一处大小合适而又结实的树杈，一般是胡桃树和燕子树。把树杈截断，去皮，磨光滑。再用废旧的内车胎剪两条皮子，皮子的一头拴在树杈上，另一头拴在一块小小的牛皮上，我们叫它窝“。子弹是用土和泥做成的。捏一小块泥，放在掌心里搓，直到变成滚圆的一个。挑一块平整干净的石板，一字儿排好，干了就可以使用了。一天的工夫我们能打到十几只小月月牛。有时拿回家让姥娘放在炉膛里烧烧吃，有时就在野外捡些干燥的树枝和野草，把打到的鸟放上去，在鸟毛烧焦的浓烈难闻的气味中，会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钻进鼻孔，馋的我和伙伴们口水直流。往往还等不到烧熟，就迫不及待的用树枝拨拉出来，毛手毛脚的把脏皮扒掉，下嘴就咬，一直吃的两手和嘴巴都乌黑。 　　狗蛋是我最好的伙伴，团头团脑的，很惹人喜欢。我和狗蛋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是粘知了。姥娘用面和少许面筋，姥爷给我挑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面筋捏在木棍头上，知了的翅膀一碰到面筋就会被粘住，“知了知了”的拼命挣扎，但已无回天之力。半天时间我们就能粘一百多个。然后两人分开，喜滋滋的回家。在山上粘知了可不容易，树大多长在坡上和山沟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粘知了的杆子也有可能被折断。每次粘完知了，我们的手上腿上都会伤痕累累，这时姥娘会用盐水给我洗伤口，直痛的我呲牙裂嘴。 　　秋季是一年四季中最丰富的季节。地瓜，花生，板栗，酸枣，柿子，苹果，蚂蚱——在山坡上捉蚂蚱累了，便到花生地里拔几墩花生，渴了，就爬到泉子边喝几口。最后肚子涨鼓鼓的，像个弥勒佛，不长时间就会拉肚子，直拉得甘肠寸断，浑身没一点力气。酸枣熟了的时候，我会把姥娘给我缝制的书包挂在脖子上摘酸枣。姥娘一点一点的给我攒着，攒多了，就让姥爷拿到乡里的收购站上卖掉，换回几只铅笔几块橡皮。秋末冬初，最刺激的一件事是跟着舅舅们去打野兔。我的四个舅舅个个枪法奇准，最多的一次四舅一人一天竟打了二十只。我的任务是用一个大大的帆布包背着那些可怜的兔子，所以每次都把我累的眼冒金星腿脚酸软，往往一回家倒头便睡。等姥娘暖暖的叫声撑开我眼皮的时候，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兔肉摆在了面前—— 　　（二）永远的怀念 　　姥娘嫁给姥爷的那一年刚好十六岁。姥爷是村子里标准的美髯公，个子高模样俊，有点像关公。姥娘是方圆十几里公认的美人。两位老人当时的结合真可谓郎才女貌天造地设。但姥爷家贫，只有三间土房和三亩薄地。而姥娘的身世有些凄惨，七岁时爹娘撒手而去，是她的舅舅收养了她。她舅舅是当地很有名气的漆匠，家境还算富裕，所以结婚时带过来丰厚的嫁妆。谁知在成婚的当天晚上，一伙土匪爬进了姥爷低矮的院墙，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劫一空，就连一床被子也没给留下。姥爷和姥娘相拥着坐到了天亮。就从那刻起，姥爷和姥娘的心便紧紧的连在了一起，从而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人生旅程。 　　姥爷和姥娘共生了二个女儿五个儿子，第五个儿子落地的时候正是生活最困苦的时候，无可奈何的姥爷走了二十几里路，把孩子放在了镇上一户人家的大门口。等生活富裕以后，孩子却再也找不上了，这成了姥爷姥娘的一块心病。我的四个舅舅结合了姥娘姥爷的长处，个个身材挺拔相貌堂堂，在村子里首屈一指。以前儿女多表示着人丁兴旺，是好事，但在他们成长时期却赶上大跃进，吃尽了苦头。五八年农业大丰收，是个好年头，据姥爷说有些地瓜就像枕头一样大小。可是上边号召要抵御美苏的进攻，大炼钢铁，男女老少齐上阵，满山遍野的地瓜就烂在了地里。到了五九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老百姓没了粮食吃，个个饿的肚皮贴着脊梁骨。没办法，姥爷领着年龄稍大的母亲和大舅出去乞讨，姥娘则带领二姨和三个舅舅上山挖野菜摘树叶。说是要饭，当时全国上下形势都差不多，根本讨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一片地瓜干，一碗稀的可以照出人影的面汤，就令乞讨者喜出望外。一次到了一个窑洞，窑主人正在熬一小锅白菜，里边还掺上了一点点豆面，香味弥漫了整个窑洞。母亲和大舅依偎在锅台旁，红红的火光映着两人蜡黄的脸蛋，肚子叽里咕噜的叫声接连不断，无神的眼睛死盯着冒着热气的锅盖，喉咙在不断的蠕动。主人给母亲和大舅各舀了一小碗，大舅便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嘴唇都烫起了泡。主人又瞅瞅满脸浮肿的姥爷，狠了狠心又舀了半碗递了过来。那是母亲奔波了一个多月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一直到今天，母亲对那时的情节还记忆犹新。 　　而在家挖野菜的姥娘，因为山石松动滚下山坡，腿骨骨折。幸亏本村有一位接骨能手，才没留下后遗症。在那个馄饨的年代，因了姥娘和姥爷的能干，因了漫山遍野的树木，儿女们得以生存下来。 　　而现在当我再回到那个给我无穷乐趣的小山村，那些曾养育了一代山里人帮他们度过难关的树木，早已没了踪影。只有稀疏的几棵孤独的立在瑟瑟风中苟延残喘，发出呜咽的声响。打石头的炮声在这个村子的四周此起彼伏，石子粉碎机扬起的白色的灰尘，落满了农户的屋顶和田地里的庄稼，就像下了厚厚的一层霜。 　　姥爷身材高大，却性情温和，家里事全凭姥娘作主。姥娘心灵手巧，不管是农活还是家务，都安排的井井有条。一家人的鞋子、鞋垫、袜子、衣服，都由姥娘一人缝制。到了晚年，姥娘的眼睛看不清了，加上生活水平提高了，舅舅们的衣服才送到制衣铺去做。姥娘最拿手的是做饭，再平常不过的东西经过她的调配，便成为可口的美味佳肴。逢年过节，姥娘做完饽饽，总会留下一块面专门做些小动物给我享用。有用模子卡出的金鱼，在头部摁上两个杷豆，算是鱼眼。把面捏成长长的一条，再在手中变戏法似的一扭一挽，就成了鸽子，在翘起的头上摁上两个绿豆，鸽子立即活灵活现，展翅欲飞。姥娘用大铁锅熬的小米稀饭，又粘又香，我永远喝不够。不知是现在小米的品种发生了变异，还是现代化器具的缘故，我总熬不出那种味道，更没有那种温馨亲切的感觉。 　　姥爷是村里的大明白人，谁家有不明白的事情必定向姥爷请教。姥爷也是处理邻里纠纷的好手，不管是夫妻闹意见，还是东家偷了西家的鸡，西家的羊吃了东家的麦苗，姥爷一到，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为姥爷处事公正，重证据，有说服力。姥爷还是勤劳能干的典范。层层梯田里庄稼长得最好的那块，必定是姥爷家的。姥爷还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赶集做些小买卖。打谷剩下的干草，姥爷以低廉的价格收来，再推到较远的集市上卖掉。母亲小时候家里小推车的车轱辘还是木头的，特别笨重。可就是这样，姥爷推着它，母亲拉着它，从子夜就开始动身，等到了一百二十里以外的坊子大集，已是日上竿头。等卖掉干草，姥爷就会给母亲买两个包子，要一碗咸汤，而姥爷自己则就着白开水啃着带来的窝窝头。回家后，姥爷会吩咐姥娘烧一盆热水，亲自给母亲刺破紫红紫红的血泡。 　　姥娘对于我的上窜下跳一般不加约束，她认为这是孩子的天性，只是常常叮嘱不要伤到身体要及时回家。但她对我的某些行为则会严厉斥责，如偷拔别人田里的花生、甜瓜、黄瓜、西红柿等，只要被发现，严厉的责骂是免不了的，有时苛刻的程度连舅舅们都觉得有些过分。“我们自己家又不是没有，馋了到自己地里摘，不要糟蹋别人的。”有一次，我到铁蛋家玩耍，在他家柜子腿旁发现一枚五分的硬币。我悄悄的把它攥在了手心，迫不及待的跑回家向姥娘邀功。没想到姥娘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顺手拿起烧火棍就狠狠的抽打我的屁股蛋：“没出息的东西。这么小就偷，长大了还怎么做人？做人要堂堂正正。”我辩解说是拾的，姥娘依然不依不饶，扯着我到铁蛋家还了那五分钱才作罢。 　　我第一次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是爸爸妈妈教的，也不是跟老师学的，而是目不识丁的姥娘用责骂和棍棒告诉我的，虽然有些粗鲁，却行之有效。从此以后，我虽然调皮，却再也不会去破坏偷拿别人的东西。当伙伴们拉我去偷摘生产队或别人田里的瓜果，我总是竭力反对。实在拗不过，我就在外边望风，为此，许多小伙伴不再和我玩耍。只有心地善良的狗蛋和我志同道合，为此我两成了知己，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随着大妗子的进门，姥娘的日子开始暗淡起来，明媚的阳光化不开姥娘和大妗子之间的成见和敌视。当我星期天或节假日再到姥娘家，便时常听见姥娘的长吁短叹，以及由于长期生闷气而发出的长长的嘎气声。不久，姥娘就得了肺气肿，到医院检查时已到了晚期。上帝看着这个劳苦了一生才要开始享受好日子的小脚女人，爱莫能助。 　　后来，当我踏入社会，娶妻生子，发现媳妇和婆婆之间总是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为什么媳妇和婆婆不能像母亲和女儿一样亲密融洽的相处？为什么一些不该发生的矛盾要在这一老一少两代人中间发生？让本该和睦幸福的家庭遭受一场又一场霜雪的击打。是血缘的关系，还是人类心中固有的自私排挤的本性在作祟？ 　　当我跪在姥娘的骨灰盒前，当陪灵的亲人开始干嚎的时候，我却没有一滴眼泪。我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和对姥娘的敬仰。眼泪吗？似乎太普通太直白。烧纸钱吗？似乎太肤浅太莽撞。我的痛在眼里在骨头里在心里，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当二舅拉我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神僵直而迷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老是觉得灵魂在肉体之外游荡，它似乎在牵引着我去寻找一件东西。后来母亲说，几个舅舅对我相当的不满意：你看巍巍，连滴眼泪都没掉，咱娘真是白痛他一顿。母亲就说：你这孩子，怎么还挤不出几滴眼泪。我想说：眼泪并不一定代表着悲痛，有些东西是眼泪所无法表达的。但我终于没说，因为母亲这辈没上过学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和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两代人产生隔阂的原因所在。 　　母亲说姥娘去世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二舅和四舅还没有说上媳妇，第二个就是我。姥娘说：我找人给这孩子算过，怕是将来要受些磨难。事实正是如此。我出生是逆生，差点要了老母亲的命。八岁那年患了肾炎差点不能生育。十岁又得了胸膜炎，打了三个月的青链霉素，打的屁股萎缩，至今还没有发育完全。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被车碰掉了两颗门牙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因为又酸又臭的脾气而屡次失去成功和晋升的机会。 　　姥娘去世后，二舅和四舅为了能说上个媳妇去了东北，那时还叫“下关东”。三舅随三妗子落户他乡。一年后，大舅和姥爷分了家。姥爷虽然老了，却一直侍弄着一块自留地，一生劳作不止。姥爷说：人由天生，老了归土。那时我全家已搬到了县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必定骑着自行车去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姥爷家。除了给姥爷送些日常生活用品外，主要帮姥爷干些重体力活。我推着小推车，姥爷在前边赶着小毛驴，在邻居羡慕的眼光里，姥爷满足的笑意就从深深浅浅的皱纹里弥漫开来。晚上，我会烧一锅开水，给姥爷泡脚洗脚。抚摩着姥爷粗糙而又满是裂口的大脚丫子，在袅袅的热气中，我和姥爷的双眼都会不由自主湿润起来。洗完脚，我又给姥爷剪指甲，那些粗硬的角质在我手中脆响着纷纷落下，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爬上心头。有时，眼泪会不争气的悄悄滑落。姥爷慈祥的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温顺得像只绵羊。直到今天，我还时时回想起他的神情，那是一位老人满足和幸福的微笑。对于老人而言，他不计较你会给他买什么美味佳肴高档服饰，儿女子孙们一丁点的关心和照顾，在他看来是最最幸福的。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一生勤劳能干的姥爷在他八十三岁的那年，倒在了他那块自留地里，正验证了他的那句“人由天生，老了归土”的论语。 　　姥爷去世后，按照当地夫妻合葬的风俗，把姥娘的坟打开，把姥爷的骨灰盒放进去。从此，一对平凡而恩爱的老人，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演绎他们在人间没能演绎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