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暧昧的古寺

　　古寺修建于明正统五年至天顺六年，即1440年至1460年，在涪江上游的一个大拐弯处。作为涪江上游最伟大的文明，古寺虽然是与原始和蒙昧背离的，却又保留了许多原始、本真的东西。如果想探寻那些原始与本真，我们只有劈开支撑寺庙的巨大的雄性楠木，深入到比佛教的精神更深远的地方去。

　　除规模小些外，古寺和北京的故宫没啥两样。事实上，修造古寺的那帮工匠正是修造故宫的那帮。唯其如此，古寺从晒不到明朝的太阳那天起就变得暧昧起来，被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国家另立中央的土宫，且滋生出许许多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传说。我想，古寺的这层暧昧正是时常笼罩历史、笼罩人心的暧昧。本来是一段清白的历史，却硬要被搅浑；本来是一个清白的人，却硬要被整黑、整脏。

　　古寺坐西面东，平面布局，由东而西次第升高。主体建筑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左右对称，分前、中、后三进院落。巧夺天工。材料为纯正的雄性楠木，质地坚硬，不虫蛀不结网，抗震性极强，芳香四溢。

　　古寺就是今天坐落在川西北平武县城的报恩寺。

　　说到报恩寺，就不能不说王玺──报恩寺的缔造人。报恩寺的建筑艺术享誉中外，王玺却鲜为人知。王玺字廷璋，扬州进士王行俭的五世孙。府志上说他“髫龄时有丈夫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当承阴日，稔知番猓情形。泊袭后，子惠番民，颂声载道。”我们可以凭借报恩寺里的一尊泥像来瞻仰王玺文质的相貌和气度。古人也许是越文质越厉害。说王玺看到山高皇帝远修宫殿另立中央是毫无依据、甚至荒唐可笑的。明天顺六年的《报恩宝坊十景诗序》载，王玺对天宁寺主持正知说：“吾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夙夜感戴，未遑莫报涓矣，惟欲修一刹，令尔等朝夕祖延圣寿，以表丹诚，古藏经而有所安放。”正知听了，把手放在额头上赞叹了许久。

　　那年七月，王玺进京朝贡，把修刹的事书面报告了皇帝。皇帝说，ＯＫ!这之前，王玺曾两次领各寨番牌进京朝贡，和皇帝混熟了。1440年，报恩寺破土动工。1446年大的框架搭成。1452年，王玺死，其子王鉴继续修建。1460年竣工。

　　勿庸置疑，报恩寺的设计是在王玺手上完成的。王玺不是不懂佛寺规格的人，但他却把佛寺修得像皇宫。这里面肯定有他个人的东西，比如某种难言的情结。这种情结像寺内的大雄宝殿一般雄伟，又像回廊一样幽暗。正是这种情结，使王玺多了几分可爱，多了几分神秘。佛寺类似王宫僭制，难免遭人闲话和暗算。有人举报到了皇帝老儿那里。举报者可能就是王玺的顶头上司、世代热爱天宁寺的薛姓知州。然而，皇帝老儿不以为然，反倒潇洒地批示：“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

　　如果说，报恩寺赋予了这片蛮荒之地理性的话，那便是它竖起了一面文明的旗帜，但正是这面旗帜吮吸了涪江上游原始、天然的诗意。如果说，报恩寺带给了我们啥艺术，那也只能是汉字正楷书写时体现出的那种无趣的东西。报恩寺是一座佛寺，但其意味又在佛寺之外，它在涪江上游竖起了永远的文明，同时又把薛姓土司永久地置于了它的阴影中。百年之后，薛姓土司果然谋反，导致改土归流，从此衰败。

　　报恩寺包含了佛以外、建筑以外的东西，一种隐私般的东西。报恩寺和王玺的关系，是那种彼此折磨的情人关系。

　　报恩寺虽然已被定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但终因搁置深山罕为人知。说报恩寺名扬四海，难免言过其实。但报恩寺确实牵涉到一个名扬四海的人，他就是四川新都的杨升庵。王玺的孙女婿。明代状元。杨升庵是大文豪，脑瓜子灵透又勤奋，著述特多，但并未中庸，所以才有1524年因“议大礼”触怒皇帝、72岁客死他乡的惨景。报恩寺大门匾额“敕修报恩寺”五字便为升庵所书。

　　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去报恩寺。在我的感觉中，报恩寺不是佛 ，不是艺术，更不是权力，而是一个睡眠，一个500多年前就呈现了的睡眠，在古柏的浓荫中，就像那些构架它的早已失去生命的楠木一样。我一直妄想从中嗅出点什么，一点几百年前的什么，一点佛的什么，一点王姓土司的什么，一点我自己血脉的什么。但最终是一无所获。